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期西藏敲凿岩画的文化认识（节选）（1）

张虎生

    [摘要] 本文对史前期西藏的敲凿岩画进行了总体性的价值把握。

    [关键词] 史前期；西藏敲凿岩画；个性与共性；原始文化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关于发现于西藏境内采用敲凿法(含磨、划，下同)创作的岩画，涂赭(绘)法创作的岩画，只在内容研究上作为参考，而不将其作为全文讨论的主要依据。

    岩画在西藏地方的首次发现是1985年9月下旬的事，地点位于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发现者是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阿里分队。截止1991年的统计，全区共发现岩画20处，这其中尚不包括1992年的文物普查情况和我于1990年7月17日在山南地区琼结县发现的一处岩画。现在连续几载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已经结束，远古岩画的不断发现，可以说是近十年来，西藏考古的一大收获。就日土县被发现的岩画点来说，已由1985年首次发现的3处增至1992年再度普查时的十几处。就目前发现的岩画点已遍布于西藏自治区的阿里、那曲、日喀则、山南、昌都等地区，在创作手法上多以敲凿为主，涂赭(绘)法创作的主要有日土县多玛区的恰克桑岩画和当雄县纳木湖扎西半岛周围洞穴中的岩画等。由于笔者手里掌握的材料有限，并且详略程度各异，所以只能仅从一些最xx和典型的岩画敲凿图中，就其个性和共性，以及一些其它有关方面的分析来看出一些间题。并且努力试图在别人介绍、研究的基础上，能有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阿里地区的日土县近年来岩画的发现比较多，在全区也是岩画遗存比较集中的县份。xx的有日松区的任姆栋岩画、阿龙沟岩画，日土区的鲁日朗卡岩画，乌江乡的“齐吾普”岩画，多玛区的恰克桑岩面。就全西藏范围来说，岩画的发现还有那曲地区的加林山岩画、夏仓岩画，拉萨当雄县的洞穴岩画，旧喀则地区的达拉山岩画，山南地区贡嘎县和琼结县发现的岩画。近年来，学界除了对各处岩画的发现过程、所处地理方位、画面所刻何种造型形象等一些基本的问题有所介绍外，就其讨论研究的主要方面，集中在“太阳”、“狩猎”、“祭祀”、“男性生殖器崇拜”等问题上。在一些画面“是什么”的问题上也有意见分歧和争论，如：是“死羊的羊头”还是“活羊”？是“陷坑”还是“畜养圈栏(墙)”？是“羽毛”还是“树枝”或“树”？这种情况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理由。笔者想努力在对西藏敲凿岩画的创作手法、作品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后，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和思路去看待和把握之。

笔者认为，无论岩画的某个具体形象“是什么”，它首先应当是一个历史时期里社会文化现象的遗存，而“是什么”的问题则是由这种文化现象产生时的自然状况、社会状况、人的状况以及自然、社会、人这三者的相互关系等因家来决定的。摘清楚岩画到底敲凿刻划了些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础，但却决不是研究的理想目的。

    把岩画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是必要的。还要透过这种“现象”来看本质、透过某种人类社会遗存的某种文化现象，来看某种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本质。把西藏发现的岩画看作西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看作是史前期人类对客体世界及自身的一种认识，是对当时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某些方面认识的图解，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一种思想、精神和行为活动的记录。而更应当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的人，对于古老岩画的学习和研究，决不能凭借我们的经验、观念、标准、知识和想象去做任意的、极端抽象和极富浪漫色彩的解释，如果那样的话，只能是今人对古人作品的解释，而远非今人还原了古人对作品的寓意，我们的出路在于掌握最真实的材料，用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去破译古人的思想和意识。当然，我们也可以对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加以评论。这是一个需要理顺的关系和摆正的思路。

    关于“史前期”这一时期概念间题，有必要交待笔者的一些想法和在本文中就其范围的一个大致匡定。这里牵扯到西藏岩画研究中的年代学问题.从一般和常规意义上讲，“史前期”这一时间概念是指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这一适合于人类整体的历史分期法，在本文中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匡定是指藏文创制使用以前的西藏历史发展时期，亦即主要是指公元七世纪以前的西藏历史，藏文创制前后的吐蕃王朝早期也包括在内。按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来讲，主要指西藏历史中的原始社会时期。当然，这里不可能划出一个具体的年代，只能是一个相对宏观理解意义上的时间概念，也是相较于以后的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等各个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的。

    那么，西藏近年来发现的大量敲凿岩画为什么说是“史前期”的文化遗存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纳入西藏石刻文化史四个发展时期的{dy}个时期呢？

    必须承认，存活于当下社会的我们对于“以往”历史的了解，原本是一无所知的，除了遗传的基因因素和本能以外，我们对自己出生以前的自然、社会、人等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于实现世界及过去历史的了解，我们都要靠不同xxxx的学习和大脑对知识的接受去获取，特别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了解，我们要更多地依赖于书籍文献和有限的考古发现，而书籍的作者或许是当时当事人，或许也是历史的后来人对于历史的追记和理解，而我们当今对于考古收获物的分析又往往因人而异，甚至在理解和释读上大相径庭、千差万别。这样一来，书籍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与客观事实的吻合程度，亦即我们所得到知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就不能不成为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而我们对于考古收获物的分析、判断又要借助、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知识，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知识考古的必要性，都更使我们面临的情况严酷化和复杂化。

    但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科学的威力正在于解谜的成功。

    具体到西藏的史前岩刻画，从一些报道介绍材料和有关研究文章来看，在时间上有一个创作的不同期性，也即分期性，当然也可看出它们在创作上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体现在造型技术的由简到繁，刻写对象在造型上更趋准确和造型形象的前后大体一致上，也体现在创作工具由石质到金属这一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过程上。

    而对于敲凿岩画创作时所使用的是什么样式、什么质地的工具，又是如何认知确定的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还要回到构成岩画的石面凹状痕迹上去。根据这种凹状痕迹呈现的面貌和现代人的尝试、实践，就可大致地初步判断什么样的石面凹痕是石质工具作用留下的，什么样的石面凹痕是金属工具作用留下的。

    一般情况下，石质工具作用留下的凹痕比较粗拙圆钝，实际是通过敲砸、击打破坏岩画的深赫色表层，使其露出石质内的浅白色而形成的小白点状，然后再逐渐敲砸使小白点连成线形，或再加宽成面形来表现形象的。至于用石质工具刻、划、磨而留下的岩面凹痕则和敲、砸留下的岩面凹痕有明显的区别，往往以敲、砸方法留下的岩面凹痕为主和多见，这也是由岩石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要想在硬度达7°以上的硅质岩上，用尖状石器刻、划出造型准确的线条，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用金属工具作用于岩石面，情况将会发生较大的改观，凹痕显得不很钝，常有“露锋”状、有利器感，且易把线条加深，造型线条也较准确、流畅，特别是容易刻出表现力较强的孤状线条。笔者认为，单凭一种简单的石质器具要得到这样的造型结果和视觉认知是难以完成和奏效的。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第214-215页。

《中国西藏》1992年第3期（秋季号），第9页。

《雪域文化》1992年秋季号，第48页。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载《文物》1987年第2期，第44页。

 霍魏：阿龙沟的诱惑——阿里考石散记，载《雪域文化》1992年秋季号，第46页。

《文物》1987年第2期，第49页。

边多、张鹰：日土的岩洞壁画和岩画，载《中国西藏》1991年夏季号，第46页。

《文物》1987年第2期，第50页。

侯石柱编著：《西戴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94页。

 侯石柱编著：《西戴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94页。

见“西藏考古与文物普查获大批新资料”一文，载《光明日报》1992年6月27日，{dy}版。

指在定日县南果乡达拉山发现的岩画。见《中国西藏》1991年春季号，第62页；另见《西藏日报》1990年9月22日，第二版。

见“西藏考古与文物普查获大批新资料”一文，载《光明日报》1992年6月27日，{dy}版。琼结县的一处岩画是笔者在1990年7月17日，在藏王墓考察时发现于附近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