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农民卖种粮逃离无水村庄宁可饿死在外(图)
云南农民卖种粮逃离无水村庄 宁可饿死在外(图)                                                               来源: (长沙) 

3月27日,杨艳萍来到村里的一个脏水池打水。这个水池已快要干涸了,但是全村基本上都靠这里的脏水来喂牲口和洗衣服。

3月27日,云南省罗平县老厂乡虎山村,受大旱影响,村里的水塘干枯,目前离该村近3公里远的水源是整个村{wy}的取水点。


一条60度的斜坡、3公里弯曲的山路,是虎山村人的找水之路,也是生命之路。

       红网3月30日报道   在曲靖市罗平县老厂乡的13个村委会95个自然村,通往水源点的路上,背水回家的人多数是老人与孩子。因为干旱,一些青年人开始从大山里出走,“宁可饿死在外面,也不愿意在家过没水的日子”。

       68岁的虎山村委老支部书记陈二合告诉记者,村里的池塘只剩下4吨水,如还不下雨,最终人畜争水喝的局面就难以避免,许多人看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出走。上必米村的124户人家504人,今年外出的打工人数达到123人。一些实在带不走孩子的家庭,就以每吨70元的价格买水喝。

       据罗平县富乐镇党政办主任袁学文介绍,富乐镇因干旱无水,大部分青年外出打工,红岩村3200多人有1500多人外出打工;河外村4200多人,有1000多人外出打工。

      “卖掉种粮,饿死老娘”是大山深处的民谚,如今“卖掉种粮”似的绝境与凄惘正在上演。

       惟一的池塘里仅剩不到4吨臭水了

       羊群从山间小道跑过,扬起的尘土呛人口鼻。经历226天的连续蒸发后,云贵高原海拔2170米的老虎山上,曲靖市罗平县老厂乡虎山村委7个自然村之一的上必米村,惟一的池塘里仅剩不到4吨臭水了。

       蔡家荣决定卖掉自家保存的{zh1}一批生姜种子,远离这个哺育过他的小山村。干旱将这里的每一块土地炙烤得尘土飞扬,大地焦裂,老虎山上成片的竹林和自然林枯死,一些飞鸟缺水而暴毙在山路上。

       层层叠叠的梯田与稀少的植被对比明显,云贵高原部分大山如今黄土地相连。“再这样下去,我担心我们这里成为第二个黄土高原。”虎山村委总支书杨老家忧心地说。

       这不是21世纪以来云贵高原{dy}次遭遇干旱。旱魃肆虐,是否已给云贵高原的命运未来标明了方向?

       每一块土地被炙烤得尘土飞扬

       71岁的敖义德将牛头按进池塘的脏水里时,牛儿甩了甩脑袋拒绝饮用,鼻子里的气流呼哧呼哧地将臭水表面的浮游物吹起一片波澜。经历226天的连续蒸发后,海拔2170米的老虎山上,曲靖市罗平县老厂乡虎山村委7个自然村之一的上必米村,惟一的池塘里仅剩不到4吨臭水了。

       村里的瘸子杨兴生拄着双拐,背着25公斤装的水壶到后山去取水。他总在村里人忙着准备早餐时直奔山背的水源点,因为他走到那里比别人要多花一倍的时间。从村口到水源点单程2公里左右,上1公里的山坡,然后再走一截平路,下一截坡,就到一个口径40公分的井边。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去晚一点,水就无法汲取上来。

       10岁的申君玉总喜欢跟在杨兴生后面,成为第二个取水回家的人。尽管在几天前挑水时摔伤了右眼,但他依旧每天还要为家里挑两趟水。在他的身后,是6岁的敖光凤和8岁的蒋晓秋以及另外一群孩子,每人背着一个10公斤装的水壶。先天性聋哑儿蒋晓秋最关心自家有没有水用,有时她更愿意用一根小扁担挑着四个油壶去取水。

       干旱将这里的每一块土地炙烤得尘土飞扬,大地焦裂,老虎山上成片的竹林和自然林枯死,一些飞鸟缺水而暴毙在山路上。靠老虎山上的清泉水酿酒的108家酿酒户,如今7户xx停产,80户依靠背水到作坊,维持间隔生产状态。

       老厂乡法乃村委总支书记贺柱良记不清自己最近洗澡的具体时间了,“反正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贺柱良比村民洗澡便利,“县里抗旱有时候需要村委总支书记到县城开会,我们就一起到宾馆去洗一次澡”。法乃村也在老虎山上,春节后村里无一人洗过澡。右腿安了假肢的王学甫每天必须步行5公里去背水,从村里到水源点,是一条坡度接近60度的下山路,汲满50斤水后,王学甫需要歇10次才能走上这段5公里的60度山坡,回到自己的家,“水对我们一家四口来说,比金子还贵”。

       水成了贵重商品。瓦厂村村民贺学坤现在每天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开着自己的小货车到山下20多公里远的丫落村去买水,然后运到虎山村委卖给学校或富裕家庭。从丫落村花1块钱买50斤水,运到上必米村,50斤水可以买到2.5元。每天三趟,贺学坤可以拿到450元的运费,净赚200元。

       一些村民开始宰杀家禽家畜,3月25日,村民陈正能的父亲过世,雷树珍将家里的两头猪出售给陈家办丧事,“这样每天能节省一半的用水量”。在这些村庄,青草早干枯,猪食是从山里扯下的干草,切成小截用水煮烂的。每次花掉一半水来煮这些干草,总让雷树珍心痛不已。陈正能早在春节后就雇人从山下运水,储存在自己的水窖里,“要不连办丧事都没有水。”

       许多人争相逃离无水村庄

       站在法乃村龟裂的池塘里,56岁的村民张国昌戏称自己是法乃的“幼儿园园长”。如今他和老婆两个人带着6个孙子一起过日子,这些娃娃最小的只有3个月大,{zd0}的也只有5岁。因今年8亩地绝收,老人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只好外出打工来养家糊口。

       卖掉了所有家禽家畜的雷树珍也想出去,“省得在山里熬这样没水的日子”。去年上半年,老虎山上频繁出现冰雹天气,雷树珍家的5亩烟地与村里其它烟农一样未能幸免,最终收成不到正常年份的一成。年底时丈夫陈晓健便带着儿子儿媳和4个月大的孙子,断然离开了上必米村,将雷树珍一人留在家里。

       下必米村村民李有能决心离开这个养育他30多年的山村去厦门打工。今年正月二十七,他离子别家,暂时不需要每天再思考什么时候下到5公里外的老厂沟背水才不用排队等候。

       在老厂乡的13个村委会95个自然村,通往水源点的路上,背水回家的人多数是老人与孩子。因为干旱,一些青年人开始从大山里出走,“宁可饿死在外面,也不愿意在家过没水的日子”。

       68岁的虎山村委老支部书记陈二合告诉记者,村里的池塘只剩下4吨水,如还不下雨,最终人畜争水喝的局面就难以避免,许多青年人看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出走。上必米村的124户人家504人,今年外出的打工人数达到123人。一些实在带不走孩子的家庭,正从贺学坤手里以每吨70元的价格买水。

      “在法乃村委的7个自然村里,614户人家今年有近200户600人出去打工,这一数字比去年多了40多户。”村委总支部书记贺柱良说,村委无法阻止村民外出。大水井乡箐口村委的负责人说,村民因天旱不愿意守着这片干土地,1812人有650人出去打工。据罗平县富乐镇党政办主任袁学文介绍,富乐镇因干旱无水,大部分青年外出打工,红岩村3200多人有1500多人外出打工;河外村4200多人,有1000多人外出打工。

       “卖掉种粮”的绝境与凄惘

       在大山深处,民谚说“卖掉种粮,饿死老娘”。蔡家荣决定卖掉自家保存的{zh1}一批生姜种子。这个6口之家的顶梁柱在当地村民眼里“老实巴交”,“除了种地其他什么都不会”,如今他不得不贱卖自己的500公斤姜种、一头牛和一匹马,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和妻子外出打工,家里留下年已7旬的父母,“虽然外出打工没得技术,但这是不得已的事”。

       旱灾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开始凸显出来。

陈二合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他那头2岁的耕牛,如今出售的价格定为1800元都没人愿意要;去年这个时候,有人曾出价2500元他都舍不得卖掉。不仅耕牛出售价格在下跌,受灾的村民能出售的其他家禽家畜价格也在急剧下降,“而农民需要的粮食等日常用品价格却在不断上涨。”

       虎山村惟一的一家米店老板申琴说,现在店里贵州兴义产的24公斤袋装大米,每袋价格从2月底75元涨到现在的90元,折合每公斤3.75元,连吉林产的一种大米,每公斤也上涨了8毛钱。在老虎山,去年每公斤0.5元的马铃薯价格,现在卖到2元多,白菜每公斤从0.6元涨至4元,玉米每百公斤从120元涨到260元。即使是私人酿酒作坊,白酒的价格也在上涨,每公斤从4元涨到了6元。

       担心出现人畜争水喝局面的村民,正尽量将自家的禽畜出售,但价格却大大低于预期。虎山村委总支书记杨老家的5只小猪仔至今还养在猪圈无法出售。“去年每公斤15元的价格,现在跌到每公斤9元,如果我出售,连本都保不到,还不如自己养着。”

       罗平县钟山乡鸡场村委会支部书记王玉辉介绍,前不久,一位农民一次购买了600多公斤大米,问他是不是买来xx,他说怕天干时间长,种不上庄稼、来年无粮。

       水资源总量排全国第三、人均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4倍的云南在遭受了{swql}的旱灾之后,以水力发电闻名的罗平县,水力发电总量与往年同期相比减少16.6亿千瓦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1亿元。罗平县境内水能蕴藏丰富,其境内建成发电的大中小电站有15座,因干旱导致10座电站停产,其余5座也有部分机组停发。

       本报记者从早已干涸的牛街河水力发电站大坝管理处了解到,目前这个发电站的两台发电机组停止发电。“由于发电量供应不足,我们大幅调减了西电东送。”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王文接受《云南信息报》记者采访时说。

       云贵高原:下一个黄土高原?

       对物价的涨跌,虎山村委总支书记杨老家并不担心,“这只是暂时的”。9个月的持续干旱,使他意识到,不改变当地山区植被稀少、水利工程几无的状况,干旱就会时常光顾这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老厂乡的虎山村委和法乃村委所属的14个自然村在大山深处分散居住。站在老虎山的任何一个地方,目及范围内都是被开垦出来的山地,油菜、玉米、烟草和马铃薯是主要种植物。陈二合说,整个老厂乡的土地,用“种一坡,收一箩”来形容“恰到好处”,贫瘠的土地使农民到处退林还耕。3月27日,记者在法乃村往水源点的路上看到,上坡上到处有人在开荒备耕,一群羊从土地里跑过,扬起的灰尘让过往取水的村民捂口掩鼻。

      “如果不开垦,收入更低。”上必米村的陈嘉利说,去年他在山地上种的10亩油菜,不剔除人力成本,纯收入不到1000元。从罗平县志可以看到,面积为3018平方公里的罗平县地处滇东高原向黔西高原过渡的斜坡上,山区面积占78%,类似老厂乡这样的深山里,xx没有水田,广种薄收是这里世代农村人的共识。

       罗平引以为傲的油菜花海本是当地一大旅游资源,今年因为干旱而没有出现,在老厂乡深山,开垦出来的梯田从山脚层层叠叠一直到山顶,很少看到自然林或经济林。据老厂乡乡长侯路平提供的数字,深山中的老厂乡森林覆盖率为27.4%,远低于罗平县39.5%这一平均值。罗平县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实际的森林覆盖率恐怕要比官方所说的低一点”。记者在从长沙飞往昆明的飞机上看到,云贵高原部分大山如今黄土成片。

       干旱使云贵高原及周边的淡水湖和塘坝大量干涸,发电厂停止发电:截止到3月22日,石林38座水库塘坝干涸;罗平干涸的塘坝数量更多,一些水力发电站机组停止发电,我国{dy}个使用世界银行xx建设的鲁布革水电站原有4台机组发电,现在因为无水,每天只有一台机组运转一小时。在罗平的牛街河发电站,干涸的大坝内龟裂的泥土上,枯死的鱼和螺丝只要用手轻轻一按,顿成粉末。云南大理xx的青海湖,因为5个月来一滴雨都没下过,已xx干涸。

       这不是21世纪以来云贵高原{dy}次遭遇干旱。2003年,云贵高原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秋旱。2005年,近50年少见的严重初春旱在云南出现,云南全省有705万人、390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昆明市一度被迫取用严重超标的滇池水补充城市供水。2008年云南连续3个月未降雨。史料记录,截至1949年,云贵高原有208个年份发生过旱灾。

      “再这样下去,我们真会成为第二个黄土高原。”杨老家说。“受统计资料影响,不少人会认为近百年来云贵高原旱灾和旱情均最为突出,但事实上从100年、300年、500年历史尺度来看,干旱是云贵两省众灾之首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过。”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从事云贵高原水与环境的研究的杨伟兵副教授说。杨是云南人,著有《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一书,他认为云贵高原成为下一个黄土高原的可能性小。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谢新民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现在不能对未来的云贵高原地理和气候走向作出准确判断,但如果人类不好好善待它,“下一个”的可能不是没有。这位研究水资源规划与配置的专家举例说,若干年前宁夏的一些地方水草丰茂,后来降雨减少,最终变成戈壁;位于黑河流域下游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曾经是一片富庶的绿洲,近几十年来,由于水量减少,现在这里流沙广覆,盐碱四起,黄烟弥漫,草木含悲,当时的牧民纷纷迁居他乡。

       “地下水到处流”的无奈

       杨伟兵认为,长久以来,对山地中小型农田水利重视不足和对水资源利用不合理,是造成今次旱情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云贵高原发生旱灾的原因,历来争论颇多。今年旱灾发生后,速生桉的种植和云南澜沧江、怒江、红河等大大小小河流上大规模的水电开发热潮,成为“祸首”热点。不过,这两个“祸首”被当地政府部门“否定”。

       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地上水贵如油,地下水到处流”。谢新民说,云南水资源在全国排第三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却只有6%,而全国的总体利用率在6%以上;贵州同为降水量丰富的省份,但由于这里的喀斯特地貌发育xx,地形多样,使得水资源向地下渗漏,又没有相应的水利设施“挽留”这些水,有水却旱成必然。

       云贵高原斜坡上的罗平县老厂乡目前大部分取水点都是找到地下溶洞后引出来的水。在干旱初起的2009年9月份,云南《地下水管理条例》才开始实行,条例对私采滥采地下水做了具体规定;昆明的地下水管理办法去年12月才开始实行,当时规定“保护优先”。这些举措被认为是“迟到的保护”。

       记者在虎山和法乃两个村委的14个自然村少见灌溉渠等水利设施,更不用说与我国中东部地区产粮区水利工程相比。虎山村委总支书记杨老家介绍,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兴修水利时期,全乡全村也没有修过灌溉渠,直到1977年,县乡村三级合理修了一条明渠,将珠山垭口的一处地下溶洞水引过来给村民饮用。到1987年,县里拨款2万元为明渠扩容维护,这就是村里惟一的水利设施。不过,目前因为水源处干涸,明渠也就不起作用了。

       近30年来,西南各地小水利工程一直处于“国家管不到、集体管不好、农民管不了”的尴尬局面。谢新民指出,村乡两级政府实际上失去了对兴修水利的组织权,有权决定水利工程的部门对公益性水利的兴趣大大降低,“效益优先成为水利工程制度上的一大缺陷。”

      “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想要集全村委之力来完成一件水利工程,肯定做不到。”老山村委老村委书记陈二合说。他双手捧着被称为云南十八怪之一的烟管,不知道自己明天的那一桶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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