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无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基层的县衙，没有主官，政务不会停滞，而没有了吏和役的辛勤工作和奔波，所有的事务都可能会停顿不前，一片混乱。几千年来，这是一个变化最少的角落，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们有着自己的规矩，按着自己做事的常规行事。当然这个几千年来不包括我们新中国，我们新中国的官员是人民公仆，没有个人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其实给领导写过稿子的也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刀笔吏”，对于其中的感受可能更为深刻。为什么我们的公众人物常常不能够脱稿侃侃而谈，而照本宣科呢，原因大致有这么两点：其一，讲稿本身不是自己的真实才学而是他人之言，顶多有自己的讲话精神。其二，我们实行集体领导制，所有的讲话发言都是集体的意志表达，如果脱稿侃侃而谈，很可能会走样，就像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一样，达到集权顶峰，皇帝为了xx贯彻自己的意志，士大夫们只好照本宣科，不再承担教化之责，也不能奢求成为帝王师的感觉。听老人们说他们当年有着类似的经历，比如关于中央精神的贯彻执行就有过争议，是直接将中央文件在村，公社的喇叭里广播呢还是根据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理解宣传给村民呢。可能是由于基层的“刀笔吏和衙役”当然也包括村长之类的一干人等文化水平不高，把中央的精神给念歪了，后来就直接改为照本宣科，在喇叭里广播。说白了，一竿子插到底，中央的声音通过层层广播直达人民群众。

       人们常说贪官污吏，在官之后还要加上吏，可能是因为吏给百姓接触的更多，大多的坏事都是由吏来直接执行的吧，所以在汉语词语里被人们定格成和贪官一样的让人憎恨！如果按照上面说的为了直接将官的意志贯彻给人民，吏其实只是个传声筒，或者说走狗！

       官僚体制本身有自己的行动逻辑，不可能xx按照君主的意志行事，否则这个体系将无法运转。在古代是皇帝和官僚们一直在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到封建社会顶峰的标志就是皇权的极度收拢，取消相权，将整套行政班子视为个人意志的实现工具，不需要他们有个人想法的发挥。清朝时期设军机处和内阁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当然这种权利的斗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明朝取消相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皇帝独揽的权力，想一个人行使，可是泱泱大国许许多多事务需要处理，皇帝要么是励精图治，勤于政务，日理万机，要么像万历皇帝一样，干脆弃之不顾，雍正可以说勤于政务，乾隆就不敢恭维了，喜欢玩乐而放任权力的荒芜。

        当然古代社会不可能进行精密的管理，在制度设计上本身就是粗放型的管理，地方的行政首长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很大，这是在制度安排时就预留了的空隙，原因就在于权力的制衡。制度经济学上讲，产权明晰才能减少交易成本，在政治上也是，但是为了官员之间的相互权力制衡，所以造就了必要的模糊。这就是行政成本的代价。

        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关系不清晰，权力界限不甚明了，行政机构在一刻不停的运转，该管的官员不能管，该负责的负不了责，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我们常常采用某某部门等等联合执法，其中就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对于这同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事情处理，许多部门都有权管，可是都没有责任要负，在恍恍惚惚之间，要么都疏于不管，要么同时争权都要管。联合执法势必是更高一级的能统领这些部门的机构来组织联合执法，弄来弄去真实的权力是在共同的上级部门，为了不使下级的各个部门的权力过于扩张，所以采用这种机制。通过这种隐性机制的安排设计，实现了政府机构的运转。

         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隐性机制的存在，也会被官员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官员之间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存在着模糊不确定性，但是负责具体事务的这些吏和衙役们却是非常的稳定，他们之间自有一套处理具体问题的规则，一是借此牟利（为了弥补薪水过低或者没有薪水）二是保证公务的运转（不运转他们就没有钱可捞）。薪水不足和没有薪水这个情况可以见基层的农村和政府机构的编外人员。对于第二点，可以见现在的计划生育部门的任务转变，特别是在农村，以前有钱罚款没钱扒房子牵牲畜来惩罚超生家庭，但是仅仅过了十多年二十年，人们难以承受这种交易制度下的生活转而纷纷自觉不生或者少生的时候，计划生育部门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和中央政策的改变，税收功能在农村节渐趋向于萎缩甚至裁撤，而计划生育部门却成了最为耀眼的部门，没有了超生，没了孩子，他们的财路也就因此而萎缩，所以现在农村出现什么情况呢，家里{dy}胎生女孩的计划生育部门三天两头上家里做工作，再生个二胎吧，现在国家生育政策允许了等等。生二胎如何给他们创造收入呢，在于给孩子办xxxx，给孩子上户口等等都需要不菲的一笔钱，我知道的潜规则是一个孩子上户口三万，三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