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去世两年多了，但母亲在世时的大事小情不时映现在我的眼前，象是昨天刚刚发生过似的，依然那么的清晰，那么的亲近。

母亲是众人眼中的“女强人”，家里、地里的活计全都拿得起来放的下，是当年生产队里女人们的骄傲。那年月里麦熟收麦子没有收割机之类的机械，靠的全是人们用手连根拔起后再碾晒打轧，可以说拔麦子是最累人的农活之一了。听说三四华里长的麦地，母亲能一口气拔到地头，就是那些平日里自以为是的男人们也因被她远远的甩在后面而自叹不如。这些当然是我从老少邻居们的言谈话语中听来的，但她额头上那块明亮的xx可以说是她当年争强好胜{zh0}的证明。古老的辘轳在六七十年代依然是生产队里浇地常用的工具。摇辘轳浇地这样的活计原本是男人们干的，可母亲不服气，常常抢了来干。听说出事那次，她愣是连着摇了两天的辘轳浇了好几亩地，结果疲惫不堪的她失手被飞转的辘轳把打伤了额头，留下了这块永远的疤。

邻里眼中的母亲还是一个“能人”。在联产承包得到自己的土地后，虽然没有多少钱来买肥料，但就是靠着两双手，精耕细作，父母种出来的庄稼一点也不比别人差。那时地里的耕耩耙作是少不了牲畜的，我家先后养过几头马、牛。在母亲的精心伺养下，不管是马还是牛个个都膘肥体壮，村里人见了都流露出羡慕的眼神。母亲最拿手的还是给猪牛羊们看病。虽不识字，但母亲硬是凭着老人们的言传身教学会了牲畜常见病的医治土方。我记得小时不管是白天黑夜，时常有人来喊她去给牲畜“看病”:什么牛不反刍了，羊下仔难产了等等不一而论。对于这些小毛病，母亲往往是手到病除，而那些她医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乡里兽医站的兽医们往往也是束手无策。

母亲是村里出了名的孝顺儿媳。父亲兄弟两个，大伯在天津安了家，伺候老人的担子自然而然的落在了母亲身上。我记事时，爷爷奶奶都已年逾七十。为了尽可能的让老人们吃的好点儿，母亲总是想着法从并不宽裕的家用里挤出钱来给爷爷奶奶改善饭食。有时做了鱼或肉，总是先让爷爷奶奶吃头一口，然后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再后就是父亲和已成人的哥哥姐姐，等轮到她时最多只剩下骨头汤汁。她看着我们吃的津津有味的样子早已心满意足了。奶奶随着年龄的增大，脾气也越来越坏，有时无缘无故的就训斥母亲一顿。受了委屈的母亲多数是找个没人的角落暗自落一阵泪，擦干眼泪后打起笑脸继续伺候奶奶的起居饮食。当有邻居为母亲打抱不平想和奶奶理论时，母亲总是说：算了，老小孩儿一个。

母亲不识字，哥哥姐姐们也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此我上学后母亲就格外的xx，似乎把一生中希望全都着落在我的身上。小学时因现成的作业本比较贵，所以同学们的作业本大多是买来整张的白纸自己订。每次母亲都是小心翼翼的把纸裁工整，然后又用线缝订好。一经母亲的手订出来的作业本既美观又结实。写生字的本子又都是母亲用家里的木头尺子一页页打好方格。母亲精心画出来的格子大小匀称，和印制的本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那时农村晚上用来照明的是自制的煤油灯。每当我写作业时，母亲总是把煤油灯让给我，怕我把眼睛看近视了，而她自己则在煤油灯昏黄的余光里飞针走线。就这样，她默默的陪着我读书、写作业，直到我上高中住校。

母亲自小就对我管教得很严厉。记得在我五六岁时，生产队里修机井，指定由母亲带领几个人负责采办中午饭。根据队里的要求，临近中午时买来了几笸箩的油条、包子。从那年月过来的人都知道，人们几乎一年到头见不到点油腥，更别说油条包子之类的了。我眼盯着放包子油条的笸箩嘴里直流口水。一个打帮手的婶子见了我那馋样拿起一根油条就递给了我。我刚要把油条往嘴里塞，母亲劈手夺了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她那严厉的目光。那位婶子打圆场说：“小孩子，解解馋，别管的太严了！”而母亲却说：“他解了馋，队里别人家的孩子呢？”我记得那天直到她忙完了才带我回家，吃的是玉米饼子就咸菜。

母亲是一位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普通农家妇女，一生中历经战乱、饥饿、洪水等数不清的天灾xx，但她面对困难乐观的心态、博大的关爱感染着他人，呵护着家庭，影响着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