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未来班”，是我{dy}次有意识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实验。其具体做法，在另外一本书里详尽描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来班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其标志固然是它符合了许多通常教育评价的“硬指标”；但在我的心目中，得意之点主要在于：我自觉地发挥了“集体”的教育功能，注意了各种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有机融合，善于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开始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其精神世界的充实，有意调动学校以外的积极因素参与教育……
　　更重要的是，未来班为学生的班级生活和我的教育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通过生机勃勃的集体生活，切身体验到了成长的乐趣、发展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他们拥有了自己充实而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学生的幸福体会到了自己的幸福，通过对未来班的创意、建设和发展体会到了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教育艺术的魅力所在。
　　1985年除夕，我怀着教育的激情，一气呵成写就我的{dy}篇教育随笔（不敢妄称“论文”）《教育漫笔》，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北京《班主任》杂志，也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我当然不能“事后诸葛亮”似的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在十几年前就在搞“素质教育”了，但是，我最初教育探索的目的，就在于试图纠正当时“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的某些弊端，而且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确实是事实。

　　然而，未来班教育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继续向前推进的教育探索，便逐步向我展示了“未来班教育”的缺陷，这就是：重继承，轻创新。
我是在对“宁小燕”xx事件的剖析（参见本书《沉重的思考》）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教育缺陷的：革命传统教育永远是需要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德育永远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日益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及时更新内容，那就必然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而且，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玫瑰色教育”，那么，所培养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必然碰壁。
　　我写的长篇通讯《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在1988年7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以显要位置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更强烈的反响，则是在我内心深处对我自身教育的犀利剖析——
　　未来班是我至今也最珍爱的教育诗篇，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手段和技巧上，无疑有许多创新，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在未来班，我和我的学生也的确营造出了《青春万岁》中的那样一种纯真温馨的集体舆论和班级氛围；但是，我所培养的“郑波”们、“杨蔷云”们（注：郑波、杨蔷云均系《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从我这儿出去后，面对迥异于五六十年代风气的社会现实，肯定会产生“宁小燕”式的迷茫。这对我的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
　　而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一方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也渐渐增多，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并期待着公民的独立人格，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则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另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创新意识、平等意识、守信意识、自立意识、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愈挫愈勇的进取精神、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明察秋毫的预见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世艺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德育所缺乏或比较薄弱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dy}声春雷，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叫‘好人才’？一句话，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这样的人才，当然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管有多少知识，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同样在这篇讲话中，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历史上，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应该改革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德育观念的xx碰撞》、《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的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改进我的教育方法并更新教育内容——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xx。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的这一探索是xx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后来又应邀到天津、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
　　决不人云亦云，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决不因循守旧，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

　　1991年初，我从乐山一种调到成都玉林中学，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我在成都过了两年“单身汉”的日子，然而，我却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dy}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读了《外国教育史》、《人格心理学导论》；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xxx主义原理》、《中国思想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同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而现在，我相对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而还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了。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
　　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一本是《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与人合写的《班主任工作指导》（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所谓“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学生独立人格、平等意识、法治（注意：包括“法制”，但不仅仅是“法制”）精神等现代观念的教育。所谓“生活教育”，就是教会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能力，把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沟通，把时代的活水引入课堂，把教育的空间扩展到社会的天地。
　　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脑子里当然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对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因此，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是目中无“人”的伪教育！
　　也正是有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我开始对愈演愈烈的“升学教育”（这是我当时的概括）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一篇题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学生读写》1996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wy}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xx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这毕竟不是{wy}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dy}”、“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
　　xxx常用“人的解放”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 ——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渴望现代化、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呼唤这种“解放”！

　　时至今日，还有人对“素质教育”的概念提出质疑，甚至还有人对柳斌同志概括的“素质教育三要义”（即“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嗤之以鼻，认为“搞了半天，素质教育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但是，素质教育所体现的一些基本思想：“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是通过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服务来实现的”、“中学阶段德育要培养学生三个意识：一个公民意识，一个爱国意识，还有一个民主意识”、“要注重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教育多样性、培养目标多样化”等等，则充分表明，素质教育真正是把学生当作“人”的教育！
　　回顾以往读过的教育理论书籍，我感到，“素质教育”的概念虽然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我从许多前辈教育大家的著作中，都读到了不少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精辟论述，特别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陶行知说：“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他明确指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进步的方针”。他还大声疾呼，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说：“所谓和谐的教育，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使两者得到平衡：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观点、信念、意志力、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即在人的表现上，应当加以深刻的思考，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苏霍姆林斯基还以诗一样美好的语言描述道：“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dywe}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素质教育的提出，一下照亮了我十几年教育实践中潜在而朦胧的思想萌芽，我进而提出了我的“素质教育观” ——素质教育是“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它是“民主”的教育：把学生当成有灵性的人，而非“学习机器”；发自肺腑地爱每一位学生而不仅仅是少数“尖子生”；教师把自己视为与学生在人格、尊严和情感上平等的朋友和探求真理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它是“科学”的教育：严格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硬套经济规律，以至把学校办成工厂，把学生当成商品；同时更要符合学生心理的实际和他们的认识发展规律，把教育学生的过程还原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它是“个性”的教育：尊重学生在性格、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独特性，特别应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要求教育者摈弃“应试教育”中的“一刀切”，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尊重学生的个性，还意味着不用升学与否来衡量学生是否成才，而是尊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的心目中，“民主”是学生观，“科学”是教育观，“个性”是人才观。
　　以“民主、科学、个性”为主题，我写了两篇文章：《语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前者是谈语文教学改革的，发表在《语文学习》杂志；后者是谈班主任工作改革的，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同时，我又在四川《华西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组谈“素质教育”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均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1997年9月，我来到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华名校”成都石室中学任教，又开始了素质教育新的探索。
　　告别成都玉林中学前，我为我担任班主任的两个班学生分别编了两本“班级风采录”：《童心》、《少年》。我在《少年》的序言中，这样意味深长地写道：
　　本来，编这样的书，对我来说已是“保留节目”了，但和我以往编的《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不同的是，这本《少年》和另外一本《童心》不是班级毕业时的“纪念册”，而是班级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生活小结。因此，它所反映的生活更新鲜更热气腾腾，而且是一段“正在进行时”的动态生活。读者可以从中听到一群少男少女那迈向21世纪的青春足音。更与以往类似的书不同的是，我这次有意强化了我教育实践的个性色彩，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一位素质教育的真诚拥护者和执著实践者的朴素脚印。
　　我想通过自己可能微不足道的探索，顽强地证明¾¾
　　尽管也许还会有碰撞，但素质教育这只世纪鲲鹏，毕竟已经顽强地起飞了！

　　常常有人问我：“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
　　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过，按我的理解，这“高素质”的{dy}条应该是乐于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这当然早已不是什么“新潮观点”：从孔子的“爱之，能勿劳乎？忠之，能勿诲呼？”到夏丐尊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从罗素“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者自由地得到发展”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教育思想有所不同，教育风格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的教育”。
　　一个真诚的教育者同时必定又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
　　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
　　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
　　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
　　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
　　但这种情感，不是装模作样的“平易近人”，也不是教师对学生居高临下的“感情恩赐”，甚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而采取的“感情投资”（我对这种充满商业气息的说法向来十分反感），而是朋友般平等而真诚的感情。
　　感情当然不能取代教育，但教育必须充满感情；然而，有时候师生之间相互的感情并不一定有着明显的直接的“教育功利”目的。因为如果师生间建立起了感情的良性循环——教师经常想：“这么好的学生，我怎么能不想方设法地把他们教好呢？”学生经常想：“这么好的老师，我怎么能不好好听从他的教育呢？”——那么，我们的教育已经现出成功的曙光！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而要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每个孩子都引起我的兴趣，总想知道，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他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有哪些快乐和痛苦等等。我的小朋友圈子{yt}天扩大，并且像我以后才意识到的那样，连我不曾教过课的那些孩子也成了我的朋友和受我教育的了。”——当我{dy}次读到苏霍姆林斯基这段真诚的话时，我竟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一个享誉全球的大教育家竟然有这样一颗爱孩子的童心！还是这位我敬重的教育家，曾在一个春天，和他的学生们共同买了一条小木船，然后划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探险。教育家写道：“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zd0}的幸福。”（苏霍姆林斯基：《巴甫雷什中学》）
　　教师对学生真挚的爱，这是我们感染学生的情感魅力。有些教师总喜欢在学生面前表现出“高深莫测”、“凛然不可侵犯”的“派头”，从中体验着自己的“尊严”。其实，这不是尊严，只是威严。真正的尊严是敬重而非敬畏。师生在人格上应是{jd1}平等的，教师不应自视比学生“高人一等”。因此，我们对学生的爱，不应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这种爱的表达既是无微不至，又是不由自主的：上课时，面对学生的问候，我们不是礼节性地点点头而是充满真诚感激之情地深深鞠躬；气温骤降，我们感到寒冷时，也自然急切地提醒学生“多穿一件衣服”；学生生日到了，班主任笑眯眯地送上一张贺卡；节假日，我们邀约学生（或被学生邀约）去远足郊游、去登山探险；在课余，与学生一起评论甚至争论一下北约东扩的影响、中东和平的前景或马拉多纳或xxx……当我们把爱心自然而然地献给学生时，学生会不只把我们当作老师。这时我们获得的尊严，就不仅仅是教师的尊严，更有朋友的尊严、同志的尊严、兄长的尊严、父亲的尊严。
　　教师真正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学生对我们的道德肯定、知识折服和感情依恋。当我们故作尊严，甚至以牺牲学生的尊严来换取自已的尊严时，学生根本不会买我们的帐，只会向我们投来冷漠的眼光；当我们“无视”自己的尊严，而努力追求高尚的品德、出色的教育、真诚的感情，并随时注意维护、尊重学生的尊严时，学生会把他们全部的爱心和敬意奉献给我们。这样，我们便把自己尊严的丰碑建在了学生的心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朴素的真理──
　　教育者的尊严是学生给的！
　　本来，从某种角度看，我其实是很不适宜与当老师的，因为我性子太急躁，常常忍不住就发火甚至对学生粗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当老师又有着自己的可能是独特的优势，这就是我很爱孩子，或者说我的性格里面本身就有许多“孩子气”。就教育技巧或者说教育艺术而言，我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因而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我有过至今想起来有不少令我脸红的失误。但是，只有一点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有一颗童心！
　　这颗童心，使我深深地爱着我每一届学生、每一位学生；这颗童心，使我的学生原谅了我对他们有时抑制不住的暴怒；这颗童心，不止一次使我和学生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这颗童心，使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学生的情感世界，也让我的学生常常不知不觉地拨动了我的情弦……
　　爱心和童心，是我教育事业xx言败的{zh1}一道防线

⊙ 情洒童心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出于爱孩子的天性，我几乎整天都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学生们喜欢我，他们的家长也很感动。
　　我首先得到的关怀，是来自学生们的家长。
　　汪斌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我，见我单身宿舍除了一个书桌、一个书架和一张床，便是一个煤油炉子，他便对我说：“李老师，您可要注意身体啊！要学会照顾自己，尤其是要加强营养。”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给我提来一筐鸡蛋，让我补补身子。可我怎么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呢？我推让了很久，但他硬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
　　这位家长走后，我老觉得不安，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用煤油炉子煮一个鸡蛋，然后，叫来汪斌，把热鸡蛋塞给他：“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快趁热吃了！”
　　于是，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后来，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我“太爱学生了”，我却不好意思地说：“他是我表弟！”
　　是的，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相反，那时年青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假得很”……
　　1983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年春天，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zh1}，医生不得不决定我住院xx修养。
　　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想悄悄离开学校，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可临时代我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于是，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zh1}一堂课的时候，教室里哭成了一片！
　　放学后，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韩军、李松、张红霞等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zh0}的医院”。
　　一批学生走了，又一批学生来了，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
　　天色已晚，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许艳、毛利、黄慧萍、杨红、耿梅。
　　她们一进屋，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但又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
　　但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
　　过了很久，几位同学抽泣着说：“李老师，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请您原谅！”
　　我说：“哪儿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别哭了！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呜呜……是我们把您……气病的……呜呜……”
　　于是，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叫你们别哭，可你们老哭！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
　　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
　　我便给她们提希望，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
　　天已经xx黑了，我便劝她们：“你们该回去了，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着急！”
　　“李老师，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许艳擦擦眼泪说道。
　　另外几个女生也说：“对！李老师，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
　　“好！”我同意了，“不过等等，我把录音机打开，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
　　唱什么呢？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决定唱“李老师最喜欢听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于是，在我的口琴伴奏下，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级一班的新生进校{dy}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
　　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
　　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李老师，周慧病了！”
　　周慧？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忙问：“什么病？”
　　“不知道。她肚子疼得厉害”
　　我一看表：已近12点。但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
　　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现在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有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这时，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我同意了。
　　于是，我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但又还没有到动手术的时候，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xx着，几乎走不动路了。
　　怎么办？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但这时，也许是疼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xx起来。于是，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xx已几乎没有了。走了一路，我又继续引用了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
　　走了大约十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当天夜里，我就和朱建英在病房里守候着她。到后半夜，周慧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李老师，您就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后来，周慧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dy}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
　　…… ……
　　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给我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 ……

　　其实，历届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永远记住”。
　　更使我感动的是，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爱屋及乌” ——因为爱我，进而爱我的家人。比如，1987年底，我爱人生了孩子后，当时的高90级一班学生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然后趁我到外出开会的时候，送到我爱人的床前！
　　而且，学生类似的“秘密行动”已不止一次。这里，让我再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作者潘芳奕从读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我都任她的班主任，这篇文章是1986年她读初二时写的，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

　　“给，这是鸡蛋、苹果，哦！还有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
　　前两天，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经我们了解，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病情很重，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李老师{yt}到晚在医院、学校来回奔波不停，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晚上还要家访……心情怎么会好呢？
　　对于李老师，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就说最近吧，他妹妹住了院，需要营养，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经济危机”，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上周男同学买足球，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
　　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不踏实。
　　于是，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
　　“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好不好？”
　　“好到是好。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姓名等等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大家一阵叹惜。
　　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至于他妹妹的姓名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凑合成慰问品，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放学后，李老师刚离开教室，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
　　这天早上，我还有些担心：大家可别忘了，或者出什么岔，让李老师发现了。
　　到了广场，一看吴涛的提兜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还有一些苹果。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12个鸡蛋来！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的掏出鸡蛋、水果。我十分感动：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的爱啊！
　　运动会开始不久，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
　　看他妹妹。我们当机立断：一定要抢在李老师前面到达医院！程桦、杨毅自告奋勇当了“先遣队”。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要由杨毅陪着上医院”向李老师请了个早退假，便提前离开了班上。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
　　中午李老师一宣布“解散”，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我和吴涛，还有谈俊彦、李毅、韩广州、喻建忠、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向医院跑去。
　　进了医院，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杨毅把我们带领着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十分感动。
　　“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怎么感谢你们呢？”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我哥哥知道不？”
　　我们忙说：“不知道，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塞进抽屉里、脸盆里、碗里、杯子里……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他病房病人，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们顾不上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向阿姨说了声“再见，好好养病”，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一溜烟出了病房。
　　刚下楼，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不好！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快隐蔽！”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了旁边一个小房子的后面，大家都蹲着，尽可能低地埋着头。我们屏住呼吸，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紧张地跳着，同时又是那样兴奋，一下子觉得自己真像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情报员。李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又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呀，他竟没有发现我们！
　　等他的背影越来越远了，我们一下站了起来舒了一口气，大家雀跃着，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医院，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时我的心，像长翅膀一样，飞向了那蓝蓝的天空……

　　我觉得我的运气好，每教一批学生，他们都对我特别好。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但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
　　在80年代，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近的如峨眉山，远的如重庆歌乐山、云南石林、贵州黄果树瀑布……
　　如此和学生“泡”在一起，耗费精力不说，的确还很花钱。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我嘴上说：“不过就是一起玩玩嘛！我喜欢。”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接手高95级一班时，我刚到成都不久，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我实际上又成了“单身汉”。于是，每到xx，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作客：有时是包饺子吃，有时是自己煮火锅吃，少数时候也正儿八经地做饭吃……吃完后我和学生聊天、唱歌、打xx，闹得天翻地覆！有老师知道后对我说：“你把每个学生都请到家里吃饭，得花多少钱啊！”我只淡淡一笑，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据说在电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已很少有班主任家访了——除非某个学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我每带一个班，不管是优生，还是”差生”，或是一般人说的中等生，我都坚持按学号轮流家访：我质朴而真诚地希望通过家访把我对每一位学生的爱送到他的家里。不止一次，我的学生家长感动地对我说：“我的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您是{dy}个来家访的老师！”我一方面对家长说：“这是我的工作嘛！”一方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我教高二时，学校缺老师，校长托年级组长给我带话，希望我能多上两个班。我二话没说，在继续当班主任的同时，硬是承担了全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而且坚持了整整一年！到了1995年，学校又安排我担任两个班（共131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我仍然二话没说，咬着牙把“工作”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此惊人的超负荷工作量，我却并没拿相应的报酬。不少同事在戏称我是严重的“工作中毒者”的同事，也为我鸣不平；但我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比起学生给我的，我的付出算得了什么？只要是为学生“当长工”，我真的心甘情愿。我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从当{dy}个班的班主任起，十几年来，我每送走一个毕业班，都要在他们毕业前夕，为他们编一本反映班级三年难忘生活的“班级史册”。临近毕业的{zh1}一学期，复习、写评语、模拟考试、天毕业生档案表……该有多少烦琐的事啊！可是，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硬是近乎玩命地为学生编着他们的“班级风采录”，不，为他们铸造青春纪念碑！看稿，改稿，设计栏目，跑印刷厂，校对……在那挥汗如雨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4个小时！于是，《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少年》、《童心》……就这样诞生了。在历届学生及其家长对我感激敬佩的同时，也使一些好心的人难以理解：这些“书”既不能作为申请职称的专著，也无助于学生高考“抓分”，何苦这样“疯狂”？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 ……
　　1993年6月“父亲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搞了一个代儿女们为父亲寄贺卡的活动。我的女儿只有5岁，显然还不会为我寄贺卡。但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黄金时代》转寄来的贺卡——
亲爱的老师、朋友和父亲：
　　我们永远爱戴您、尊敬您，感激您！
　　　　　　　　　　　　　　您的高95级一班全体“儿女”
　　　　　　　　　　　　　　　　　　　　　　1993年“父亲节”
　　手捧这张朴素而珍贵、单薄而沉甸甸的贺卡，我热泪盈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我只在心里叹息：
　　看来，我对学生欠下的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