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观察西南岩溶地区的另类视角

作者按：这是我去年在科学时报发表的作文，对当前的西南大旱，人们议论纷纭，此文或许能提供另一种观察视角。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的取向下，一批关注贫困问题的学者注意到西南岩溶地区，因为这里分布着大量的贫困县。王小强、白南风的《富饶的贫困》是其中的代表。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讨论的是贫困问题，那时“石漠化”一词尚未出现。作者没有正面讨论石漠化问题，却无意间记录了贵州石漠化的进程：

“根据不同年分航片计算，清镇县近15年来，裸岩面积每年增加5千亩，普定县每年增加8千亩，全省每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1959年以前为553吨，1961年为657吨，1979年为758吨，1980年为910吨。至1981年，全省旱地竟有一半以上分布在30^o以上的陡坡上。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0%左右。”（P42）

书中一方面形象地展示了贵州农民的极端贫困，一方面不惜笔墨地列举贵州丰富的资源。作者将温州与贵州对比，温州几乎没有资源，80年代初的“包干到户”，最早给贵州“松绑”，最晚轮到温州。在贵州“闹腾了一阵开荒砍树之后，竟偃旗息鼓，销声匿迹，溶化在自然经济的凝固之中了”而在温州，“转瞬间象出瓶的魔鬼，将沿海地区的传统流动体制冲得七零八落，捉襟见肘。”（P52）

这强烈的对比引出了作者对贫困根源的判断：人的素质，当地百姓的精神世界深深地陷于自然经济，缺乏追求享受与富裕的内在动力。很明显，这是从社会学领域中“现代化”的视角能看到的。

晴隆县的案例为“现代化”视角的意义提供了实证。

贵州省晴隆县是全国喀斯特石漠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最贫困县之一，因为贫困出名上过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这里是碳酸盐岩露出区，有限而零碎的耕地镶嵌在青灰色岩石中，这就是人们的生存基础。其上种植的是耐贫瘠的玉米。石头坡上耕地零碎，土层瘠薄，翻耕后，一下雨就会被冲走，种上几年，土壤流尽，只能废弃。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村民陈春良家分了11亩地，后来只剩下4亩。

为应对困境，人们试过“坡改梯”，也依赖过化肥，均不成功。村民们贫困到卖血为生。

1987年，在晴隆县从事扶贫工作的张大权注意到，“我省有如此肥美的牧草资源，不知为什么不去利用？”于是他费尽心力教贫困而无望的农民养羊。晴隆县政府直接领导的“草地畜牧中心”，是弃农就牧的核心，它既扮演“公司加农户”模式中公司的角色，负责打开市场销路；又是技术培训网络的核心，领导着已有300多人的4级培训网，其中农民技术员将近一半。

显然，晴隆县在引导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击壤歌》为自然经济描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然而“耕田而食”的前提是：田地足以养活人口而且不会流失、退化。耕地退化、流失到晴隆县这样的程度，指望自给自足显然不现实了。

养商品羊就必须与外界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对祖祖辈辈自耕而食的村民是一个极高的门槛。张大权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来帮村民跨越这个门槛。同时给村民制定了近乎苛刻的规定：养羊不允许用带有添加剂的饲料，草地除了复合肥以外不准使用其它化肥，不许擅自卖羊，要通过“中心”统一销售到市场，由“中心”把关，保证出售的羊是“纯生态”的，同时还要防止价格的恶性竞争……。

这一切对祖祖辈辈生存于自然经济中的村民，无异于一场人的素质改造。所以张大权认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张大权的努力在试点村获得了成功，村民的生存，原来只依靠少得可怜的耕地，现在广阔的荒地都成了生存基础，不但提供了食物，更提供了商品。“弃农就牧”将耕地也转为草场，导致表土固着，一盘死棋由此变活。2002年起，以前穷得卖血的村民住上了新房，看上了电视，人们忙着把过去卖血对身体的亏空补回来。

这样的实验有多大的普遍意义？这取决于草地与耕地的比例。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有草原约30,000万公顷,承载人口5946万人，人均占有5.045公顷；而我国有耕地15,346.40万公顷,承载人口12.6亿人，人均占有0.122公顷。这意味一个社区依赖畜牧为生，所需的土地面积，比依赖农耕为生大40.5倍。在西南岩溶地区，由于水、热条件优于北方，这个比例会小一些。但从直接依赖植物转而依赖动物，多一层能量转换，所需的土地面积肯定会大大增加。

从黔西南州人民政府网站上的《贵州省晴隆至兴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http://www.qxn.gov.cn/Detail/Article.2.3.7/14994.html)中查到，晴隆县总面积119166.67hm²，其中耕地面积39409.22hm²。政区总面积仅比耕地面积大2倍。可见，即使在晴隆县，“农转牧”的方向也仅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偏远山区。

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化”是国内学界的主流视角。二十年后，另一个视角在国内逐渐兴起：“生态人类学”。

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1968年美国人类学家韦达(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首次提出了“生态人类学”一词。80年代后期，生态人类学被引进中国。中国生态人类学的拓荒者、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深入研究了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其结论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必定隐含着对当地生态维护极其有效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这些智慧与技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直接的利用价值，发掘和利用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态灾变。

实施“刀耕火种”的民族分布区与西南岩溶地区高度重叠，这为观察石漠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个视角认为，长期生存于西南岩溶地区的少数民族，其多年积累的“地方性知识”，使人类社会得以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今天的困境源于对古老经验的忽视与背离。

贵州金沙县平坝乡的案例似乎为这一视角提供了实证。

眼看当地年年种树不见树、山越来越秃、地越种越薄、粮越来越少、人越来越穷、生活越过越苦，1984年时任平坝乡党委书记杨明生辞官回乡，组织“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带领乡亲们种树。

当时，北京来林业专家认为石漠化山区不可能造林。专家们的判断有科学根据：在石漠化的碳酸盐岩上，植被的演替过程如下：由地衣、苔藓、藻类构成的生物结皮组织是“先锋植被”，其根系分泌的酸性物质能腐蚀碳酸盐岩，使岩石土壤化，涵养水分，为草本植物的生存创造条件，此后植被方可能逐次向灌丛、乔木演替，整个过程快也需近百年。其逻辑结论只能是：禁绝人类的干扰，保障这一进程所需的时间。

然而人类生存不可能不干扰环境，而西南少数民族已经在这里生存了千年以上，他们的集体生存经验证明，人类对环境的干扰，既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在长期的生存经验中，他们发现：

在这里的荒坡上种树，先要育苗，再栽种在石与石之间土壤较多的地方。要根据每个荒山的石型特点，一窝一窝而不是一行一行地栽。要保留其间原来长的东西。砍下来的灌木枝和杂草堆在小树周围，这样太阳大时能给树苗遮荫，晚上还能积些露水。等这些杂木和草腐败，就成为小树的肥料。松树种子被耗子吃过的那些，发出来的树长得{zh0}{zd0}。漆树种子最难发芽。要是被鸟吃进肚子，又拉出来，就可以直接种，也长得好。也可以人工把壳子弄掉。……

遵循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杨明生带领村民们用20余年的时间，让平坝乡森林覆盖率达到75.5%，能种树的地方全都种上了树。森林改变了气候、涵养了水源、保住了土壤。1994年后，这里再没有出现过洪涝灾害，原来要走几里路去找水喝，现在家家户户直接引山泉水到家。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人均占有粮食已超过600公斤，家家户户建起了新房，许多家庭购买了彩电、洗衣机、摩托车、电冰箱等。（见《人生不奉献就毫无价值——杨明生和他的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中国环境报2007-04-27）

然而，1998年金沙县被列入xx林保护工程实施区。杨明生们种植了20年，已到采伐期的树林不能砍伐。于是他们一方面坐拥价值数亿元的林木，一方面欠了银行的十几万元xx却无力偿还。

贵州省织金县的田尚元，同样拥有几十万元的林业资产，但因砍伐限制，一家人只得沦落贵阳拾荒维持生计。

　　重庆巫山县的廖清良夫妇，拥有林地5093亩，但却因欠了20万元xx无力偿还而上了法庭，债务未清便怅然辞世。

（见《守着“绿色银行”农民如何告别贫困》中国政协新闻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51/34952/3030646.html）

当地百姓的努力为何受到宏观政策的制约？

宏观政策，其来有自。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大水灾，2004年底到2005年初珠江上游流域出现重大干旱，导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咸潮危机、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威胁到港澳生态安全；2005年6月珠江上游流域暴雨造成梧州城区大面积进水。这个地区以外的人们意识到西南岩溶地区的状态牵动全局。也为观察这一地区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1998年，国家决策，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上中游xx林采伐。2000年启动“xx林资源保护工程”，2003年启动“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石灰岩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点工程”。2004年启动“长江上中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2006年水利部批准“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石灰岩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 ……。

西南岩溶地区的问题被放到了全局战略的位置上，这无异是认识的一大进步。西南岩溶地区位于胡焕庸线西南端，从全局的视角看，这是个高度敏感的地区，其生态环境的优劣，最终会影响到长江、珠江流域大量人口的生存。因而保护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全局而言是战略性问题。

宏观政策其实源于这个视角。这个视角的立脚点在保障江河安全，保障两江中下游人群的利益；保障沿海各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各种“工程”，“工程”背后的隐含思路是：处理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地质与生态问题），处理的依据是“现代科学”。而这样的思路却将那些有效改善当地植被的当地百姓置于困境中。杨明生们用20年时间能在石漠化的山地育林成功，那育林能否成为一种可持续的产业，以便既保持水土，又为当地百姓提供生计？

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发现了另一个视角，看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黔、桂、湘地区广泛流行着“十八杉”的民俗。《中国民俗辞典》载：

“‘十八杉’为苗、侗等族生育风俗，流行于贵州东南部。‘十八杉’指婴儿出生后栽植培育的杉树林。一般由家人为孩子栽植一批杉树，有的地方种100株，有的地方全寨每人为孩子种一株。l8年后，孩子成人，杉树成材，便可伐杉树建儿子的新房，或将杉木出售后用来置办女儿的嫁妆。”

各民族大量的民俗调查资料表明，“十八杉”的起源和命名不限于某一地区和某一族群，而是广布于整个“杉木文化带”内的各个地区。而且，“十八杉”的意义已不止于子女婚事。据《中国移民史》载，清朝道光初年随着黔东南杉木资源开发和运销的兴盛，闽、粤等地大约有8万余“客家人”迁入当地，与世居该地的苗、侗林农一起植树运木，共谋生计。可见至少在道光初年之前，营林殖利就已是当地百姓的生计所在。

20世纪80至90年代，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学术界曾有一场争论：杉木人工培育传统技艺与现代营林技术孰优孰劣？

20年后，实践给出了答案。锦屏县三江镇卦治村和菜园村的苗、侗林农运用世代传承的培育“十八杉”人工林的传统林业生产技艺经营杉林；而当地国营实验林场则运用现代林业技术培育人工杉林。结果“十八杉”的单位面积出材量高出20%，且经营成本仅为后者的1/5，水土流失模量仅为后者的1/2。（见古开弼《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十八杉”民俗解析》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4期2007年l2月）

据林学家考证，我国人工植杉有迹可寻的历史就达1200多年。祖祖辈辈生存于此，植杉为业的苗、侗百姓，对杉林生态系统演替规律的理解事实上远比所谓“现代科学”深刻。在现实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发展出了学者们所称的“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性”，--通过长期实践，在人为的有限干预下，积极“维护”原生自然生态环境，使之改造为更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次生人工生态环境。事实上，杨明生们种植的主要就是杉树，xx有可能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为村民提供生计。

然而，杨明生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

虽然在对西南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的认识上，“现代科学”提供的思路未必就强于当地百姓祖祖辈辈积累的“地方性知识”，但“现代科学”的背后是工商文明，而工商文明有强大的力量，按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这让引导笔者思考文明间的关系。

史学家告诉我们：

先在黄河中下游开发繁衍的是夷人，蚩尤是夷人九黎集团的大酋长；羌人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上游生活，羌人的首领是炎帝；狄人原住在蒙古高原上，狄人的首领是黄帝。

为了争夺黄河中下游这片肥美的土地，这三个族群间发生了阪泉、涿鹿、中冀等大战，蚩尤于中冀阵亡。然后，黄帝又战胜炎帝，出现了中华民族史上{dy}次民族大融合。即夷、羌、狄三者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

没有融合的夷，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苗瑶语系各民族，另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壮侗语系各民族（壮族、侗族、傣族等）。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几经迁徙，不迟于西汉之初，就进入了西南岩溶地区。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一书说，

“至西汉之初，今日川黔汀鄂一带的山溪江谷间，已经布满了南蛮之族”。

在这远离中原强势文明的崇山峻岭间，他们不得不适应这里独特的生态环境。不同于人口稠密、以农为主的中原文明，他们发展出了人口稀少而生计多样化的文明。其生计包括斯威顿耕作、采薪、采矿、渔猎、赶毡……。总之，当地环境能维持什么，就干什么，以对环境的最小干扰求得生存。同时“祭林拜树”等民俗保护着脆弱环境中的森林。从宏观视角看，他们为长江、珠江流域的农耕文明保护水源地千年以上，而农耕文明非但不曾为之支付一文钱的成本，反而视他们为“蛮獠”、“猫人”。

他们对西南岩溶地区的保护卓有成效。韩昭庆考证史籍，发现直到康熙年间，贵州仍是人烟稀少而老虎频现。一只成年虎需要20到100平方公里的有森林的栖息地才能活下来，可见当时森林分布之广。（韩昭庆《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

然而强势的农耕文明丝毫意识不到其价值，仍不断地挤压其生存空间。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贵州建省，自建省以来，贵州财赋名列全国倒数{dy}，它贫瘠、荒凉得没人愿去当官，明代甚至有人提出废置贵州的建议。维持省级建制的原因不是为财赋，而是为其战略位置----此地系“滇楚之锁钥，亦蜀粤之藩屏”。

到了雍正年间，随着中原地区人口压力增大，大量汉族移民迁入黔西地区开矿。贵州在清代是全国铅的主产地之一，也是全国铸币用铅的主要供给地。为了解决矿区人口生计，滇黔桂三省总督鄂尔泰建议开垦田地。

对朝廷而言，采矿是货币发行的基础，事关全局，对西南岩溶地区而言，却开启了生态破坏的进程。到了乾隆年间，虎的出现已是稀见之事：

“兽则豹、麂、麈、兔、野狗，羊之属见于山箐，至熊、虎、豚鹿则际太平日久，间有，非常物也。”(乾隆《南笼府志·地理志》)

可见森林已经遭到明显破坏。其实，采矿本身就直接破坏着生态环境。当年的情况已难于复员，而现代技术却清晰地展示了采矿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况顺达、赵震海利用遥感技术观察贵州的矿山开采，发现了在黔中的清镇、白云等地，废弃的矿渣顺含矿岩系露头线连绵数公里至十几公里，呈絮状或云朵状排列。另外，大量废弃的尾矿堆放、大面积剥土及废弃的矿渣的堆放、出现了大面积的采空区、原有地下水循环系统破坏、矿山粉尘对环境产生污染。（况顺达、赵震海《遥感技术在贵州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中的应用》中国矿业第15卷第11期2006年11月）

所以韩昭庆认为，贵州石漠化进程始于雍正年间：

“雍正年间对贵州施政的后果是一环接一环的，地利得到{zd0}程度的发挥的同时，也是土地退化的开始，到一定程度，也就产生了石漠化，故雍正年间对贵州的开发为日后贵州石漠化埋下了伏笔。”（韩昭庆《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

在这一进程中，中原地区疏散了人口，获得了矿产。而西南岩溶地区的百姓千百年积累形成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却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并最终威胁到整个珠江、长江流域。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这才被人们意识到。

对西南岩溶地区的石漠化，人们更多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观察，这种观察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然而，石漠化现象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系统、生态系统、气候系统、地质系统交互作用的综合现象。

西南岩溶地区有比较好的水热条件，在没有人类社会干扰的漫长岁月里，曾发育出茂密的亚热带原始森林，其中一些还残存至今（如贵州梵净山、茂兰、重庆南川金佛山等）。在这里生存了千年以上的先民们，也曾探寻出与之共生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气候、地质综合体，它起码稳定存在了千年以上。

相对强势的农耕文明，自雍正年间起，对这样的综合体发起了入侵，开始危及其稳定性；而更为强势的工商文明，则明显地加速了石漠化的进程。研究贵州石漠化进程的学者发现：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植被覆盖率高，广大地区仍是绿山清水的良好环境。此后森林遭到了四次较大规模的破坏。{dy}次是20年代到40年代的战争；第二次是50年代末，“大炼钢铁”高潮，使大片原始林、次生林毁于一旦；第三次是在“xx”期间“以粮为纲”，大搞开山造田，大量砍伐林木；第四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变动，导致大规模毁林开荒，使林木遭到严重破坏。贵州省在1974～1985年的lO年间，岩溶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年平均消减率分别为2.58%和2.85%。（见姚长宏等《贵州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的形成及其生态治理》地质科技情报第20卷第2期 2001年6月）

可见，在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问题上，气候系统与地质系统是相比而言是“慢变系统”，而人类文明则是演化最快的系统，尤其是工商文明，在生态系统面前，表现得强壮而无头脑。正是社会系统的这一演化，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并进而影响到地方小气候和地下水系。

多年来，我们重视对自然系统的研究，但对我们社会系统自身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对社会系统的研究更偏重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研究则主要专注于利润极大化，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发展”与“现代化”。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发展”与“现代化”正是石漠化的主因。

西南岩溶地区的石漠化历程提醒我们，更需要研究的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是我们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是这种作用的演变过程与规律。缺乏这个基础，很难真正理解石漠化问题，更谈不上合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时报》2009年10月19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