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在50年代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在春日暖融融的照耀下，总有那么一些街头巷尾，围聚起几个女人，飞针走线边打毛线衣边摆龙门阵，这道景观可以说持续到了70年代末。毛线在穿梭的竹竿中，寄托着女人们的无限情思。

毛线衣是很抵寒的，最早还没有普及到人民大众中，能编织毛线衣的妇女也是极少数。解放前，只有商业场服装店代为编织，主要是缝纫工人的家属作为副业的一种收入。解放后，毛线衣的编织才逐渐发展成为专门铺子，属于手工行业，本文要叙说的，并非毛线衣的款式，而是还原50年代毛衣编织这种谋生手段的组织和经营状况。同时，也可以看成为成都市独特的民俗。

解放后，成都的毛衣编织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店铺，最初从事的大约只有20多人，也是手工劳动协会会员，每人每月收入只有几元钱，仅够维持本人的生活，但从1953年起，这个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铺子和从事的人员也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商业场生意兴旺，顾主打一件衣服要两、三天时间。

1956年，成都市组织起了属于棉纺织行业的联社，其一的职责就是管理毛线编织业。将全市属于这个行业的编织成4个小组，一社在商业场，二社在青年路，三社在青果街，四社在骡马市，四个社共有机器12台，107个社员（绝大部分是妇女）。毛线衣编织业是一个季节性较强的工作，每年约有6个月的旺季，在旺季期间，四个社合计每月要接货2000多件，营业额达7000元左右，其中{zh0}的如商业场一社，10月份营业额达3000多元，淡季营业额在1000元左右。

毛线衣编织的工价，系由社统一规定。1、机器织细线每件2.80元至3.40元，织粗线1.80至2.40元不等；2、手工织细线每件4.10元至2.80元，织粗线2.40元或3.40元，挑花另加价，分为3.50元、2.80元、2.50元和1.80元不等（挑花的毛线包括在内）。

据商业场一社和骡马市四社的了解，社里每件要抽15%的管理费，作为房租，税率为3%，合作社社员手工编织的月收入在20—50元之间，能够编织又能挑花的社员，收入起码在50元左右，个别社员还有达到150元的，要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如用机器织的，每天平均要达到6件，并至少有2件是要挑花的。如商业场一社社员吉某某夫妻，二人技术好、效率高，旺季时有时月收入达到近300元

除上述四个已经组织起来的编织合作社外，分散在各街道的不xxxx女也招领毛线衣服来打。她们一般没有门面，只是在家门口贴上一张“代织毛线衣服”的纸条，科可是很少有顾客光顾，因此谈不上什么收入，有的找关系从合作社社员手中分一点活路，但每件要扣20%的管理费，因此，很多家庭妇女要求街道办事处把她们组织起来，开铺子或加入到合作社中去，但市纺织联社不批，理由是再发展会影响到现在合作社社员的收入，而实际情况却是，旺季时商业场一社29个社员忙不过来，社里货物堆积，自己完成不了，经常推迟交货时间，而分散在各街道的有能力编织的妇女又得不到活路做。所以，当时迎熙街居委会主任一再申请，坚持要解决本居委会的就业困难，开编织毛衣的合作社。

在解放初，毛线衣的编织还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路，一般会这项技术的解放前都有比较富裕的经济和闲暇的时间，投入的成本就是毛线和几根竹竿，获利的空间很大。据统计，商业场一社29个社员中，就有22个是官僚、地主或伪军官的太太或姨太太，解放后丈夫多数被镇压和劳改，本人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不愿干干其他工作。如一社社员曹秀鹭，32岁，大学程度，解放前系上海“交际花”，外号“吉普女郎”，丈夫系伪空军（已逃台），解放后来成都打毛线织衣服，每月收入50—60元，劳动就业登记后，曾安排她工作，她不干，她说“织毛线衣服本少收入好，只要4根竹签子、5分针就可以干起来，又轻巧又好耍，看戏喝茶、白天夜晚都可以边玩边打，不受人管，还可以照料家务”。曹某某说的是大实话，她也看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干她这一行是安逸的。另一个一社社员曾某某，28岁，高中程度，伪政府某科长的姨太太，解放后离婚，无儿女，她说“我的生活就是白玫瑰喝茶、锦江看戏、耀华吃点心、朵颐吃饭”, 生活很是自由。

随着很多妇女逐渐掌握了这门技术和机械化的推进，织毛衣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以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手工织毛衣成了一种业余爱好，逐渐在全市普及起来，加上缝纫机的出现，到1960年，仅成都市西城区就有22家纺织企业。1962年经过国民经济调整，织布社、织线社等上交市管，毛线衣编织逐渐由手工向工业化过渡。即便如此，在今天人们享用各种款式的毛线针织品时，象征妇女心灵手巧和情感寄托的手工毛衣编织仍是我们岁月流逝的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