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精神的执著守望

——读杨志忠系列小说《光棍三条半》

文/龙城碎月 

春节刚过，阳泉市文联的高润征老师告诉我，说盂县籍作家杨志忠出版了一本叫做《光棍三条半》的中短篇小说集，写得非常好看，建议我读一一读，并{zh0}再为这本书写上两句话。这一读，让我生出好多感慨。

精神困境的烛照描摹

我本人对阳泉作家所知甚少，以前跟杨志忠更是未曾见面，没有读过他的只言片语。从《光棍三条半》的创作来看，无论在文学修养、行文架构方面，还是在观察生活、洞察人情方面，杨志忠都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业绩。

我认为，《光棍三条半》这部系列小说，是杨志忠对晋东地区百姓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真诚临摹。尤其是在表现人们在面对贫穷和新的思潮来临时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时，更是老到深刻，很见火候。

《屋画》、《瞧这一家子》、《光棍三条半》、《大寨饼》……几乎篇篇精美。贫穷的折磨、生存的困境，在经过时间的潮汐之后，在小说中一一裸露。《屋画》中的云山村，是个“天高皇帝远、天地人三不管的蛮荒低界”。这里，村民们为最朴素的追求——吃饭和传宗接代苦苦奔忙着。故事主任公毛妮（“我”）和三个兄弟之间发生的暧昧、xx关系，令人刻骨铭心。作者用{dy}人称叙事，用版画师的雕刻刀，把云山村毛妮们的生存困境这幅“版画”，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人们面临的首先是物质的困境，然后才是精神的困境。

美国xx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把人的需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基本需要，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另一类为成长性需要，这类需要是不受本能所支配，具体包括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食不果腹的云山村人，我们不能希冀他们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他们处于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求阶段。在具体表现上，就是一个“吃”字。小说几乎篇篇都离不开“吃”这个本能需求。《瞧这一家子》中悭吝、固执的老张秃和儿子、儿媳妇围绕吃而展开“智斗”；《光棍三条半》中的女人们为了吃而不顾礼仪廉耻，在生存的胁迫中，如蚂蚁草芥一样毫无半点尊严可言；《疯兄傻弟》中的兄弟俩为了掰别人家的玉米果腹，被人撵得摔下黄土崖下，导致精神失常；《大寨饼》中的四虎娘因为家中断粮，委曲求全，以从队伍手里讨得一口粮食。“吃”，这个最为原始、本能的追求，在特殊的时代里，成为晋东地区人民的一种精神图腾，几乎充斥生活的全部。

吃，这个原始而古老的命题，就以这样一种残酷、鲜活的气息、图景，扑面而来，走到读者面前。在生于80后、90后的年轻读者看来，确系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非常认同，也非常喜欢作家在小说后记中所提出的“版画”一说。作者说，“那些老事、老人、老情、老理，常常萦绕在我的眼前耳畔。人们生活在一幅古朴的版画里，我就试着用笔写出来。”同时，作者指出，小说中的人物，“是从山窝腹中生出来的，从历史深处的荆棘中向我走来。”正是这些略带怀旧的“陈年老事”，经过时光的过滤之后，在作者笔下生根发芽、舒枝展叶。

在小说集的前半部分作品中，人们面临的主要是“吃”的问题，即物质追求。那么，物质经济繁荣发达了，人们的困惑会因此减少、幸福感会因此增加吗？答案是：未必。

改革开放后，人们在物质方面的愿望满足了，但精神的困惑又随之而来，浮躁乖戾。《承包》中的不正之风，《倒闭的小店》中的非法倒卖，《她变了》中的忘恩负义，《变奏曲》中的城乡差别，《大红公鸡喔喔叫》中的贿赂送礼，《九十九朵玫瑰》中的生活腐化……这些现代病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尤其是在《今夜别碰我》中，主人公黑马和白菊在婚姻、爱情、生活的包围中，不再纯清，白菊甚至为了黑马的耐火生意而堕落，失去了人格操守。在时代的车轮中，作者记忆中淳朴的“陈年旧事”，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成为逐水浮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散”。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惑，就这样横冲直撞地步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从作品中看到，在后乡土时代，作家用庄严、冷峻的笔触勾勒生活的同时，也对当下世态人情、道德伦理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力求实现一次小说艺术的突围。

悲悯情怀的真诚书写

在《光棍三条半》这部小说集中，我们不止看到山民的麻木、冷漠、狡黠、无奈，更看到的是他们对幸福、理想生活的美好追求。虽然世界充斥黑暗，但并不是没有阳光，即便是在阴霾笼罩的特殊年代。这一点，在《光棍三条半》、《大寨饼》中显得尤其突出。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两篇是小说集中最富有艺术特质的两篇。

《光棍三条半》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关于苦难的故事。在表达这个故事时，作者满怀深情、悲悯。小说讲述了停课闹革命时期，生产队里二鬼、喜全、憨娃和“我”（山旦）在夜晚为生产队饲养牲口期间发生的故事。因饥饿而偷牲口料豆的革委会主任的女人，被二鬼抓住把柄，做了丧失廉耻的事情。为此，二鬼被革委会主任找了个借口，打发到“学习班”修炼——也就是被批斗改造。

这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前后两部分内容落差很大。在小说前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二鬼的痞子人格、喜全的“双簧”嘴脸。但在后半部分，当喜全发现有女人偷牲口料豆的时候，人性闪光的一面表露了出来，逐渐占了上风。当看到为了料豆而脱下衣裤的女人时，喜全让女人起来，并告诉：“这里没人挨你，莫以为男人都是牲畜！”这句话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保持了人类在本能需求之外的生命尊严。

喜全把女人脱下的衣裤，踢撩到女人身上。女人爬起来，还是不说话，但却呜呜哭起来。我……我是迫于无奈啊……哆哆嗦嗦穿衣服。喜全突然回到饲养房，把铁锅里的熟豆子，也就是我们饲养员的夜宵全部倒在女人的口袋里，大声呵斥，滚吧！这次饶了你，只当我们没看见。再敢来偷，抓住剁掉你的爪子。

女人怀抱口袋，向喜全深深一鞠躬，转身跑出饲养棚。

当发现红骡子生病之后，喜全和憨娃立即拿出自己辛苦积攒的“私房钱”，到兽医站为牲畜看病，与之前为一根纸烟而计较的心态判若两人。在大难面前，他们发扬“高风亮节”，骨子里涌动着中国传统农民善良的血液。

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结局，当二鬼被革委会主任“发配充军”的时候，二鬼还以为上“学习班”是主任对他的优待，心里美滋滋的。当获悉牲口病了的时候，作者这样写到：

二鬼叹了一声，不会有大的事吧？我说不会有事。二鬼走后不久，又返了回来，递给我一个书包说，这些鸡蛋留下，红骡子灌药配引子好用。并再三嘱咐我说，我走得急，千万代我向喜全、憨娃说一声，别说我到了公社就忘了众兄弟。

我眼睁睁望着二鬼消失在接头拐角处，心头发堵，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这些段落中，作者饱含着对二鬼的同情，还有对人间真、善、美的执意追寻。这篇小说，无论从结构、格调，还是矛盾冲突、艺术表现，我个人认为都是{zh0}的。从结构上说，如果没有前半部分对人物“恶”的展示，就没有后半部分人物“善”的升华。结尾“含蓄”的处理方法，令人回味无穷。好的小说，必须懂得节制。

《大寨饼》亦然。在此不再赘叙。

从《光棍三条半》、《大寨饼》中，或许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件好的作品，必须包含有作者对身边民众生活的强烈关爱。只有流淌着慈悲、热情、真诚、善良的血液，才能真正打动读者的心坎。

这两年看作家刘庆邦的小说，如《八月十五月儿圆》、《人事》、《卧底》以及最近的《我们的村庄》等中短篇小说，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小说越来越技术化，但里面温暖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感动、震颤人心灵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如果一个作家内心都是冰渣子，“走到哪一步都是困境”（刘庆邦语），都是技巧造化，他的作品又怎能给人以慰藉与力量？

作家应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当全部读完这部小说后，说实话，是有一点失望的。读前几篇的时候，我想，阳泉市竟然有这样的好作家、大作家，为什么没有进入评论家视野，引起读者的广泛xx？我甚至在心底要喊出“李锐的吕梁（山）、曹乃谦的雁北、杨志忠的晋东”这样的话语来。可是，当读到后面的时候，这个念头逐渐打消。

因为，小说其实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系列。或者换句话说，作者没有把“怀旧”的风格一如既往地保持下来。李锐的“厚土”系列、“农具”系列，以及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都是以系列小说的形式广为人知，从而影响到评论家、文学史领域。

一个作家要像作家张石山在《光棍三条半》序言中所说，“成就小小文名，甚至梦想蜚声海外”，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特风格扬名立万。比如赵树理，比如孙犁，比如张爱玲……有时候，所谓风格，就是不断的重复。写小说也一样。虽然《光棍三条半》也以系列小说的名义出版，但我个人感觉，风格前后并不一致。

小说集前面几篇的风格是“怀旧”笔调，写作背景多为三年灾害、“xx”等困难时期。从作者出生年龄推断来看，当时作者年龄较小，很多处于懵懂记忆。所以重叙往事的时候，由于作者远离那个具象舞台，所以用的是追忆的笔调，是艺术地再现当时场景。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作者自身成为创业风浪中的一员，参与到不断如万花筒的变革当中。这时候，写出来的小说往往是真实生活的临摹，是素材的粗加工，而失去了艺术的打磨与质感。就像放大镜一样，太近了反而看不到小说艺术的本质。

像《承包》、《她变了》、《倒闭的小店》、《变奏曲》、《大红公鸡喔喔叫》等，几乎都是对真实生活的临摹，像新闻报道中的特写镜头，而不像小说的艺术创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绝不等同于生活。如何呈现艺术的真实，是作家应该时刻思考的问题。在《九十九朵玫瑰》和《今夜别碰我》中，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秘书王玫瑰因为会武功而出淤泥不染，洁身自好，苦苦守望忠贞爱情的记者白菊，在经济与权利面前委身于副市长，这些情节感觉过于巧合、离奇，不太符合生活逻辑。我认为，越具有普遍性的，越具有感染力。

所以，我的观点是，作家在表达生活的时候，应与当下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心要热，笔要冷。当然，这与作家创作应深入生活是两码事，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