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3日《今晚报》今晚副刊

住女生宿舍的男士

刘心武

烫过脚正要上床休息，忽然倪君来电话，语气令我觉得怪异，要我马上到附近咖啡馆跟他见面。

其实三小时前我刚跟他见过面。我们共同的一位境外朋友，来京住在酒店，约了我和他，还有另两位北京人士，一起在酒店吃自助餐，畅叙别后情况及国内种种变化，当时他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我和其他几位都贺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怎么才过三个小时，他竟仿佛精神濒于崩溃似的？

我匆匆穿好衣服，赶往他指定的那家营业到深夜两点才会打烊的咖啡馆。街上行人车辆稀少，隔着咖啡馆的大玻璃窗，我一眼就看到了许多空座位包围着他的身影，竟是脊背佝偻的一副颓唐相。

我进入咖啡馆坐到他对面，问他：“你怎么啦？”他抬起头，长叹一声说：“住女生宿舍啊！”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倪君五十五，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他以前也曾把自己的苦恼向我倾诉，比如在评职称过程中所遭受到的排挤，还有他两年前，房价还没疯涨的时候，xx买下了一套面积不算大但格局很适合他家居住的二手房以后，我刚说出恭贺乔迁之喜，他就直率地告诉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马想起今天欠银行一百块钱，什么滋味啊！”但是，现在他高级职称拿到了，收入增多房贷压力减缓，怎么还如此状态？

他喝一杯卡布奇诺，我只要免费开水。我意识到我的任务既不是问什么更不是劝什么，就默默地啜着热水，倪君也不看着我，而是对着他眼前用小勺搅出旋涡的咖啡，倾诉起来。

他说他现在是住在女生宿舍里。{dy}位女生就是他的夫人。颇长时间了，他夫人不仅绝不对他亲热更反感他的主动亲热，一小时前厉声呵斥他：“你别碰我！离我远点！”他说，当然，他懂，是他夫人进入更年期了，据说更年期综合征有的反应轻有的反应重，他夫人属于奇重，令他苦闷难堪。如果只有这一位女生倒还罢了。还另有两位女生呢。一位是他的岳母。本是相当慈祥的一位妇人，没想到这两年变得脾气乖戾，如果是患上老年痴呆症倒也罢了，却是痴而不呆，叫做痴疑，最离奇的是总怀疑来打扫卫生的小时工要偷她的钱财，把她自己的一个存折，用一方旧头巾卷起，再系到自己腰上，如今睡觉的时候也不解掉，前些天他夫人给他岳母洗澡，他只不过是把那暂时解下的存折拍平而已，事后岳母却长时间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令他十分难过。最难对付的则是第三位女生，名副其实的女学生，他的女儿，如今上到高二；去年暑假女儿和几个同学去北戴河游玩，他和夫人趁机把女儿那间屋彻底清扫一番；不敢改变女儿屋里的格局，比如床边墙上如同门扇那么大的某歌星像，还有印着格瓦拉头像剪影挂在电脑桌上方作为装饰的恤衫，都只是掸去灰尘，并没有加以改变，没想到女儿回家以后大怒，也没跟他们多吵，过几天女儿天不亮就去学校，他们两口子起床时，一眼看见他们卧室门上粘着一条大标语：“与你们的后殖民主义抗争到底！”后来就发现女儿给自己的屋门加了一道他们没有钥匙的锁……是呀，一个进入更年期，一个进入老年痴疑期，一个进入青春反叛期，三个女生三窝蒺藜，难怪倪君场面上光鲜欢畅，回到女生宿舍却难以支绌，郁闷至极。

本来今天晚上与老朋友欢聚，他是真高兴特舒坦，没想到回到家没进门就听见屋里吵闹声喧，原来是他夫人发现女儿不是在好好复习功课而是在电脑上浏览什么流浪汉“犀利哥”的信息，气得骂女儿“早晚是个宅女剩女啃老女”，女儿就反唇相讥：“谁让你们没能耐让我进{yl}中学？考上大学又怎么着？考不上又怎么着？你们一群小市民！你们懂得什么叫现代花木兰吗？”而单在一屋的岳母法制节目看得多了，就哆哆嗦嗦地拄着拐棍走到客厅，气喘吁吁地说：“嚷吧嚷吧，把打劫的嚷进来了，可怎么了啊？”……

我正想略回应几句，他手机响了，他用扬声器模式接听，是他夫人平静的声音：“我刚热好银耳百合莲子羹，回来喝吧。”他问：“她们呢？”回答是：“都睡了。一个轻轻打鼾，一个小声说梦话。”他站起来跟我说：“谢谢你来。”

我望着倪君钻进出租车。这个住女生宿舍的男士，他所承受的哀乐不仅属于他个人。我扭身往自己家走，深呼吸着静夜的润气。

睡衣中的文化霸权

薛 涌

上海人是否能穿着睡衣上街？随着世博的到来越来越引起争议，乃至这一问题被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

其实，“文明”如何界定，并没有一个固定客观的准则。比如在户外晾晒内衣内裤，在充满烘干机的现代社会很不文明。但是，最近美国社会中则涌现出一个新的“文明”运动，号召在户外晾晒衣服，以节省能源、推动环保。几个州也通过立法予以支持。最近此事折腾到波士顿地区，《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社论，大致也对之予以肯定。

穿睡衣上街，似乎并非上海独有。记得二十多年前曾读到台湾也有此习。本来大家并不在乎。后来台湾人与外界接触渐多，不免让友邦惊诧。有故事说，台湾留学生娶回美国媳妇，首次见公公婆婆，见对方身着睡衣，转身就跑等等，添油加醋，颇有戏剧性。

此事我一直无法理解：大家何以对睡衣如此在意？随地大小便影响市容卫生，满街裸奔也有碍观瞻。这些行为都应该有法律制约。睡衣的问题则复杂得多。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睡衣之所以是睡衣，是因为这种服装仅执行卧室的功能。比如出于睡眠舒适的考虑而对身体遮盖不周，或者为了刺激性生活而故意裸露等等。但是，如果睡衣对身体的遮盖和户外的许多服装大致近似，为什么就穿不出去呢？我看许多上海人的睡衣，在对身体的遮盖上比许多夏季时装还要保守得多。穿着出来走走，真就构成了不文明吗？

对外开放后，睡衣就成了问题。因为人家外国人看不惯。其实，我碰到的外国人，几乎很少谈起此事。你要真用这件事情问他们，他们也许会略微表示些惊奇，但并不大惊小怪。在全球化的时代，碰到不同的习俗而不动声色，才是基本的文明规范。真要有哪个外国人看不惯，你不妨和他辩论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道理。我看，硬道理他是拿不出来的。

比如，你看好莱坞明星或者一些歌星的服装，不断在突破裸露的极限，有时简直是一览无余。而这在西方则成了“文明”，大家有钱就巴不得模仿。再看最近几年美国风行的低腰牛仔裤，开始不过是下蹲时使臀部略有暴露、展示出性感的内裤，创造些“走光”的刺激。如今则越来越低，乃至半个屁股都露在外面。再加上美国年轻人越来越肥胖，这种裤子就更是遮拦不住了。你到体育场看球，有时不得不面对前排座位上的肥臀奔涌，有网友大呼“眼疼”。可是，人家并不围绕着这些没完没了地讨论“陋习”。

我不妨假设两种情况。{dy}，上海人还穿同样的睡衣上街，但不叫“睡衣”，而叫“宽便服”或“休闲装”，那么这是否还是不文明吗？第二，如果同样的睡衣突然在美国大为风行，而且有好莱坞带头，全球效仿。那么这还叫“陋习”吗？

我看，睡衣的争议中，隐含着一种“文化霸权”。大家对西方人怎么看太敏感了。你可以说这衣服不好看。但也应该知道，设计好看、考究的衣服价钱在那里摆着呢，露得多的和露得少的都是如此，即使是便装也不例外。说到底，一切服装都是地方的，要适应地方的经济文化生态。究竟穿睡衣上街是否文明，我看还是应该交给上海人自己来决定。

农村过年的“六多六少”

汪金友

春节期间，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又走了几家农村亲戚，突然发现，农村人的过年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开小车的多了，骑单车的少了。正月初三，我们开车在乡村道路上走了20多华里，竟然只遇到三个骑自行车探亲的人。回想十几年以前，每到这些日子，骑车探亲的人都是络绎不绝，接连不断。可是现在，只见一辆又一辆的小汽车呼啸而过。听一位村干部说，如今很多人家都买了小汽车。没有小汽车的，也有面包车和农用车。而且村村都有出租车，打一个电话，车就开到家门口，方便多了。

二是喝好酒的多了，喝醉酒的少了。我家邻居二哥，过去总是喝散白酒。有时到别人家喝酒，也总怕自己喝不多。而现在，他家的柜子上摆了一大堆瓶装酒。一见面，他就和我吹，这个酒是儿子买的，50元一瓶；那个酒是外甥送的，100元一瓶。农民探亲，酒是必备的礼物。酒多了，就不馋了。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

三是跑城里的多了，赶大集的少了。有个农村媳妇，说她过年之前往县城跑了八趟。买衣服、买鞋袜、买蔬菜、买海鲜、买糖果、买春联，甚至买瓶饺子醋也往城里的超市跑一趟。据说她们村还有几个xx，跑到市里烫头发，每人花了300元。的确，我所在的县城，在过年前这半个月，天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相比之下，到十里八里之外赶大集的人却少了。

四是说有钱的多了，说没钱的少了。几个亲戚聚在一块，说起2009年的年收入，每个人都直言不讳。一个说，我打工10个月，挣了两万多；还一个说，我们家的养鸡场，一年收入六七万。一个妹夫悄悄告诉我，现在的农村人，宁可往多说，也不往少说。如果说自己没有挣到钱，就会被别人瞧不起。人们的观念，确实是变了，过去是不敢露富，现在是挣钱越多越光荣。

五是远亲戚多了，近亲戚少了。过年期间，我们村里有十几个年轻人带回了外地的女朋友或男朋友。近几年村里结婚的小伙子，也有不少娶的都是远处的媳妇。有河南的、湖北的、辽宁的、四川的，也有北京的和上海的。他们多是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城里工作，然后就找个外地女友结婚成家。也有一些外出打工者，一出去，就不愿意在老家找对象了。远亲戚多了，农村人的视野也宽了，说起话来，经常是“我们亲家那儿”如何如何。

六是想干事的人多了，玩xx的少了。无论拜年的、探亲的、聚会的、闲聊的，人们相互询问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那买卖怎么样？今年打算干什么？”每个人都在寻找财路，每个人都在摩拳擦掌，准备过年之后大干一场。玩xx和纸牌的也有，但都只是娱乐而已。因为谁都知道，要想致富，一靠智慧，二靠辛苦。人活着，就要活出个样来。你一年挣了五六万，我为什么只挣两三万？你买上了小汽车，我为什么还骑摩托车？农村人的头脑，越来越灵活了；农村与城里的距离，也越来越接近了。

好的句子

陈保才

读英文时看到几个很好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

去朋友家的路总不嫌长。

像刻在岩石上一样牢记那些美好的东西，让不愉快的事随风飘逝，这样才能快乐。

悲观的人将机会看成困难，只有乐观的人把困难当成机遇。

幸福就像一只蝴蝶，在被人追求时，总是无法捕捉得到；但是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它就可能栖息在你身上。

{dy}个句子是丹麦谚语。第二个忘了出处，第三句的作者是哈莉?杜鲁门，{zh1}那句的作者为美国作家《红字》的作者：霍桑。

此外，还有几句比较好的句子，我觉得可以拿来与大家分享，比如，以色侍人，色衰而爱弛。比如，人生的幸福就在那一撒手的瞬间。前者是人活在世上选择什么的问题，后者是人生的幸福真谛。

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些心得体会，不妨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幸福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活得很值，你没有什么让自己纠结的郁闷的懊恼不已的事，那你基本上是幸福的。

长的是寂寞，短的是青春。

蝴蝶恋慕每一朵它吻过的花。

当风穿过你的长发，风就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虽然未必是每个人都能飞翔。

当你犹豫的时候，你已经被别人甩下。

快乐不会主动降临，快乐也不会停留太久，快乐只属于不断追求的人。快乐就像人的灵感，把握好了，灵感可以写成文章，把握不好，灵感倏忽而逝，便再也寻不着了。

鲁迅作品变成了“鸡肋”？

陈漱渝

“鸡肋”，原指乏味而不想舍弃之物。到了21世纪之初，鲁迅的经典之作在北京一所“名校”的一位“名师”口中，居然变成了“语文教学中的一块鸡肋”。也有人大肆渲染一段原本流传不广的“顺口溜”，说中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作文，三怕周树人”。于是，原本选进中小学教材的一些鲁迅名篇不断被删削，有些则从主教材中移置到了课外阅读资料，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如今，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狂人”失踪了，“阿Q”不见了，疗治国民性痼疾的“药”也失传了……

还有一位具有独特身份的人，从几十年前一篇罕见的短文中挖掘出了一段话，作为上述做法的理论支撑。这段话出自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刊登的一篇文章：《关于鲁迅先生》。作者署名“曾秋士”。据考证，这位“曾秋士”就是孙伏园。文中写道：“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竟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我并不怀疑孙伏园回忆的真实性，但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作家的私下谈话，往往有特定的语境和不同程度的随意性，不能句句当真。事实上，鲁迅并没有让《呐喊》绝版，生前也没有拒收《呐喊》的版税。继《呐喊》出版之后，鲁迅又创作并出版了《彷徨》和《故事新编》，并没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二、正如孙伏园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著者的意见有时候可以与读者的xx不同。”三、对于同一作家的同一番话，不同人可以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理解。我不是教育家，但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被选进国语教科书的鲁迅小说是《故乡》、《鸭的喜剧》、《风波》、《药》、《孔乙己》，入选的鲁迅杂文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没有哪所高小用《狂人日记》做过教材。因为读懂鲁迅作品要“知人论世”，高小学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这并不排斥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段选择适当的鲁迅作品作为中小学的语文教材。我认为鲁迅那段话除了表现出作者的谦逊之外，还有下面的意思：他希望小孩子稚嫩的心灵多接触一些积极的阳光一点的东西，不要过早地为人世间的阴冷所笼罩。杂文集《坟》出版时，鲁迅写了一篇后记，担心他的文字毒害了热爱他作品的青年的心。《野草》出版后，鲁迅又担心青年受到他当时颓唐心情的影响。鲁迅创作《呐喊》时，他自己还没有找到生活的指南针，所以他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特别是青少年。这xx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成为让“鲁迅下课”的理由。

美食家＝大肚汉？

高成鸢

宋代丞相赵雄饭量大得出了名，皇上好奇，请他吃饭试看。结果酒他喝了六七大碗，一百个馒头吃了一半。无独有偶，这位赵丞相曾经找人陪自己进餐，被荐来的一位官员更了不得，一顿吃了猪羊肉各五斤，海碗酒水在外。此人告别时，忽听得他的腰间响了一声。丞相猜他撑得“肚肠迸裂”，转天派人看望，他谢道：我官小俸禄薄，终年不得一饱，昨天撑破的不过是裤腰带而已。以上并非胡诌，出处是笔记《癸辛杂识》。

“大肚汉”哪个民族都有，但不大可能像中国老年头那么多那么玄。当官的还不饱呢，百姓世世代代“糠菜半年粮”，于是人人练就一副大肚皮。要说华人特别馋，那脱不开中国“饥饿文化”的背景。

公认苏东坡是美食家的代表，他有一篇《老饕赋》歌颂讲吃的人，依我看这篇名文的题目大成问题。“老饕”来自古老的词语“饕餮”，《吕氏春秋》说此物是铸在青铜鼎上的吃人怪兽。“肉食者”的贵族用它来“护食”，吓唬饥饿的百姓躲远点。《辞源》老饕的解释是“贪吃的人”，始见于南北朝时期的谚语“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过老饕”，本意是“老而能饕”（俗话“老饭量”）比长眉毛之类更能预示一个人的长寿。随着《老饕赋》广泛流传，这个怪词儿竟变成了美食家的代号。

既然“饕餮”密切关联着饥饿，“老饕”xx就有两重意思：一是专门想吃以肉为代表的美食，一是平常食物也贪心没够。后一种含义跟“美食”可能没有多大关系。“老饕”的错乱，在于其属性包含高下两个层次，在饥饿的背景下很难分辨清楚。人人都有体验：饿极了吃东西觉着味儿格外香。同样是嗜好美味，饿鬼跟大肚汉的劲头上是不一样的，饥饱的程度掩盖了嗜好的程度。孟子谈过这个道理，说“饥者甘食，渴者甘饮”，两者都没法认识“饮食之正”。苏东坡忽略了这层关系，他尽管聪明绝顶，却没想到“老饕”这个词儿会跟“大肚汉”混淆。

“饕餮”的人吃得比一般人多，美食者的要求是吃得好，量往往会更少。从清代大美食家袁枚的诗句能看得很清楚：“不夸五牛烹，但求一脔好。”美味的炖肉吃上一碗，比五头牛的肉更能解馋。近代北京的xx菜馆懂得美食家的心思，曾用量少来标榜菜肴的精美。梁实秋在名著《雅舍谈吃》中说：“东兴楼的菜概用中小盘，菜仅盖满碟心……或病其量过小，殊不知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梁实秋说“不必是”，我还嫌含糊，要进一步强调：“美食家‘决不是’饕餮客”。

美味是食物的精华。精华不在于量大，甚至相反，就是老子说的“少则得，多则惑”。正像《红楼梦》论饮茶说的：“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