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个远东往昔{zd0}的文化中心，在21世纪正在一步步走向文化沙漠。

1949年后，上海从一个大都会开始了乡镇化的转型，昔日的不夜城一到夜间不见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变得黑咕隆咚。但至少，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是新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文化事业上稳居半壁江山。

在中国的文坛上，上海{zh1}一次占据文化中心发出的声音是90年代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此后，上海的文化圈开始了下坡路与边缘化。到21世纪{dy}个10年过后，我们发现，脚下的这片土地已无可避免地滑向文化沙漠。

不是说这20年中上海的文化事业没有进步，但相对于外地的更大进步，上海的牛步自然拉大了与这些先进地区的差距。当今中国的文化繁荣地区，在地域分布上呈南北热，中间冷的态势。南方，首先是广东的南方报业系统，现在已经是一马当先、绝尘而去，上海的报业就是赤脚也难追上。新兴媒体互联网，办得好的也无上海的份，比较xx的两大网站，天涯与凯迪均位于天高皇帝远的海南岛。北边，当然是北京，电影电视，文艺戏剧的大腕，多集聚于此，以致文艺圈内有了“北漂”这个新词。上海要重振海派文化的雄风，至少该有“沪漂”，但依眼下情形来看，似无可能。

上述那些领域都属官方垄断，在民间文化方面，上海在过去一直是强项，就说收藏，民国时期上海收藏界的实力{jd1}超过北京。然而现在，xxxx的只能是北京。北京有潘家园、马未都，上海有与之旗鼓相当的吗？

民间文化的画家村，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但名气较大的，南面深圳有个大芬村，北京也有借居农房形成的画家村，上海也许有，但规模名气都在北京之后。

上海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海派清口周立波了。周立波的长处在于用沪语演出，其影响只是地域性的，换了普通话，他还能魅力依旧吗？

说上海现在成了文化沙漠，肯定有许多人不同意，但说上海现在在文化方面失去了昔日的桂冠地位，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为何会如此？我们不妨从分析上海何以在民国时期能居全国{dy}的原因来找答案。

民国时期，上海率先形成了现代都市文明，有了影剧院、印刷厂、出版社、唱片社等硬件基础。但与全国其他大城市{zd0}不同的是，上海有着规模不小的租界，租界内，文化事业有着相对自由。没有租界，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lx}的{jd1}统治下，上海不可能能形成全国的文化中心。当时上海有个叫梁锦晖的歌曲作家，写了《桃花江是美人窝》等流行歌曲，不但传遍大江南北，还远播南洋诸国。南洋烟草公司为此还推出“桃花江”牌香烟，可见影响之盛。但国民党的文化官员却斥责为“靡靡之音”，不许传唱。好在有租界保护，才使中国的音乐界有了柔情蜜意的一面。解放后，借助于租界留下的文化事业的软硬件与人才，上海才能在前30年继续保持{lx1}地位。因此，文化的繁荣有赖于自由，无自由即无文化。

90年代之后，上海的文化政策趋于保守。当时主管文化的官员并无繁荣文化、从文化中追求GDP的压力，只有不出事、不添乱的要求，故而文化成为敏感事物，自由度越来越低。而一南一北，由于种种原因，文化方面自由的缝隙大于上海，于是南方（广东）与北方（北京）渐次超越了上海。

岭南，因为靠近香港，故民风受香港的强磁场影响巨大，那里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全国{zd1}。如此的受众市场，逼迫南方报业集团不能再把报纸办得像内地的官报，为求生存，于是只得容忍创新突破，这才有了今日之辉煌。

北京，全国政治中心，各路{gjj}、省军级菩萨罗汉聚集于此。不像上海，一个{gjj}菩萨就能镇住。强权林立、互不买账又互相照应，于是强权之间有了缝隙，野草杂花才有了生存空间。今日北京，既有极左派的乌有之乡书店，也有普世价值派的《炎黄春秋》。每个双休日的民间讲座，更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这种盛况，出了北京，全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做到。

把上海的文化相对落后说成是沙漠化，这是一些人难以接受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从文化的定义、本质谈起。

文化是什么？最广义的回答，文化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因此，文化的本质、或说其核心，是人文主义、人文情怀。人与文，形成一个统一体，文与人是其一体的两面。那么人的本质又是什么？人的本质是自由，说的更学术一些，人的本质是不确定性与非特定化（详见拙作《漫话人文系列之六——人的本质与人性》，刊于“中国选举治理网”）。

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来看两种不同的文化，一种是歌颂帝王将相英雄业绩的文化（如时下泛滥于荧屏的清宫辫子戏）或“两报一刊社论”，另一种是《诗经》或《纯粹理性批判》中体现的精神。上海滩上目前热闹的是前一种文化，日渐凋零的是后一种文化。

假大空或假恶丑，也是一种文化，但这些是文化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渣滓，不能体现文化的本质与主流。同时，这种文化也是一种扭曲人性、因而是难以传播传承缺乏生命力的东西。

如果说上海的文化还有什么绿色，那么你仔细观察，这些绿色的东西大多都是塑料树或塑料草。钦定文化大师余含泪，就是这样一棵制作精巧的塑料树。有生命力的文化作品会不胫而走，纵有绿坝或防火墙也挡不住；缺乏生命力的东西则要靠大量的公帑或“几个一工程”才能苟延残喘。没有了金钱的注入，这个塑料植物园{zh1}留下的只是一片沙漠。

然而上海毕竟有着产生鲁迅的文化土壤，纵然巨石压顶、刀劈火焚，也还是有些顽强的绿芽在缝隙中冒出。沙叶新、朱学勤和韩寒，可说是上海文化界老中青的三位代表人物。沙叶新，遭封杀多年，其作品只能在境外发表、演出；朱学勤，体制内学者，正在当打之年，现在却只能沉默寡言；韩寒，民间草根，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原生态的青春与叛逆的气息。在文艺界，另有三条汉子不可不提，他们是陈逸飞、陈丹青与朱大可。这三位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其中陈逸飞英年早逝，令人惋惜。陈丹青与陈逸飞相同，也是油画家，不但画画得好，其思想评论也相当犀利深刻。朱大可先生是美学评论家，其令人叫绝的美学评论，不知师出何门？

上海深厚的文化积淀本来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文化大师，如果80年代王元化主政上海文宣系统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上海的文化现状肯定要比今天的这种塑料植物园气派得多。

上海如今要建成国际金融与航运中心，这当然是可喜可贺之事。但一个在文化上日益沙漠化的城市，能否支撑得起这样的中心？国际金融与航运方面的大量从业人员能否满足辫子戏、谍战戏之类的精神食粮？

文化的生命来源于自由，要想避免上海滑向文化沙漠，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宽容与自由。宽容与自由何来？少一点过敏，即多一点宽容；多一点自信，会多一些自由。在我们还未走出专制的情况下，唯有理性能使我们摆脱过敏、增强自信。理性与合理性带来的些微自由，多少能减缓沙漠化的进程。

20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