现代化究竟源于“西化”还是“东化”？

“地理大发现”和东西航路的开通，使得西方人对东方的神奇氛围十分倾倒，同时也想进行东方殖民和文化传教。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mcos Savier），从1542年到1552年，步行在10万公里以上，足迹遍及印度、锡兰、满剌加、新加坡、摩鹿加群岛中的干那底和安波那等地。在日本一年多，他发现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决心来中国。但由于中国禁海难以进入中国腹地，在澳门外徘徊而不得进，{zh1}于1552年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上。后来，利玛窦等更多的传教士进入澳门，继承并发展了沙勿略的宗教输出和文化交流思想的策略，通过不断完善传教方式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同情与理解，并且逐步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触。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并且深究：

首先，现代性与全球化几乎是五百年前同时发生的，至今仍在继续。西方史学家在《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成就本身。”这里面的潜台词不可小看。其实，地理位置的“西方”，狭义地说，是莱茵河以西最早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欧地区，广义地说，则是与西欧文明有血缘关系的一切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日本虽为东方，但在经济政治制度上与英美同属一个类型，也脱亚入欧被看成西方国家；而历史性的“西方”——包括古希腊的科学民主的西方，古罗马的法制性西方，中世纪的神性西方，文艺复兴的西方，近现代的理性的西方，后现代的反理性的西方，共时态地被中国接受。这种现代性的扩散使人们忽略了东方文化的命运和力量。

其次，西方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殊深，甚至可以说，欧洲文明来自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并加以发扬，很快达到了奴隶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峰。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精神有着东方的痕迹。15世纪末、16世纪初，拜占廷传来的古希腊文献的手抄本，以其独特的理性力量使人们从神学的蒙昧中清醒过来。中国印刷术的传入和知识的平民化，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弘扬的人文主义理想，赞扬人的伟大价值，重视人的尊严，成为西方人觉醒和高速发展的契机。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的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当此时——即当欧洲文明优势迅速结束时，当亚洲复苏日渐扩大时，以及20世纪的主题似乎注定是东西方之间卷入全面冲突时——我们传统历史之本位主义，叙史必始自希腊，把亚洲也归入此一线之内，不仅是学术上的谬误，而且也可说是前途与智慧的致命败笔。未来要面对太平洋，能如此，才能由那一地区而对历史获得理解。”

其三，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影响深远。火药武器为西方城市市民用大炮轰开贵族城堡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如果没有印刷术的传入西方，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没有指南针当然就不可能有地理大发现。然而，悲剧性问题在于，在西方迅速近入现代化的时候，近代缓慢发展的东方古国却渐渐落后于西方现代性。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农村社会就出现了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现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不少这类描写。中国在近代发展缓慢，而西方拓海开疆，高速增长，如：中国的纺织工具由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的发明经过了1300百年，而西欧从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自动纺车出现只相距200多年，比中国少1100年。中国从春秋末期公元前600年开始炼生铁，到15世纪冶炼设备同西方相当，中国用了2100百年，而西欧仅仅用了400多年。{jd1}王权在中国存在了2100百年（从秦始皇到晚清），而西欧存在最长的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其四，遭遇到“他者权力”的“西方中心模式”。西方人看中国，不仅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洋镜，还是一个不同立场的人从中找到社会变革的xx或者自己理论依据的思想库。孟德斯鸠从自己的政治理想角度，关注中国思想，希望找到对自身文化范式有用的文化资源；伏尔泰为了抨击天主教教义，从中国儒家尤其是孔子学说中找到新的理论范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重塑；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研究，为自己的思想蓝图找到了新的背景。无疑，他们在吸收异质文化后的变形中分享了中国思想刚健清新的文化精髓。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直存在三种种族中心模式或西方中心模式：其一，“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主导因素是西方冲击历史作用；其二，“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强调西方的现代性作为世界的通行模式，中国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沿着西方现代性道路前进；其三，“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困境的原因。这些模式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促使他国发展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内部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条件，只有西方的殖民才能提供这些条件，中国近代的变化只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产生这些变化。这就将中国本土的历史内因xx抹煞，堵死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与此相反，美国史学界有学者力倡“中国中心观”，反对这种西方中心观，重新阐释中国近代发展的基本模式个中原因。

20世纪的“近东”和“中东”，被西方重新阐释并深入到文明内部问题的研究层面，而“远东”问题则落在了西方研究中心视野之外。中国成为一个被不断误读、妖魔化、平面化的国家。谁来阐释中国？中国形象因为什么而“被看”？中国历史究竟应该怎样重新阐释？

其实，中国思想文化的系统西传最早当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2年，利玛窦到澳门，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他发现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便寻找天主教与传统儒学的结合点。《论语》和孔子大约从那时为世界所知。他在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同时，开创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推动了中学的西传。当时很多的耶稣会士，都是一边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一边把中国思想回传到西方，甚至将文化传播深入到理学研究层面。爱田浦在《中国之欧洲》中认为：“中国人没有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或者创造他们。请注意这里使用了“发现”一词，它提示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创造自己。当时称为景教的唐代基督宗教教士，于公元635年抵达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玄奘和尚于6年以前已经到“西天”取经去了。中国人xx有能力寻找他者（“西天”或“西方”）并发现自己、重建自己。

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同意那种所谓全球化本质主义说法：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我坚持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因此，东方（尤其是所谓“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被妖魔化，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