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外提升收益则主要通过农产品及其下游的相关收入和利润，实现持续提升农民收入的目标。 对外提升收益的方法多种多样，而归纳起来主要有几大类： 1、建立高效的农产品物流与销售模式，尽可能实现操控市场的目的；2、注册和使用同一品牌，实施统一的市场宣传推广方式，打造农产品的地区品牌，实现农产品溢价，保证农民较高的收入； 3、将农业经济向下游延伸，控制农产品储藏、农产品加工、以及农村建设的相关领域： 4、提供信息、咨询、培训服务，持续提升农民的综合技能，帮助农民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增强收入能力。 5、在社会上，农业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出“同一个声音”，争取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获得国家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前面说的“对内节约成本”的关键在于“钱”，而“对外提升收益”的关键在于“人”。
　　
　　{dy}，高效的农产品物流和销售模式，是农民“独享”农业利润的基础。 在欧美发达国家，有的城市周边的人们看到有机农产品成为热销的品种。 于是，这些人买地建立有机农产品农场。 他们的销售对象就是城市人群。 他们打出广告，邀请城市消费者来参观选购。 有的有机农产品农场就迅速“火”起来，然后他们开始把有机农产品打上自己的品牌，送到附近的超市进行销售，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生产模式成熟，规模逐步扩大，就送到附近更远一些的超市销售。 他们的这种物流和销售模式就像美国牛奶农场的物流销售模式一样，在与消费者距离最短的地方建立农业生产基地，通过与消费者直接见面，或者通过超市这个{zd1}成本的大规模销售渠道，实现低成本物流与销售。 而且，因为他们直接面对市场，能够有效把握市场的需求规律，并且根据需求规律安排产品生产，实施产品定价。 通过这样的措施，他们能够实现{zd1}的农产品损耗，获得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
　　
　　对于偏远农村的农民来说，直接与消费者见面的模式就难以实施。 因为，农民不可能为了卖一点点的农产品或者蔬菜，专门跑几百公里到遥远的大城市，直接跟消费者见面或者进入超市。 即使消费者认可，那么运输也是个大问题。 这样的结果就是，农产品贸易商就活跃起来，到农村收购农产品，然后销售到大中城市。 那么，农业合作社就把农村地区的农民们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应。 比如说，1个菜农的蔬菜不值得跑到500公里以外的大城市销售，但是1000个、1000个菜农的蔬菜不仅可以买到比较远的大城市，还可以直接卖到更远的国外。 通过规模效应，农业合作社把农民们组织起来：一部分人负责到城市进行销售，并且了解市场需求，一部分人负责加工与运输，大部分人负责蔬菜生产。 而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小农们”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化、企业化运作的农产品直销系统。
　　
　　在中国，因为缺乏这样的规模化组织，造成了农产品浪费惊人、有毒有害农产品失控的局面。 由于小农们都在“自行其是”，既不了解市场需求，也不了解其他农民们的作物品种，所以很容易出现“一窝蜂”的局面。 某种价格上涨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种植生产，然后价格暴跌；大家又停止种植，然后农产品价格暴涨。 长期来看，除了少数国家专控的粮食品种以外，中国的不同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惊人。 猪肉、大蒜、柑橘等等的经济作物和农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消息经常会出现在新闻中。 另外，农产品经过商贩收购、集中到大批发商，然后大批发商运到城市大批发市场，然后再分流到各个菜市场或者超市。 这样的结果是，农产品收购价格低的惊人，然后在收购、批发到零售的各个环节，农产品浪费惊人。2008年7月，商务部商业改革发展司副司长王晓川说，中国蔬菜损耗率达到惊人的25%以上。 25%的损耗是什么概念？王晓川说，当时全国蔬菜的平均价格是每500克7分钱，按25%的损耗计算，全国范围白白“浪费”掉122亿元。这些损耗的蔬菜要占地1400万亩，如果都种上粮食作物，可生产粮食500万吨。由于缺乏冷链物流配送，蔬菜从田头采摘后，用普通货车运送到超市，经过一路挤压，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中白白浪费。 他称，国际上有80%的蔬菜通过冷链物流配送，中国仅有5%。另外，在农产品物流过程中，房租水电、各种税费、交通运输费用、中间商人工和利润等等层层加码，到了消费者手中就变成昂贵的农产品。 还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毒有害农产品很容易混杂其中，而且追溯起来困难重重。
　　
　　那么，在农业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在农业发达国家，不会出现像中国这样，因为农民盲目种植，而导致农产品价格频繁暴涨暴跌的情形。 比如说，美国国家农业部发布农业种养殖信息，而且不仅仅是国内的种养殖信息，还有世界的种养殖信息，对整个农业进行种养殖的方向性指导。 那么，大型农业合作社就会在地区间进行协调，相互明确各自的具体种植安排。 而农民根据合作社的具体安排，合理地种植不同的农产品，防止出现“一窝蜂”的局面。 另外，如果大型农业合作社控制了生产、运输和销售的整个流程，绝不会让蔬菜产生如此巨大的消耗。 因为，对于农民们来说，这些消耗一方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那是他们在田间地头顶风冒雪辛苦劳作的血汗成果，哪怕是少量损耗都让他们心疼不已，更不要说1/4以上的损耗了。 他们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蔬菜能够以最少的消耗，以{zx1}鲜的形态卖给城市消费者。 而且，农业合作社自然会通过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农产品的分销。 那么也就意味着，产生巨大消耗和巨大浪费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基本上就可以消失，很多菜市场的规模也可以明显缩小。 这样的话，城市居民的农产品消费可以明显下降，用更少的钱购买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另外，如果某个农业合作社的农产品固定送到某个居民区，双方建立长期化的经济关系，那么农民们就会尽量减少化肥、农药、xx、xxx的使用量，通过安全的方法生产出更好的农产品，让农产品变得更加绿色健康。
　　
　　那么，中国农业“消灭中间商”，中国农业合作社实现“与消费直接见面”的关键障碍在哪里？ 最近几年，各地“专业合作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个省有上万家“合作社”毫不奇怪，而这些合作社从整体来说，仍然处于“小而散”的状态。 “小而散”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时间短，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建设需要时间。 然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农业合作社除了缺钱之外，更是缺乏人才。 {dy}，农业合作社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管理人才，因此难以加速当地不同合作社的横向整合，以及各地专业合作社的纵向联合。 从宏观社会经济的角度思考，专业合作社的意义首先是减少“一窝蜂”造成的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减少宏观经济层面的社会浪费以及农民亏损； 其次，才是通过提高品质，提高产品售价，促进农民增收。 但是，现在各地“小而散”的农业合作社不仅解决不了“一窝蜂”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加剧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因为小合作社一般都是根据现有的市场行情，然后“自行其是”扩大生产规模。 当某个农产品赚钱的时候，各地的合作社也会效益很好。 然后，大家在赚钱之后，都大力发展相关的农产品，并且带动更多的农户进行种植。 这样的情况就促进了“一窝蜂”的情况，从宏观上加剧了特定农产品“供过于求”，导致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之后无人收购。
　　
　　对于这样的情况，在农业发达国家，一方面国家要通过市场预测进行引导调节，防止农民“一窝蜂”种养殖某个产品； 另一方面，就通过农业合作社的全国性调节进行具体分配。 比如说，“一村一品”工程，就是让农民长期种养殖某种农产品，从宏观上把农业种养殖分散开来，增加农产品多样性，防止出现“一窝蜂”；从微观上增加农民的对于特定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能力，促进职业化农民群体的形成。 而要到达这样的目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的联合体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各地方专业合作社通过地方联合形成省一级的机构，而省一级的机构通过进一步联合，形成全国性机构。 然后，各省一级的机构在全国机构里讨价还价，协商特定农产品的产量，防止“一窝蜂”，而且可以有效加强合作，促进农产品出口。 因此，只有加快不同地区专业化合作社的整合，让不同地区的专业合作社真正形成微观层面竞争，宏观层面联合的关系，特定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情况才能够有效减少，市场才会很快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 那么，不同层级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合作社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就需要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工作。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通过制定合理的合作社协调与合作方案，协调不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在“优胜劣汰”的相互竞争原则下，尽可能照顾到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 打个比方，这就像成立OPEC组织，但是比OPEC组织更加复杂。 因为OPEC组织只需要打几口井，然后在祖宗留给自己的自然资源之上“坐享其成”石油的暴利就行；而专业的农业合作社则意味着无数农民的辛勤劳动，以及大量的经济投入，同时产出有限，所以需要非常地“精打细算”。 而在合作社层面上，尤其是合作社联合体层面上出现战略偏差，就会严重损害广大专业农户的利益，进而影响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当不同的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 而如果各地的专业合作社开始联合起来，就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优秀管理人才，引导整个行业的方向。因为，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系统要起到全国专业种植资源的引导和整合作用，本身就要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大家都知道，把小舢板连接起来成不了航空母舰；同理，缺乏优秀管理人才的低水平合作社，相互进行低水平的联系，也形不成具有决定全国市场能力的大专业系统。 那么，未来的农业的发展急迫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人才，大量需要具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管理人才，充实到全国性和省级农业合作社系统。 问题在于，中国教育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目的主要是培训“工具人”，难以培养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人才。 就像不少人评论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说公司里优秀的人才和高速成长的业务，都不是从这些公司里培养出来的，而是从这些公司里“逃”出来的。 所以，大型跨国公司持续进行文化变革，尽量多让一些人才和优秀创意“逃”出来，避免自己成为很快就要灭绝的“恐龙”。 目前，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机制也一样，具有战略思维的优秀管理人才很难从这个系统中“逃”出来。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农村合作社缺乏大量的相关管理人才，而没有优秀管理人才的话，基本上不可能建立高效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系统。
　　
　　其次，要实现农业合作社与消费者的“无缝衔接”，需要大量的优秀营销人员。 优秀营销人员的意义在于，在组织弱小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找到客户，实现销售。 日本小松机械在很弱小的时候，就筹划着打入美国市场。 但是，当时卡特彼勒等实力雄厚的美国机械制造商控制着美国市场，似乎小松在美国市场根本没有机会。 但实际上，小松通过富有冒险精神的市场营销人员，建立与用户的直接联系，通过对用户实际需求的理解和非常实惠的营销方式，迅速获得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小松也因此很快成长为{sjj}的机械公司。 同样，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也需要大量的营销人员，了解城市居民的消费特点，并且通过与城市居民建立直接的联系，实现农产品的直销模式。 比如说，我认识的小商贩夫妇，他们就可以成为优秀的营销人员，因为他们长期“打游击”，必须得了解北京的地形特点，还需要了解市民的需求特点，而且“随行就市”，然后才能够生存下来。 他们通过多次“进小西红柿，不好买，两天才赚5元钱”的受挫经验，也经历过很多次晚上8点多就东西卖光的成功经验，等于是交了不少学费，学习我所居住的北京小区的消费特点。 如果让他们这些具有三轮车小商贩经验的农民们，成为农业合作社的营销人员，会很快把农产品打入北京市场，迅速通过略低于市场价、远高于批发价的价格，在北京的居民小区实行大规模销售，让农业合作社获得丰厚的收入。 再加上，通过减少蔬菜消耗环节，加快蔬菜流转速度，农业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利润，也就是农民能够显著提升收入。 而这些小商贩们也就能够成为职业营销人员，在农村受到广大农民的尊敬，同时因为自己的贡献，获得较高的收入，加快农民群体成为职业农民的进程；而他们在城市成为“坐商”，和城市人成为关系平等的朋友，提升自己在城市的地位，也提升整个农民群体在城市的形象地位；从城乡结合的角度，他们能够成为城乡实现真正沟通的桥梁，促进城乡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但是，城管的“xx”行为，让这些推着三轮车的小商贩们消失了。 而如果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小商贩们一个还不错的生计，城市居民们方便实惠的采购途径，更是失去了加速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这样的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失去了，所以更多的农民仍然在平均每斤蔬菜7分钱的困境中挣扎，更多的市民在高食品费用的同时，仍然天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毒有害蔬菜会轮到自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