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8号潜艇艇长名叫张明龙。出海之前，他爱人就要分娩了。风浪颠簸之中，他仍有一种将为人父的喜悦。副艇长王明新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是专门来艇上锻炼的。他也刚刚当了父亲。航海长金作印毕业于大连海校，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之一。艇政委马振民在出海前生病，支队临时将他换下，派支队组织科干事张前冲来艇上代理政委。这次演习并不顺利。因为418号潜艇年久失修，有些机械已经出现疲劳。而且昨天全支队作鱼雷攻击演练时，竟一发也没命中目标。更令艇领导气恼的是，还把一枚价值15万元的教练鱼雷给弄丢了。下午1时40分，是预定演习结束的时间，与418号潜艇配合训练的“衡阳”号护卫舰，按计划已到预定海区停车漂泊。按规定，水面舰艇在驶离海区前，不得停车，这是为了使潜艇在水下能监听到舰艇的声音，以确保上浮的安全。

这时，“衡阳”号向水下投射了3枚陆xx的手榴弹(当时限于技术装备，水面舰艇与水下潜艇联络只能采用这种办法)，潜艇声纳兵听到3声爆炸后，报告艇长可以上浮。由于距离近，艇长和全体水兵都听到了手榴弹的3声爆响。于是，艇长张明龙下达了“准备上浮”的口令。随着警报一声长鸣，艇员迅速就位，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各舱就纷纷报告：“准备完毕。”不过，由于当时中国艇员还没有水密意识，实际上全艇并未按规定全部关闭水密隔舱的水密门。轮机长王发全启动排水系统，机舱内一阵轰鸣，15个大气压的高压气迅速注入水柜，海水在强大的高压气下被挤出水柜，艇体开始上浮。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潜艇不断地上浮着，从30米处向水面接近。艇员们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等待着出水、打开舱门，以便透一口海上的新鲜空气。然而越往上浮，越接近了灾难。“衡阳”号像一堵黑墙压在了418号潜艇上空。 本来海面上已经风平浪静，结束演习的水兵正在甲板上擦拭大炮。突然，军舰庞大的身躯明显地颤动了一下。舰身的晃动是常有的事，当时并无人在意。可就是这一下颤动，“衡阳”号尖削的舰艏把上浮的418号潜艇艇桥一切两牛！霎时间，肆虐的海水狂卷着扑进艇舱……仅仅3分钟，3个舱室全被淹没。海水呼啸着向艇内涌去。此时，如果第二道水密舱门关闭好，潜艇还能浮在水面上。然而，第二个水密舱门没有关严，第三个水密舱门关严了，但第四个水密舱门又没有关严，于是，海水很快就灌满了3个舱室。潜艇渐渐下沉到40米深的海底。艇长张明龙等7名军官和17名士兵当场遇难。

轮机长竟然奇迹般地生还，在潜艇下沉过程中，正在五舱的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听见四舱的人在使劲敲击水密门，并通过水密门喊话筒高喊：“五舱快排水，五舱快排水！”王发全知道四舱并没有排水装置，全靠五舱排水。他赶紧冲过去，一边喊着新兵陆正德的名字，一边向排水管道阀扑过去。这个排水阀平时很少使用，上面的胶皮已经老化。王发全喊叫着让陆正德快拿螺丝刀来。陆正德从工具箱中取出螺丝刀，与王发全一起打开排水管道阀。顿时，海水带着强大的压力喷涌而出。很快，五舱水也没过膝盖，又扑向通过六舱的水密门。而四舱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敲击声也渐渐停止了。王发全看到五舱也已十分危险，如果海水再没过水密门，连自救的可能也没有了。

“快撤！赶快到六舱去！”王发全冲着陆正德等仅存的4个战士大声喊道。他让战土们带着氧气和再生救护板等东西，从五舱撤到六舱。六舱也有5个人，另外首舱还有5个人，但已经无法联络了。六舱的10名战士紧紧地靠在一起，等候着救援。至此，全艇仅剩下首舱、六舱和逃到六舱的五舱艇员共15人还活着，其他人早已身亡。艇内没有一名干部，{zg}指挥官是轮机军土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

当时的条令规定，潜艇失事后，“没有指挥员命令，不准逃生”、“不得在敌占区逃生”、“要尽量组织自救”。于是，王发全和王传经两人组织大家研究，想办法。然而，当时针指向12月2日凌晨5点时，他们逐渐感到氧气不足了。这时，他们已经在水下坚持了15个小时。无可奈何之际，大家想到了逃生。有人看了看深度表，深度表指示为水下8米。这个在潜艇上毫不起眼的深度表，加重了这场灾难。此刻，潜艇水深为40多米，而深度表只有8米，王发全和王传经研究后认为，此时已是拂晓，天已放亮，8米水深即使漂出去也不会影响太大。于是，两名军士长组织在六舱的另8名水兵逃生。这8人是轮机兵梁兆秀、班长云清明、士兵贵宪良、舱信兵张永平、轮段兵梁益均、轮机兵李慎清、陆正德、仲室明。

他们开始做{zh1}的逃生准备。潜水医学证实，人如果从海底快速升上海面，由于压力的突变，会造成人体器官的损坏，死亡率很大。可破损的418号潜艇一点救生器材都没有。大家在大舱里摸黑寻找，摸到什么算什么。有人摸到一把扳子，有的摸到了弹夹，有的新兵急于出去，干脆空着手。受过苏联专家训练的军士长王发全已有5年的训练经验。他告诉大家，出去之后，先抓住艇边，停一会儿再上浮。告别的时候，大家的手在一起紧紧地握了握。因为许多人知道，这样出去，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又绝不能在这里等死。王发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鱼雷发射管，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爬了出去。所有的人都送出去了，王发全摸索着用扳子拧下几个大螺母，把它们绑到了身上，手里还拿着刚刚找到的工具袋。他爬出艇去，在海底停了一会儿，便开始扔掉手里的工具。他的身体开始上浮，四周的水压压得喘不过气来。升了一会儿，他已经快憋不住了，手里的工具也丢得差不多了……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被人用力推了一下，“呼”地升上了海面……这一升不要紧，在离艇的15人中(首舱的5人是否离艇不得而知)，只有轮机军土长王发全一人生还。

王发全在事后回忆说：“前面的9人钻出舱口后，我想，舱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万一大家漂出水面后遇不上救援队，岂不饿肚皮？我就从舱内找了些饼干和罐头，并带上了钳子、扳手和防鲨刀之类的工具，准备撤离。可我一出水就感到了可怕，艇外海水漆黑一团。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一出舱，立即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耳膜生疼。这哪只8米啊！“还是那包饼干和罐头帮了大忙。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我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我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弱，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以免肺部被气压伤，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因为快了，空气不够用，人会憋死。“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海浪把我推来推去。当时已经精疲力尽。海面黑乎乎一片，不见一个人，风呜呜地刮，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12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劲儿，这时也觉不出来了，只是拼命地喊。不远处的舰上有灯光，我就朝那边游过去。‘昆明’舰发现了我，放下舢板来救我，但风太大，6只桨划断了4只。没法子，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可惜一个也没套住。{zh1}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虽然离船很近，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钻心地痛，没办法只好用牙咬住绳子。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了上去。上去以后一低头，吐出两颗门牙来。“就这样，我得救了，那9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5个人，也都不知下落。这次逃出的15人中，除了我，只捞出4具尸体，其余10人失踪。”经过全国几乎所有减压专家的共同努力，从水下40米深处漂浮出海的王发全，竟奇迹般活了过来。

海难惊动了全军上下，当时人民海军只有8艘潜艇，它们就是共和国的“镇海法宝”，所以，潜艇遇难的消息很快就惊动了{zg}决策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指示：“分秒必争，救人{dy}，首先输氧。”并派时任海军潜艇部部长的傅断泽将军当天赶到现场。空军运输机日夜兼程，从各地运来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上海市委立即派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率国内{yl}的打捞队伍前往救援。刚刚指挥完演习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一听这个噩耗，牙齿咬得格格响，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忍受着剧烈的、长久的痛苦，一种无法向人倾诉的痛苦，思绪就像这东海一样变化着，一时狂暴，一时平静，每一朵浪花都给他带来的是同样的苦汁。他率59艘舰船组成强大的救护舰队，奔向出事海区。因为潜艇里可能还有人，空军也出动了，将大批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运到现场。真是天不遂人愿，海面上的风越刮越大，救援舰队来到时，海面上竟刮起了8级大风，甚至把潜艇呼救浮标钢缆刮断了。这样，本来可以通过失事浮标上的一部有线电话与艇上联系的途径也失去了。失事浮标钢缆的断裂使人们无法标志418号潜艇准确的失事位置，而当时测定技术又很落后，重新测定到艇位已在3天之后，从而丧失了{zj0}救援时间。直到68小时之后才在40米海底找到了418号潜艇。418号潜艇在失事两个半月后被打捞出水。后来它被拖离大海，安置在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的操场上，成了新一代潜艇兵的形象教材。而在祖国{zd0}的群岛——舟山群岛的烈士陵园里，有一个墓群特别醒目。它由38座坟墓组成，其正面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书写着“一三八五xx遇难烈士纪念碑”几个字。这个墓群坐落在烈士陵园的正中间山道上，站在其前面，正好可以眺望茫茫东海。这38座坟墓就是418号潜艇失事时牺牲的官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世人不知的故事。因为烈士墓碑上没有留下任何事迹。即便在今天，不少年轻的舟山人也不知道，45年前曾有一群无私无畏的中国潜艇兵，为探索潜艇这一当时的{jd0}武器的作战技术性能而捐躯在茫茫东海。他们是一群沉默的海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