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这个新名词，席卷大江南北，深入到人的内心，演变为{dy}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

尹明善和翟美卿挤进了“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的行列；

唐万新终结了学生时代，走上“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雨中宣誓，确立亿元村的目标；

为与港商合资，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最终得到胡耀邦的支持；

王中军“不务正业”，和朋友合办杂志《购物指南》；

张茵只身闯荡香港；16岁的黄光裕则跟着年长三岁的大哥黄俊钦远走他乡。

{zg}领导人对党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却又急切地改弦更张。从一月起，xxx有意无意地在不同时间和场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1月19日，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

5月15日，会见新加坡前总理吴庆瑞博士：城市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是会成功的，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

6月29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7月11日，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10年和下世纪的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

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社会主义的任务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8月29日，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有人担心我们的改革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肯定不会的。

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11月11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wy}的道路。

xxx了解，在中国，只有免除政治恐惧，才能保全创新因子。所以，他以国家{zg}领导人的身份，试图为改革开放找准一个清晰的原点，以此证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不可逆转。

改革开放既是中央的主旋律，也是全民支持和参与的事业。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或许上升不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只是与自己切身相关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日子过得有没有更好？袋子里得钱是不是更多？

他们的日子当然过得更好，钱也越来越多，以至于“万元户”{dy}次公开出现在{gjj}的媒体上——新华社1985年第4期的《半月谈》：“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2000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从此，“万元户”这个新名词，席卷大江南北，演变为{dy}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到包括翟美卿和尹明善在内的人心，他们不仅是{dy}批“万元户”的主角，更是挤进了“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的行列。

关于翟美卿为故事主角的“范本”，流传的有好些。在故事里，她被描述成一个依靠个人奋斗费尽周折取得成功的女人。章节的开篇要从翟美卿21岁孤身闯京城讲起：在与朋友的聊天中，做服装的翟美卿听说广东采购的家具在北京供不应求。她立即一个人跑到广州、顺德等地的家具厂，谈成了几十万的货品。家具运到北京，因为没有经验，很多家具在运送的过程中遭到破损。翟美卿想都没想，把破损的家具二折处理。出师不利，翟美卿选择主动去北京商场，打听市场消息。

零下20摄氏度，清晨5点，她坐公车从郊外进城，找到商场就问老总是谁。通过商场老总，她得知，床垫畅销，天天好多人买，在北京已经脱货。翟美卿当夜赶回广东采购，直接发往北京。春节销售旺季，翟美卿发来的床垫{yt}能卖二百多张。一张床垫赚五十，两百张，可以赚一万。接下来三个月，她走遍了北京所有商场，增加业务渠道。然后从广东运货，销售旺季{yt}能卖六百张床垫。市场反馈积极，翟美卿承包了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在北京生产，北京卖，一个月能赚三十万。

因为生意好，歹徒盯上了翟美卿。

晚上十一点，歹徒破门而入。翟美卿惊醒过来，一睁眼刀摆在了她的眼前。出于本能，翟美卿伸手夺刀。刀掉在地上，还是被歹徒抢到，一下子捅过来，插进她的嘴里，刺穿过去。这时有人听到争斗，向翟美卿的屋子走来。心虚的歹徒选择离开。临走怕翟美卿再喊，猛击她的右脸。后来整个脸部缝了17针，住了一个月院。两年后，歹徒被抓住，此时的翟美卿已经赚到了人生的{dy}个100万。又过了两年，瞿美卿认识了刘志强，两人结为夫妇，联手在深圳创办“金海马家具商场”，在国内xx仓储式家居连锁经营模式。

有人做过非xx统计，创业成功率一般至多10%。对于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岁数是翟美卿两倍还多，重庆出版社编辑尹明善，在他46岁的时候，出人意料的选择辞职，成立了个人的“重庆职业教育书社”。更没想到，他编辑发行《中学生一角钱丛书》，突破千万册，畅销大江南北，为他挣了好几十万。不到4年，尹明善已然成为重庆{zd0}的民营二渠道书商。尽管如此，他又干脆利落地宣告退出图书行业，“尽管当时这个行业活跃异常，但一眼见底，视形势而言，注定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

壮士断腕，需要勇气、魄力，更需要智慧。转型是企业成长过程的应有之义，可惜的是中国很多企业像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将自己转向绝路。不过，在做与不做之间，在选择与放弃之间，尹明善懂得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他留心着能做大的行业，摩托车进入了他的考虑范围。

重庆“摩托帮”闻名全国，“嘉陵”和“建设”和一批生产销售摩托车及配件的民营企业汇集于此。一位经营校办摩托车厂的朋友向尹明善诉苦，他每个月需要几百台发动机，要到河南去买，价格高且质量差，本地的嘉陵、建设却不愿意把发动机卖给他这样的小厂。嗅出商机，对机动车毫无了解的尹明善倾注全部的20万元，投资到自己的“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杀入摩托车行业。站在不到40平方米的租用车间里，尹明善对9名手下说“要造出全中国没有的发动机”。说这句话时，尹明善是重庆“摩托帮”不入流的人物，而回应他的是不理解的笑声。

与其说尹明善擅长创造，不如说他勇于探索。他左冲右突，突破口选在了“重庆建设集团”的发动机环节链上。他把建设集团维修部的发动机配件买过来，自己装配成发动机整机再卖出去。成本1400元，卖价达1998元，一倒手差不多有五百的中间利润。使配件要买齐也能买齐，同时不能让对方感到竞争，尹明善打起悄悄采购摩托零配件的“游击战”：今天买1号到10号零件，明天买11号到20号零件。然后，组装好的摩托车发动机一台台被卖出去，丰厚利润源源不断地收回来，一发不可收拾。尹明善发现了一条重庆市场上无人走过的捷径——建设集团对此自然浑然不觉，民营摩托小厂则敢想不敢做。

大概过了四个月，醒悟的建设集团，下令一个零件也不许卖给尹明善的公司。但有心的尹明善在组装发动机的{dy}天，就积极联系配套厂，设计自已需要的零配件。一不小心，尹明善做成了小池塘里的大鱼，他的冷门策略，至今仍然被许多行业里的隐形{gj}所复制与模仿，这种复制，虽然有可能是无意的。而这条从夹缝中挤出的道路，十年后，把尹明善及其公司送上了行业的顶峰。

在这么一个矢志逐梦、意气风发的时代，与翟美卿和尹明善相比，唐万新的存在让我们有些难过。这年，他赚到了六十万，可随后因为义气与莽撞，负债累累。

2月，唐万新再次中途退学，这成为他学生时代的彻底终结，从此走上一条“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少年时期的唐万新勤于学习，为师长所喜爱——时至今日，他仍于一些老师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同时他又心存高远、志在凌云。

唐万新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父母都是支边干部。家里兄妹五人，大哥唐万里、二姐唐万华、三哥唐万平、四哥唐万川和排行最小的唐万新。怀揣着理想和浪漫支边的唐家父母，从没有想过，自己“万里平川一片新”的几个儿子，有朝一日会以“德隆系”在中国金融市场掀起酣然大波。

1981年，唐万新考取山东华东石油学院。入学后，他发现专业和自己“成为物理科学家”的理想相去甚远。一年半后，一个电话打回家，唐万新告诉家人自己退学了，连专程赶去的大哥也没能劝阻。两年后，经过复读的唐万新参加高考，成绩达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分数线，但高考录取制度的限制，仅被新疆石油学院录取。在这里，他仍然没有完成学业。经商的热潮延伸进了高校，新疆石油学院在吉木萨尔县开办的一家农场，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了严重的亏损。唐万新向学校毛遂自荐要打理这个农场，获得了批准。遗憾的是，最终他没能让农场扭亏为盈。

80年代，稀缺经济风行，谁捕捉到消费者的需求制高点，就等于攥住了“钱袋”。1985年，唐万新和初中及华东石油学院的同学一共7人，合伙承包下乌鲁木齐市园林处知青社经营的彩扩业务。彩色照片洗印业务在全国方兴未艾，一台彩扩设备的价格在百万元以上。经济相对落后的乌鲁木齐，拥有彩扩设备的彩扩社凤毛麟角，洗印一张5寸的彩色照片价格大约要7毛到8毛钱。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设备充裕，洗印同样一张照片的价格不到3毛，效果远远好过乌鲁木齐。

中间的差价，让唐万新找准盈利空间。他在乌鲁木齐贴出海报，承诺以6毛钱每张的价格进行彩照冲印。收集了足够的底片后，他用从同学那借来的钱买了一张飞往广州的机票。当时从乌鲁木齐飞往广州的机票价格是280元，相当于一个大学讲师的月基本工资。高成本让唐万新一开始并没有迅速赚到很多钱，却赢得了声誉，打开了市场。前3个月，唐万新几乎每3天要跑一趟，{dy}天去，第二天回。

那时还没有融资的概念，唐万新的潜意识中已有了“借鸡生蛋”的资本运营方式：以公司的名义招工，让受聘者交上一笔押金。利用这些押金，去商场或店面租赁一个小小的门脸或柜台。然后一张桌子、一个人、一本收据，再贴上“彩色扩印”几个字，作为接收洗印业务的网点。久违市场的中国，蕴涵的巨大生利空间由此可见一斑。赚取从夹缝中抠出来的财富，让他在乌鲁木齐相继拥有了近20家连锁社。

与此同时，底片的运输也有了新的方法。唐万新通过给一些去广州的乘客补偿，让他们顺路把胶卷带过去，交由在广州的工作人员完成冲印。后来，他们跟广州的彩扩社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底片开始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运输，成本大幅减少。有了资金，唐万新买回一台二手冲洗机，价格再降，比市场便宜了60%，进一步使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连本身拥有彩扩设备的彩扩社也被挤垮。一年下来，唐万新收获了60万元。同时也在一次次的南方之行中，收获了新鲜的观念和智慧。市场经济那开放、充满活力的氛围开始深深的吸引他，他开始迷恋这个让他游刃有余的平台。

业务做大，唐万新的心也跟着变大。他不再满足于彩扩业务，谋求多元化的发展：针对自行车被盗问题，他资助一位同学完成自行车车把锁产品的开发，成立了将军锁厂进行生产，但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将军锁厂被提出诉讼，生产许可证也被撤销；承包自治区科委下属的乌鲁木齐市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出资研制能接收前苏联的电视节目的卫星接收器，可研究成果被挖了墙角；同年经销广州“翠竹”牌饲料添加剂，业绩不佳，潦草收场。

成功没能如期而至。1988到1990的三年里，唐万新陆续做了人造毛、航空俱乐部、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边贸、油田贸易、大、中学生课外辅导材料服务、魔芋挂面厂、玉石云子加工厂、小化工厂、服装自选店、软件开发等生意。每一次尝试都弄来一堆设备加一群人，{zh1}均以失败告终。他做彩扩赚的钱几乎赔了个干净，银行的帐户上剩下3万元，欠款却达到180余万元。

梦想被蹂躏，甚至是粉碎。再回首已是无语凝噎，唐万新{dy}次想到了放弃。

梦想没有高低贵贱，却有大小。当有小部分人为万元户而“魂牵梦萦”，并成为万元户时，吴仁宝已经带领着华西村确立了“亿元村”的目标。

8月上旬，华西村接到江西南昌郊区人民政府的邀请，出席被舆论称为中国农村“六雄会”的会议。参会单位除了东道主南昌顺外村外，还有天津大邱庄、河南刘庄、上海马陆村、广东联星村，都是在当时中国农村赫赫有名的农业先进典型。

接到邀请，吴仁宝派出代表参加交流会。会上，大邱庄的介绍让华西村的代表颇为震惊——1983年，大邱庄的工农业总产值即达三千零二万。会后，主人安排游览，华西村的代表坐不住了，赶快动身返回向吴仁宝汇报情况。汇报激起了吴仁宝的忧患意识，“大邱庄能如此出众，必有高明之处。”他感到莫名的压力，随即召开全村会议，激动地说：“不登泰山，不知天高地厚。大邱庄的成就告诉我们要在荣誉面前找差距，成绩面前找不足。华西村离事业的颠峰还早着啊。”

8月19日，赤日炎炎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群雕前，一群来自华西村的农民肃然而立。吴仁宝站在队伍前头，缓缓举起右拳，带领党员、干部们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华西的一百多名党员和村民代表，今天，面对先烈庄严宣誓，我们和华西的老百姓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三年，目标一亿，谁若三心二意，老天不容，百姓不容……

宣誓尚未结束，吴仁宝泪流满面，身后的人也都热泪潸然。突然，雷声大作、骤雨倾盆，泪水、雨水交融一起。吴仁宝继续面对着一群老少爷们，大声说：“我们跑了两百多公里的路，来向革命先烈宣誓，就是要实现我们制定的亿元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关键是我们这些党员和干部……我们搞经济、搞建设，也要像革命先烈那样，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我们要不怕牺牲，克服困难。党员、团员打先锋，干部、骨干挑重担。决战三年，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

雨停了，这群华西人裹着一身湿漉的衣服乘车回到华西。次日，吴仁宝主持三年承包合同的签字仪式。他带头签字，如果完不成目标，家产全部归公。接着，干部、党员一个个跟进，八十名承包者逐一立下军令状。之后，华西村总产值达到了2700万元，第二年达到7500万元。第三年产值超过1亿，实现“苦战三年，目标1亿”的誓言。

1985年，大邱庄与华西村的背后，还有一段关于禹作敏和吴仁宝的故事。

吴仁宝去过大邱庄，禹作敏的作为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某种程度上，吴仁宝很佩服禹作敏，但又看不惯禹作敏唯我独尊的作派。他感到禹作敏身上潜伏着某种说不清的危机。私下里吴仁宝对禹作敏直言相劝，话中甚至带有告诫的成分，“老禹，你这一辈子小事是出不了，谁想轻易动你，难。可要出事就可能是大事。”禹作敏一声不吭，抽着烟凝神静听。

“你我这样的企业家是靠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了，我们要头脑清醒，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吴仁宝说着拉了拉禹作敏的手，“这些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共勉！”禹作敏的喉结动了一下，却听不出说了什么。

吴仁宝担心得到应验，禹作敏因窝藏罪和妨碍公务罪被捕。之前，当辗转打听到禹作敏愚顽硬顶，有关方面可能要“动”他时，吴仁宝派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专程去大邱庄面见禹作敏，以劝说挽救。副书记对禹作敏说：“吴书记非常关心你目前的处境，要我转告三句话，一要头脑冷静清醒；二要认错检讨；三要一切按法律办事，贡献再大也代替不了法律。打死人的又不是你，别护着，交出去，事情就不会那么严重。”

“谢谢，”自以为是的禹作敏话没听完，将手头的半截烟掐灭捻碎，硬邦邦地说，“我一不出卖大邱庄，二与大邱庄共存亡，准备死在大邱庄！”副书记黯然返回。吴仁宝闻讯，叹道：“他太张扬，锋芒毕露，太不顾虑后果。法律就是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触犯。”终于，禹作敏死在狱中。消息传来，吴仁宝深为惋惜。

如果为吴仁宝与禹作敏赋予经济角色，他们都是改革的产物。然而，相同的改革环境，却产生了冰火两重天的经济作品。这，恰恰印证了改革开放所带给社会的跌宕起伏。

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环境有关，更与每个个体相关。由于个人机遇、品行的不同，他们的命运在相同的改革浪潮的驱动下，奏出不同乐曲。所以，改革，成就英雄。

1979年《时代》周刊说，xxx获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是因为他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7年后，xxx再次当选1985“年度风云人物”。这一次是因为他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比1985年发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时代》周刊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从前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领导人。

《时代》周刊1985年“年度风云人物”遴选于11月。{zx0}被提出来的人物是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lx}曼德拉，苏共总书记xxxxx，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在周刊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四人都没有得到普遍支持。这时，xxx的名字被提了出来。正巧，首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他大力举荐xxx，并谈了四点看法：xxx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得中国人心，世界1/4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世界1/4人口生活的改善，有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还是反面，都将影响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邓肯所举的理由说服了犹豫不决的高级编辑们，不过还要得到周刊总编辑格伦沃德的首肯。格伦沃德提了几个问题：xxx的政策会不会失败？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支持，高低潮也许会出现，但是回到“xx”时代却不可能。中国农村新房屋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好，就用xxx吧。”格伦沃德下了决心。而xxx语录之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被摘登在了《时代》周刊之上。

如果说，xxx是当年年度的国际风云人物，那么在国内企业家中万冠华和姜维的风头则是无人能及。1月23日新华社福州电，“农民企业家万冠华最近被福建省闽侯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任命为副县长。”

万冠华1962年创办双龙工艺厂，初期资金180元，工人7人。“xx”中，工厂几乎人散厂毁，几经起落。直到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双龙大队把工厂的人权、财权、生产权xx交还给了万冠华。他设置了50多名推销员，一方面推销产品，另一方面收集全国小商品信息，形成一套信息网络。在市场上许多厂家因材料缺乏停产一些民用产品时，万冠华反其道而行，利用替代材料予以填补并{dj2}生产。锈花圈和羊毛针产品，曾创下了全国总产量的一半或近一半的记录。他还制定有关生产、销售、成本等管理制度，出台了100多条奖惩条例。自己严格自律，对亲属更是严格要求，有亲戚在推销产品中弄虚作假被开除。重新回到万冠华管理的工艺厂，一年能签订近万份合同，产品甚至远销英美国际市场。但九十年代初，万冠华盲目强力扩张，致使企业高筑债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工艺厂的产品失去竞争力而淡出市场。为偿还不良xx本息，工艺厂破产，万冠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年春天，为了有一个法人身份，从而能与港商合资，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营级干部姜维是其中之一。在等待安置工作的8个月，姜维感到了烦躁。他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想法一说出来，姜维的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一直到冬天，姜维才说服父母，借了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dy}天挣了三元，可仅81年劳动节{yt}就挣到了500元，顶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虽然钱挣得不少，姜维却得不到理解和尊重。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随便找点茬，就能像训儿子一样训他。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1983年严打，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样被清出营业场所。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他很想但没去，“想到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1983年8月30日，姜维正在吃晚饭，收音机中传来胡耀邦的声音：“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泪水瞬时冲出眼眶。第二天，姜维和几个认识的个体户买了登载胡耀邦讲话稿《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大连日报》。几个人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边读边哭。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姜维抬起头说：“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从那天起，我开始激动万分地活着，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阴霾为之一扫，“姜维影术社”正式在大连中山路挂匾开张。市委书记胡亦明见到姜维，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三国的大将今天登场了。好好干，闯出条路来，带动更多的人走自谋职业的道路。”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姜维情况后，愿意与他合资经营。但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北京，辗转奔波近三个月，姜维无数次被拒之门外。终于，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dy}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王兆国的安排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在家接见了姜维。近四个小时的谈话，王任重说，要将事立即报告给胡耀邦，同时写信给国家工商局局长任仲林，要他妥善考虑姜维的要求。于是，国家工商局，有了四位司局长与姜维的一段谈话：

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说：“那就变”。

任仲林严肃地说：“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

另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着说：“不要着急，正是耀邦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这次谈话过后，姜维借住在北京朋友家里等待消息，{yt}突然家里来了两个人：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经过交流，胡德平蹬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走了。临走时，告诉姜维“很快就会有结果”。果然，第三天姜维接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部门相关人员。

当时会上争论火药味十足。“让他试一下嘛”。胡耀邦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dy}人。4月13日，大连市工商局，一位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私有经济的局长，极不情愿地发出了全国{sg}私营企业执照。新华社为此发通稿：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dy}家私营企业经理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9月下旬，三辆面包车颠簸在已被大雪覆盖的二郎山上。从康定出发，胡耀邦沿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对川西北部高原和陇南进行视察。

胡耀邦重走长征的同时，张茵，一个女人，只身闯荡香港。16岁的黄光裕则跟着年长三岁的大哥黄俊钦远走他乡。两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彼此人生的创业路，经过厚积薄发最终一鸣惊人。

27岁的张茵，在面对年薪50万港币的职位时，做出带着三万元钱去香港创业的决定。最初她做过人参须贸易，印过名片。对废纸生意，像多数女人一样，她觉得太不卫生。80年代，中国造纸用速生林建设滞后，大部分xx纸原料都需要进口的废纸和木浆。偶然的机会，国内一家造纸厂厂长告诉张茵：“废纸就是森林，将来造纸业肯定要从资源造纸向再生纸发展。”内地纸张短缺的现实和巨大的市场潜力，{dy}次让张茵心动不已，她做起了废纸回收生意。

刚入行，张茵每天清早起床，挨个商行收废纸，跑码头看船运。一次和澳门商人谈好300万港元的生意，对方给她开了张300万韩元的支票。一气之下她半夜孤身追到澳门，把支票换了回来。张茵说：“在那里人家要让你‘蒸发’是很简单的事，但那时就没有一个怕字。”但她还是因为冒失地打破了香港纸业沿袭多年的“潜规则”，降低往纸浆里面掺水的比例，遭到了香港黑社会的恐吓。不过，她没有屈服。

香港那几年，是金融和地产业最热闹的几年。张茵很冷静，没有被迷惑，她非常专注的从事废纸回收。坚持，加上恰好赶上香港经济的蓬勃，6年内张茵完成了资本积累，成了当地{zd0}的废纸出口商，业务增长迅速，不仅供应中国内陆，也卖到东南亚各国。

广东人张茵，继续南下香港；广东人黄光裕则一路北上，“漂”到北京——那个他认为个头{zd0}的城市。

黄光裕原名黄俊烈，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1985年，初中生黄光裕随着大哥身揣4000元钱离开家乡。到北京之前，兄弟二人先在广东收购了批电子表之类的百货，然后到内蒙古销售。在当时，黄氏兄弟的行为仍可以归于“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一类，担忧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稍有获利后，两人决定离开内蒙古。

黄光裕一脸茫然地问大哥：“中国哪个城市的个头{zd0}？”黄俊钦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够大的。” 两人找来一张地图，反复从地理面积上比较北京，上海，广州，{zh1}觉得北京{zd0}，还是首都，便决定前往看看有什么机会。

{dy}次走出北京站时，为了找一家每天五毛钱的地下旅馆，两兄弟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花了一元钱，三轮车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将他送到其实离车站不远的旅馆。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旅馆，面对着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黄光裕有种莫名的亢奋和激动。

几天后，二人找到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一个服装厂的门市部。这是一个上下加起来尚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地角偏僻，人流也不太多，但租金相对便宜。最关键是黄光裕喜欢服装店的名字——国美服装店。而后，黄光裕通过广州的关系，调来了价值15万左右的衣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二人起早贪黑，可每天只能做几单生意，挣几十块钱，服装店的衣服远不如想象的好卖。由于服装店生意萧条，黄光裕经常跑到街上看别人的生意是怎么做的。经过观察，黄光裕发现，凡做家用电器买卖的，不论大店小铺，只要柜台里有电器卖，生意都挺兴旺。两兄弟一商量，“家电相对比较定型，货也不愁卖”。2个月后，黄光裕和黄俊钦放弃了服装销售，共同创立国美电器，经营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进口家电。

凭着从银行贷到的几万资金，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但跑完各种注册手续，再装修店面，真正用于进货的流动资金所剩无几。没有充裕的资金，柜台里空空荡荡，没有货来支撑店面。{zh1}，黄光裕想出“货不够，纸箱凑。” 他找来大大小小的各色家电纸箱摆满店铺的货架，同时在柜台的显眼处，又摆上真货当样品。进进出出的顾客，看着一屋子的纸箱，无不以为国美商品丰富、货源充足。而只有箱子没有货的却给人一种货物紧俏的感觉，反倒激起购买欲望，黄光裕借此推出接受预定的业务。恰逢临近春节购物高峰期，国美电器吸引了不少顾客的光顾。

生意走上正轨，手上有闲钱的黄光裕打起了广告。他利用《北京晚报》中缝打出“买电器，到国美”，同时刊登电器的价格。当时报纸的中缝还是“白板”，广告价格便宜，每次800元，国美一包就是10年。此后，黄光裕与黄俊钦在经营上的分歧日渐加大，决定“分家”。

改革开放第七年，中国的青春期。改革正在加速，社会日益开放，{lx}运筹帷幄，人们信心满满。

诺基亚终于从芬兰来到了中国，与它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威猛”乐团。前者给中国人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而对于后者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这支被误解为摇滚乐队的偶像组合来华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进入中国的远不止诺基亚和“威猛”乐团，还有美国电影《超人》。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进口大片《超人》，上演不久就被有关部门禁了，经过一段时间争论才又正式上演，百场爆满一票难求。还有清一色来自国外参加“首届上海国际汽车展”的外国汽车厂商：奔驰、大众、马自达、日产、雷诺、雪铁龙、福特、通用、菲亚特等全球汽车巨头悉数到场。开幕{dy}天，共有2万多人参观了车展，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陪同土耳其政要参观了展会。

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也在中国公开出版，“婚外恋”、“情人”、“性生活”、“做爱”等词语开始出现。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就连美国副总统布什也跑到中国的成都，给四川大学几百名大学生讲“我们满怀热情地相信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种制度使我国变富。”布什讲得很慢，听众大多都能听懂。

国外的很多人与物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年与中国“{dy}次亲密接触”，但挣了些钱的王中军却有了出国的想法。

机关干部王中军，在工作的第二年便“不务正业”，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份产品类杂志《购物指南》。杂志出了一期，口碑不错，可第二期期接不下去了，因为《购物指南》全部成员都是兼职。于是，七八个人集中在王中军家，碰头开会研究。讨论的半天，结论是“应该有个专职的人，才可能做成‘中国{zyx}的产品类杂志’”。辞职就是砸“铁饭碗”，大家都沉默了，局面僵持下来。“我辞职吧！”杂志主编王中军打破僵局。几秒钟后，大家反应过来，拍着胸脯安慰25岁的王中军。

1985年，王中军从国家物资局辞职。从单位出来，王中军{dy}件事是回家向女朋友“先斩后奏”，得到的答复是“辞就辞，最多上街卖菜”。随后登门向未来岳父解释，这位时任大兴县县长的“老革命”，思想开放，“搞个体，这是年轻人的发展方向，支持你。但有一个条件，辞职前先和我女儿结婚。”

安抚工作进展顺利，杂志却出了问题。王中军办完辞职，不到10天，出版局出了红头文件，判定杂志是‘非法刊物’”。创业未成，王中军先失业回家，“每天看着老婆、岳父、岳母去上班，自己却只能呆在家里，心酸啊……”一起办杂志的朋友们觉得对不住王中军，想方设法找些“零工”，让他发挥特长：好封面20元，插图15-20元，{zh0}挣的是小人书，一本能挣1000多，一个月画一本。随后，他“拍明星挂历”、“拉广告”，一年能挣到30万，拥有了{dy}部汽车。

当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时，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日子宽裕起来，王中军想到了出国，“自己定两个目标，一拿到一个学位，二回国前要攒足10万美金。”

1985年，如果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那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应该值得我们记住。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xxx，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可谓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多年后，一个外表憨厚的企业家以自己象棋式的经营方式，挑战柏杨的观点，并崛起于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商业竞争最惨烈，企业死亡率{zg}的地方。

这位企业家要求公司的员工不准勾心斗角，甚至与竞争对手之间也要和平相处。他归纳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xx思维”，而老外是“桥牌思维”，前者讲究互相拆台，后者需要相互配合；他总结出“六赢”理论，意思是做生意应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提出1+1=11，表明合作的力量是质变而不是量变的。

因此，他的企业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容易被世界认可。当很多本土企业还在用国内利润补贴国际市场时，他已经将一家本不出色的小公司做成为令同行胆寒的重量级企业，大把大把的数着老外的钞票。

贴上“六赢”性格标签的这位企业家叫冯军。

1985年，《中国企业家》创刊，日后包括李东生在内的许多杰出民营企业家都登上过了这本杂志的封面。不过创刊号的封面人物还是当时首钢集团的老总周冠五。此时28岁的李东生刚出任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0月、11月间，他带队到西安参加全国邮电系统的一个订货会。当时TCL刚生产出自己的电话，用摆摊的方式，低声下气地向与会者推荐。{zh1}签下10张订单，订货量还不够此行的旅差费。

这一年，机载火控雷达专家倪润峰入主长虹，多年后此人发动国内彩电内战，被称为“价格屠夫”。内耗后，包括长虹在内，元气大伤的中国彩电业，在与国外品牌抗争中一败涂地。倪润峰家乡山东，张瑞敏任职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上任伊始，他做出惊世之举：召集全厂职工把76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全部砸毁，三年以后，海尔捧回了中国冰箱行业的{dy}块国家质量金奖。

北京，中科院下海一年的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出现在IBM公司PC代理商的招标会上，坐在{zh1}一排的他表现得诚惶诚恐。

这一年，产品生产原料紧张。周耀庭去政府部门争取指标，回答是“因为你们是乡镇企业，不可能给一公斤棉纱。”周耀庭争辩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我们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学习，能不能让纺织公司给我们一点儿棉纱？部门干部回答：“你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吗？称不上。”20年后，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周耀庭感慨地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不是小弟弟，乡镇企业是私生子。那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但是，这一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集体、乡镇、三资的名义下，已经“犹抱琵琶半遮面”……

年度延伸人物：翟氏夫妇

如果把经济改革看成是“一个人的战争”，那是对个人英雄主义一厢情愿的崇拜，很难取胜。在改革进程中，总有一些色彩让人眼前一亮，如财富榜上的“夫妻档”。他们因珠联璧合而在驰骋商场时所向披靡。翟美卿、刘志强夫妇，就上演了一幕“夫妻双双创财富”的xx故事。

1985年，翟美卿放弃铁饭碗，千里走单骑，独自一人经历了个体户的酸甜苦辣。直到1990年，卖过衣服、家具的翟美卿，赚得100万。凭借原始积累，她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办了沙发厂和床垫生产厂，产品也风靡全国。

如果硬要给翟美卿的事业划一个分水岭，1990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年头。1990年，翟美卿与他的丈夫刘志强在深圳创立了“金海马家具商场”。这正是香江集团的前身。翟氏夫妇创造了独特的“仓储式家具销售模式”。正如翟美卿自己所说，“开商场{dy}年我就探索出一套管理办法，搞仓储式经营、连锁模式，然后自己设计财务管理集中制、设立审计部，搞人力资源管理，写出了详细的出纳、采购、业务各方面的控制流程。”若干年后，这在广州商界颇受争议的商业模式，翟美卿竟在国外的管理书籍上看到了。

尽管商业模式前景可观，但企业的生存远远不等价于一个良好的商业模式。政策、市场的成熟度等诸多因素，将会冲击商业模式所带来的便利。在90年代初，民营企业的生存仍然步履维艰，翟美卿夫妇顽强地在“自生自灭”的政策挖掘希望的空间。翟美卿感慨万千，“做私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是一言难尽……我们率先打破行规，只取20%的毛利，与百货业差不多，这就冲击了同行。我们每开一个店，就有人写匿名信告状。有人说早期的民营企业像野生动物，自生自灭。我们自己不得不适应环境，走过了许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

以良好的运作模式为载体，以“{zd1}的价格提供{zy}质的服务”打动消费者的，再加上对环境良好的适应力，不到两年时间，金海马家家具商场扩大为8家，占据深圳家具市场的半壁江山。随后，上海又有了翟美卿夫妇的4家仓储式销售大型商场，在家具业刮起了“金海马旋风”。

1992年，xxx同志让改革的破冰之旅更加彻底，翟氏夫妇抓住良机，迅速向广州、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辐射，经营内容也从家具扩展到家居。3年后，金海马的门店已经遍布几十个大中城市，并拥有了金海马和香江家私两个xxxx，它自己的制造基地也拥有内地同行中{zd0}的供应能力。

2000年成为翟氏夫妇的又一个临界点。不安分的翟氏夫妇，不愿固守在家居连锁经营，踏上了向多元化进军的征程。也是在这一年，翟美卿去美国Tulane大学学习EMBA归来。经验并不稀奇，理论也不神秘。可怕的是，一旦丰富的经验与先进的理论，找到契合的时机，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一起，将有巨大的爆发力。2000年，香江集团涉足房地产领域，定位于“高起点、高投入”，瞄准xx住宅产业，先后开发锦绣香江花园、广园东锦绣香江等项目，成为房地产界的黑马。

以家居流通和房地产作为支撑，香江也开始向商贸领域进军。迄今为止，香江已在多个交通枢纽重地兴建了近10个以商贸批发为主的大型市场，成为全国{zd0}的商贸批发网络和物流中心平台之一。

资本运作方面，翟氏夫妇长袖善舞的潜力日益凸现。刘志强看到了金融对企业扩张的重要性，“金融毕竟是后盾，因为一个企业做大了，实业做好了，你必须要有金融做配合，将来企业必然会牵涉到兼并、收购等，都要有金融作后盾。”

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起的以扶贫开发为宗旨的光彩事业，为翟氏夫妇提供了回报社会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投资的平台。位于大别山麓的安徽安庆、位于沂蒙山区的山东临沂、江西的景德镇、山东聊城等，都有香江投资的痕迹。光彩事业利国利民，地方政府一路绿灯，这成为香江投资的重要政治资本。对于这一点，刘志强感触，“香江集团多年的光彩事业和扶贫经验表明，扶贫济困既是我们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也与企业自身发展不相违背，可以做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增长。企业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企业形象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香江还控股广发银行和广发证券，这是{dy}家进入国有控股证券公司的民营企业。

除了投资不发达地区，香江集团全资控制的南方香江集团于2003年7月购入山东临工5095万股国家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7%，成为{dy}大股东，顺利实现借壳上市。随后，南方香江不断注入优质资产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并于2006年9月完成由机械工程向房地产的转型。

在业界，刘志强与翟美卿一直是模范夫妻。做事专注、亲和力强的刘志强，爱做梦的翟美卿，他们分工明确。刘志强担任集团董事长，主要负责各种社会资源的维护和新业务的拓展，翟美卿主要负责公司管理。翟美卿认为他们优势互补，“他有经营才略，善于开拓经营；我就全盘统筹平衡，内部管理。这如同他当冲锋陷阵的大将，我就是供应粮草的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