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灾年轶事

   1960～1962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我把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写在下面，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1、孙树信饿毙家乡

    边家村俱乐部有位同事叫孙树信，山西省人。大个子。原来爱打篮球，平时饭量很大，困难时期经常饿肚子。他在单位的空地上种些蔬菜，劳动时很少有人帮忙，收获时人人有份。后来实在饿得不行了，向组织申请回乡务农，临走时我们开了欢送会。回家不到一月便离开人世，消息传来了，不尽令人唏嘘！我有一首小诗纪念他：

不信树信起新坟，眼底容颜耳边音。

月初奔赴{dy}线，月杪飞鸿传噩音。

阴司路远款款行，莫为未亡空担心。

待到丰衣足食日，为君设宴慰冤魂。

2、毕振山吃肉

    困难时期，我和同事毕振山都在大荔县农场参加劳动。一次外出办事，见一农民竹筐里盛着几块熟牛肉准备出卖。经打听原来是生产队耕牛死了，每户分得几斤，自己舍不得吃拿出来想换几个钱，谁知道一不小心竟把煤油和肉放在了一起，肉串上煤油味谁要？自责之情溢于言表。毕振山已多日不知肉味，拿起肉闻闻说，不大要紧可以吃，随买了一块，立马啃了起来，其狼吞虎咽的样子至今思之，仍令人感慨万千。

3、一顿饭难煞大姐

    1959年5月，移民之前三弟从新疆回来探亲，兄弟二人同去十里以外的落凤村探望大姐。大姐想留我们吃顿饭，他们从食堂打回来的东西只有几个小黑馒头和两碗糊糊，这是她和姐夫的定量。大姐觉得十分过意不去，手拿小盆想在邻居家借点面呀米呀的，以招待从千里之外来看望他的弟弟，谁知各家都是缸净盆空，只好空去空回。我们看到大姐作难的样子，只好安慰一番，然后饿着肚子回到家中。

4、为吃饭家人不和

    1960年，父母从蒲城迁到西安住在草场坡一农民家。男主人给生产队喂猪，女主人除给小孩喂奶外还要下地干活。他们每饭必吵，从食堂打会汤饭，男人先盛一碗稠一点的自己吃，老婆则怨声连连，说我还有小孩吃奶，光喝这稀汤汤奶从何来？男人说我干的都是力气活，每天要挑十几担水，不多吃点哪来的力气？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家两位老人加上小外甥（小外甥还没报上户口），两人定量三人吃，我又无钱买高价粮补贴，所以粮食更显得有些紧张。那时的人好像永远也吃不饱似的，我的父亲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吃汤面条一顿竟能吃三碗，并声言要将他的定量秤出来另作另吃。我看老爸实在可怜，向在商业局工作的朋友讨了两次xx券的优待餐券，一张是南院门春发生的葫芦头泡馍，我带领父亲去吃。排了好长的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老爸坐着吃，我站在一旁看着，心头顿觉凄凉难耐。又一次是西安饭庄的优待券，排队长龙一直延伸到饮马池巷。吃的什么已经忘记了，仍是父吃子看。就这事还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搞特殊化，让人哭笑不得。

5、一筐鸡蛋与资本主义

    {yt}在西安南关有一位农村妇女，手拿信封向人打听儿子的单位。她提的筐里装着二十来个鸡蛋，是准备送给儿子的营养品。正好被一位馋嘴的妇女看见了，硬缠着人家要买几个，农妇不卖，这妇女愿出高价买几个。三说两说周围聚的人都表示要买几个尝尝。正在僵持中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位来，他说村妇已构成xx行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是要没收的。村妇欲哭无泪，{zh1}只好让他强行“收购”了。群众议论说：这不定好过了谁？

十、“xx”岁月

1、从文斗到武斗

    1966～1976史称十年浩劫。{swql}的xx，让我们这一代人大饱眼福而不长见识。每个人都近乎疯狂，每个人都几乎触及了灵活，有的还触及了皮肉。成千上万的人被斗致死或武斗丧生。运动一开始，被毛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因为他们的无知和冲动，很快地就把诺大的一个国家搅得稀帕烂。“抓革命促生产”变成“抓革命不生产”。伟大{lx}的所谓{zg}指示一发表，全国便锣鼓喧天，游行庆祝。转眼间又是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两派武斗，横尸街头，死了的是为捍卫xxx革命路线而献身，xx者也是为捍卫xxx革命路线而xx。支左xx的介入，加剧了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以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为一派，以西北工业大学学生为另一派的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因对待当权派策略的不同而誓不两立。社会上士农工商也都卷入其中，出现了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之间先是唇枪舌剑，继之以拳脚相加，进而真枪实弹。1967年夏秋时节的“九.二武斗”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只知道一些大学把“烈士”们埋葬在校园里，另一派把死难“烈士”遗体进行展览。各单位的“牛鬼蛇神”更是成堆成串，他们的命运xx掌握在造反派手上。

    我所在的单位原名叫边家村俱乐部，为紧跟形势改名“永红文化阵地”，不伦不类。单位虽说只有十几个人，也成立了三人xx领导小组。我们到底参加社会上的哪一派？谁也拿不准。于是决定让大家到各大学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海洋里去游泳，然后再决定行止。三天以后，大家认为还是交大一派的主张比较温和，符合xxx的革命路线，于是决定和交大派的群众组织——工总司挂钩。这个组织一直被压制，因为支左xx站在另一派那边。他们挑动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zh1}发展到“九.二”武斗。

2、小单位里的当权派

    我们俱乐部副主任袁景云算是{zd0}的当权派，在一次会上他主动要求“靠边站”。此人解放前去过延安，上过鲁艺，后又脱离革命在长安老家教书。因为戴一顶去过延安的红帽子，被国民党送进青年劳动营洗脑子。解放后虽然入了党参加了工作，又因进过青年劳动营这个洗不掉的污点而长期被控制使用，成了典型的国共两党既不信任，又不见爱的中间人物。因为袁景云有过这一经历，xx中找他外调的人特别多。从四面八方来的外调人员，大都认为劳动营是个残害进步青年的特务组织，他们想通过袁景云，证明他们单位进过劳动营的人员是特务或是被收买的叛变分子。据袁讲：劳动营内是比较宽松的，周日学员可以上街，但要两人以上同出同进，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它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取青年的阵地，当然要表现出某些宽容和容忍，和监狱xx不是一回事。袁景云的回答自然得不到外调人员的认同，谩骂斥责者有之，动手打人者有之。一次西工大来了几个学生，达不到预想的目的时竞动手打人，袁的后背被皮带扣打得稀烂。俱乐部内开始时只有一个观点，一个组织，大家相安无事。有{yt}院内贴出一张三人联名的大字报，宣布他们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已和社会上工联挂了钩。因为人少平时仍和我们在一起活动。

    一次我们去市工会参加批斗市工会主席龙鸣的大会，其中有一批所谓的业余xxx思想宣传队成员，他们心狠手辣，不但搞“喷气式”还动手打人。我和其他几个战友在群众中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被他们斥为保皇派而逐出会场。还有一次,市工会系统群众组织搞了十几辆大卡车,要游斗大小当权派,从市工会领导到基层俱乐部头头,无一幸免。游斗车队就要出发，一位名叫任德昭的中层干部来晚了一步，在后面高喊“还有我哩！”旁边一位顺手拿了一个纸牌子，手持毛笔问罢姓名却不知写什么罪名，另一位说就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会错。写好后我和另一位革命战友立即带上任德昭去追赶正在行进中的车队，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上了车，三个人几乎都要瘫倒在车厢里。

3、串联到北京

    xxx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社会上传言主席{zh1}要接见文艺战士。各俱乐部的群众也想搭顺车去趟北京，找到市工会龙鸣主席，经过几番斗争，龙主席无可奈何的同意了，一不算自由行动，二可以报销路费。八个俱乐部七八十人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上被挤得水泄不通，连气都喘不过来。天黑了火车停在河南一个小站，人们纷纷下车透气。火车开行后却不见我们单位的蒲紫同志，肯定是掉车了。第二天我们到车站接她，见了面她气哼哼地说：你们的革命感情哪里去了？把我丢了回去怎么向我爱人和孩子交代。我们住在全总干校，吃食堂、睡通铺，白天到各单位看大字报。除此以外我们还参加过一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大会由xx风云人物聂元梓主持，被批斗的人站满了主席台，好像有林枫、田汉等，其他还有谁已经记不起来了。批斗对象胸前挂的木牌子那才叫大啊，被斗的人晕倒了，喇叭上还狂喊“不许××装死”，这些人对待革命干部的仇恨何其大也？追根问底自然是有四人帮的支持。还有{yt}，全总的造反派把中央委员顾大椿副主席胁迫着去中南海，要求中央xx成员接见，反映全总文化黑线控制全国工人文化阵地的罪行。顾大椿有中南海通行证，只有让他进去疏通，等到大半夜顾才出来说xx成员都不在，没有办法，大家只好作鸟兽散。然而这位副主席马上又被其他造反派劫持而去。整个北京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满为患。

4、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市革委会文化组，把文化系统一些小单位的职工集中起来搞清理阶级队伍。文化组组长于春桥穿一身空军军服，人长得貌不惊人，讲起话来声色俱厉，一副趾高气扬蛮横的架势，他在动员大会上杀气腾腾的说，要限期在易俗社和电影放映系统挖出两个国民党区分部来，把极左思潮推向{jz}。我们八个俱乐部、市群艺馆、几个剧场和剧装工场共200余人，集中在韩森寨俱乐部，算是一个大组，在军宣队、工宣队双重领导下，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恐怖和不安。军宣队宣布纪律：不许请假、不许回家、有问题交待问题，没问题斗私批修。每天向xxx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餐也要请示汇报，上午下午学习前后还要请示汇报。何谓请示汇报？手捧xxx语录，集体朗读几段，唱几首歌颂主席的歌曲，手中的红宝书随着歌曲节拍在空中摇晃。休息时在大院里跳忠字舞，嘴里唱着“xxx啊，xxx……”。宿舍里也要搞“忠字化”,门窗床头全贴上带忠字的主席像。学习班过几天要吃一次忆苦饭，所谓忆苦饭就是动员大家挖点野菜，掺上麸皮之类的东西蒸熟，每人一碗，军宣队动员大家要带着无产阶级感情吃，要吃着想着，想过去的苦日子，想今天的幸福生活。一位叫董润之的同志原来在一家大商店里当会计，何曾受过这种磨难，且本人有严重的胃溃疡，瞅着一碗忆苦饭，难受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流下几滴眼泪。此事被渲染成“带着阶级感情吃忆苦饭”的典型，让人啼笑皆非。每次开批判大会除了批死老虎外，总得揪出几只新老虎，因此人人自危。因为全是暗箱xxxx不知道背着你搞了那些所谓的内查外调，无中生有、扑风捉影的“材料”就有可能置你于死地。

5、南泥湾“五七”干校生活

    1971年”xx”经过红卫兵运动、派性斗争、两派联合、成立红色政权、清理阶级队伍后，为把运动引向深入，响应xxx走“五七”道路的号召，西安市早已在陕北南泥湾成立了“五七”干校。我以“永红文化阵地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南泥湾五七干校第五期的学习锻炼，这是真正的劳动惩罚。我们一行乘汽车从西安出发，在延安住了一宿，参观枣园、杨家岭、七大会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真正的考验是第三天，汽车把我们送到三十里铺，这里距干校90华里，让我们步行拉练，行李有汽车拉着，大家徒手行走。大热的天，我走了约一半的路程，就一点也走不动了。两条腿像灌了铅似地寸步难行，一个劲的想呕吐。正好收容车来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上汽车，像一堆烂泥倒在车厢里。事先就放出空气说乘收容车是很不光彩的，现在也管不了许多。到干校{dy}件事是上山打柴，每间房子里都有一个烧劈柴的锅头，供大家烧开水和生活用水，人们并不觉得其热难耐。我们居住的中心大院内有几十间平房，是当初劳改队犯人的居所。今日五七战士恰巧与当日劳改犯同处一室，灶头、通铺、劳动、学习如出一辙。生活正常以后，干活吃饭实实在在，至于学习理论、改造思想只有天知道。假日里只能去几里外的羊湾小镇溜达。那时物资紧张，有点东西就排队，当地群众送给干校的顺口溜：身上披的是烂棉袄，排起队来秩序好，掏出钱来没多少。如果上山校方规定必须三人同行，严禁一男一女上山散步。

我和一位西安晚报社的同志坚持每天早晨爬山锻炼，山里的空气是那么清新，山花烂漫，还有一轮红彤彤的朝日，令人心旷神怡。曾写下两首小诗，其一：冉冉旭日升，巍巍群山低。彩霞美如画，江山多绚丽。其二：扶仗登山，层林尽染。万花向荣，雾绕群山。干校常来一些外宾，他们中有的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理，对毛的路线崇拜得五体投地；有的怀着一种好奇心理，他们心里大概在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作践自己的干部：用劳动惩罚这些有“问题”的官员。洋人们听听介绍，看看现场，吃一顿由落魄官员为他们做的午餐，然后离开这偏僻的山沟。

干校内有种田队、畜牧队、建筑队、砖瓦队。我被分配到砖瓦队的制坯组，另有供土组、运输组、烧制组。劳动{yt}腰酸背痛，伙食以杂粮为主，每餐只有一个白面馒头，玉米面发糕可以尽饱吃。后来我被调到伙房当炊事员，能多吃点细粮，心里乐滋滋的。这里把伙头军叫做“炊老五”，意思是技术比真正的炊事（四）员低一格，故有是名。我们制坯组共10人，多数是原市委的干部，他们派性十足，时时处处都在明争暗斗，你想不卷进去都不行。我们组的小刘是胡家庙俱乐部的放映员，干校指定他每周给大家放一场电影，为此他每周要到延安去换拷贝。一次小刘说延安羊肚子很便宜，大家要吃我可以买几个回来。我们组长是原市委组织部的陈国璋，对此表示同意。羊肚子买回来了，大家兴高采烈地忙着清洗，还没等下锅，另一派的人已把此事汇报到校部。副校长齐国良也是对立面的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批评陈不能同甘共苦搞特殊化。几个羊肚子惹了一身骚，自认晦气。市工会白希昌同志分配在畜牧组放羊，有{yt}他“偷”了一些嫩玉米棒子和黄豆夹，悄悄叫我们几个夜里去“会餐”，这顿鲜嫩香甜的夜餐，令人至今回味无穷。学习日除学毛著就是评法批儒，虚拟一批古人说他们是儒家，当做靶子批倒批透。凡是维护旧制度旧观念的人和事，统统说成是儒家;然后又弄出一串古人说是法家，大加褒扬。现实中他们把要xx的干部都归到儒家，而把造反精神强，提倡xx一切、怀疑一切的人当做法家。“四人帮”评法批儒的目的就是暗批周总理，据说xxx曾告戒那些玩火的人“批周国必乱”，一场闹剧方才收场。

    结束这种苦行僧日子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大家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着这{yt}早点到来。此时劳动已经停止，同志们纷纷上山拍照留念，有的人砍下一根灌木条作为手杖，也是一种纪念。厨房里把剩余的食油面粉烙成饼子，作为干粮发给大家。

    离别的时刻到了，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事后被某些人解释为：学员对干校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走时个个竟是眼泪巴叉。真是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