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上官本寂专栏

    江苏东海县政府3月27日发起一次强拆行动，逼迫被拆迁父子自焚抗争。68岁的陶惠西抢救无效遇难，其老父亲、92岁的陶兴尧半边身子烧焦，脖子以上血肉模糊。县政府回应说，之所以在自焚发生后仍然强拆，是为了防止次生灾害。陶的家人被强行带到荒郊野外看管。据信，拆迁队当时带有灭火装置，但未施救自焚者。

    幸存的陶兴尧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照片传遍互联网，他以逾九旬高龄经历多个时代，却在晚年以如此惨淡的面目成为新闻主角。此间况味，令稍有良知的人无力正视。早前，成都唐福珍同样用自焚殉身的方式应对拆迁，而类似的自焚遭遇绝非孤例。陶家父子的遭遇为血酬式拆迁再添控诉的证据，当地政府的轻慢托辞，也为本就紧张的拆迁平添怨恨。

    东海县政府认为拆迁行为合乎程序，言下之意是，陶家父子自焚纯属个人行为，与政府无涉。但陶家则反对政府的定论，认为拆迁没有履行合法手续，于法无据，补偿不公，强拆逼人性命。自焚悲剧后，当地政府采取了隔绝当事人的一系列措施，则从侧面证明：政府的强势并非仅仅表现在拆迁上，而是既体现了拆迁一方人性的沦落，更将被拆迁者的人性逼迫到绝望之境。

    就算陶家的养猪场是违章建筑，可当自焚一幕成为现实时，两条人命危殆于汽油火焰中，拆迁队为什么不能退却？在当事人愤怒得只剩下伤害自己以求警示的情况下，为什么拆迁不能妥协？从惨剧后果看，人性的受戕害是双方的。对拆迁队而言，讲人性似乎过于xx；对陶家父子而言，人性已不足以成为抵抗加害的屏障。就在房产财物被荡平之际，人性的底线和防线双双失守。

    陶家父子或唐福珍也许不知，他们用身体去阻挡的那些人，以一种行政召集的方式演变成一种势不可挡的邪恶力量。虽然他们是很多人组合在一起，却以抛弃人性的形式蜕化成利维坦式的怪兽。此时，人性不会得到怜悯，反而成为倾轧的目标和猎物。拆迁以强势的行动掠过财产权、生存权，最终也将人性裹挟而去。拆迁之恶，虽有千百种形态，但极恶莫过于此。

    东海县的自焚案例，让人清楚看见拆迁具有魔方式的六面体特征：城市化的推进手段、私产的一种凋零模式、政府的统合与强悍、发展建设的社会代价、民众败走的缘由以及人性失落的某种处境。拆迁方列举出一万种支持的理由，但唯独对人性视而不见。这种持守理据的多和少，衬托出得失的轻和重，已然到了不作掩饰的地步。为陶家父子一叹，更为人性的绝望掬一把泪。

    一旦人性被压制到尘土里，民众就不得不为证明自己的无罪而奔波。可证明自身清白的途径并不多，且在很多时候，这种奔波与申诉是徒劳的。拆迁自焚一再出现，并以激烈的方式提出质疑：拆迁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如果拆迁取消了人之所以自尊的依据，所谓拆迁红利还剩余什么？难道拆迁是为了取消民众本身吗？唐福珍、陶家父子之后，还需多少人以命相搏才获认真答问？

    关于拆迁，已有太多方面的争论，以至于在喧哗中遗忘了人的存在，比如存废拆迁条例的立法争议，再如地方政府建立在土地财政上的偏狭立场，又或各地诸多活生生上演的拆迁伤亡事例。从人性角度论及拆迁，已是对拆迁的{zh1}质问。民虽不畏死，不惜以自焚抗衡，却无法更改拆迁的伤害。由此，当人们谈论拆迁时，人们究竟在谈什么？家国社民，当该反省自问。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