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旱灾反思农业水利建设的欠账

2010年03月23日  《东方早报》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 徐开彬

         2009年2月，我国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小麦主产区受旱1．60亿亩，其中严重受旱6753万亩。一年之后的今天，西南五省区市大旱，大面积农作物绝收，大量人口出现饮水困难，直接经济损失目前已经达到200亿元。综合水利部门数据，到3月中旬，除云南大部地区干旱等级升至100年以上一遇，贵州也出现80年一遇的干旱；广西部分地区旱情已达特大干旱等级，总体旱情50年一遇。

        其实，2001年、2006年、2008年我国也曾出现过大面积旱灾。自然的破坏力量，固然主要是因为一系列特大自然灾害，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人为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反思近些年来农业水利政策，对减灾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建国之初的农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中部和南部，每年夏天都会发生多次江河决口、洪水泛滥淹没和冲毁良田。而在北方的广大地区，春季则面临干旱，土地不能灌溉，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两三百斤，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

       1950年6-7月，淮河流域又发生水患，豫皖两省受灾面积4000余万亩，受灾人口共1300余万。面对洪水灾害，xxx与xxx等{gjldr}下决心把根治水患提到国家的重要议程。同年8月，全国治淮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按照xxx主席提出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为起点，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包括治理淮河的苏北灌溉总渠、佛子岭等水库，黄河流域的三门峡、刘家峡与青铜峡等水利枢纽工程，北京市郊区的永定河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湖北长江干流的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与黄龙滩等水利枢纽工程、河南被誉为“人造天河”的“红旗渠”与鸭河口等水库。这些大型水库兼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从此，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水利建设被忽视，一部分建好的水库和灌溉系统由于缺乏管理与资金投入而荒废；再加上市场化改革后，水利设施承包者短期逐利行为严重，大多将水利设施改作他途，与农业用水之间产生巨大矛盾；水利部门资本化现象严重，本来就有限的水利资金被投入工业领域，基层农田水利设施投入甚少；同时，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xx干涸。这些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

       面对今次大旱灾，贵州省遵义市水利局副局长李书江就无奈地表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大量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这次缺水，是工程性的缺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县长李云龙通过此次干旱，充分认识到小水窖（地面小水利）的重要性。

       旱灾的频繁出现，说明我们在水利设施维护和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欠账。要缓解大面积灾害，国家财政必须对水利设施与农村灌溉系统大幅度增加投入，并加强政府的监管与落实，逐步修复与维护被荒废的水库与灌溉设施，恢复其夏（涝）季蓄水、冬（旱）季供水的功能。同时，应研究如何在农村基层重构农户合作机制，以适当的政府补贴，动员农户合作建设农田水利、修整河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大旱灾的苦头还会不断重演，甚至加重。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