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聚氰胺时代”的山西疫苗事件

文/魏英杰 

小儿出生时，手里就拿到一本省疾控中心颁发的《疾病预防接种证》。从这时候开始到三周岁左右，不管风里来雨里去的，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送他到社区医院接种疫苗。凭这绿本子，他才能入托、入园和入学。这里头的辛苦，例如每次都要排长队，大概所有父母都有所体会。

这些疫苗分作两种，一种是免费的一类疫苗，一种是收费的二类疫苗，收费疫苗从数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由于这对儿童免疫和预防传染病有着重要意义，大多家长都不会不舍得掏钱。只不过，这一惠及儿童的疾控体系一旦有环节出纰漏，后果将不堪设想。

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经过半年多的艰辛调查，刊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长篇深度报道，揭开了当地在这方面的种种乱象。通过调查，记者掌握了大量证明山西省疾控中心存在高温暴露疫苗、官商合谋垄断疫苗市场等问题的证据，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几十名（接种疫苗的）患儿致死致残在时间上关联度甚高，不排除存在内在相关性的可能。相关报道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其让人震惊与愤怒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三聚氰胺事件。

在这里，我不想这么快就对事件下什么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省疾控中心将全省疫苗的供应和管理权交由一家所谓“卫生部企业”（实为私人公司）运作那一刻起，所有的隐患与危机便已埋下了伏笔。政府部门将相关职能委托给市场企业，由于缺乏监管，二者又存在利益共谋关系，政府部门就有可能通过行政力量来为企业保驾护航，而企业为了追逐利益，也一定会采取极端的方式来开展市场活动。别的不说，如此轻率地将全省3500万人的人身安全交由一家根本没有疫苗经营资格的企业，相关政府部门所应承担的责任，由此可想而知。

同样值得审视的是，疫苗事件曝光后，当日下午该省有关部门立即作出回应，称“山西省未接到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当晚，该部门再次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报道基本不实”。说起来，相关问题肇始于四年前，截至2009年3月，当地市场依然存在国家明令禁止的暴露在高温之下的疫苗。然而，相关政府部门这时候不是立即展开细致调查，给公众一个交待，反倒急切抛出结论，撇清责任，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愤懑。

当家长送孩子们去接种疫苗时，他们不会去问这些疫苗是从哪里来的，也不会去想这些疫苗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对政府抱有基本的信任。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会有什么政府部门联合企业从他们身上捞钱，甚至不负责任地把问题疫苗接种到无辜的孩子身上。如果说，三聚氰胺事件暴露了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及其监管的缺失，山西疫苗事件所凸显的问题，很可能是政府和企业联手坑害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事实果真如报道所述，这将是比三聚氰胺事件性质更为恶劣的一桩丑闻！

作为一个父亲，我不能不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作为一个公民，所有人都应当高度关切这一事件所暴露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问，山西疫苗事件真相究竟为何？我们还不得不追问，其他地方是否也有可能存在类似现象？温家宝总理坦言，受到毒奶粉影响的儿童多达3000万人。面对比毒奶粉的危害及其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问题疫苗，倘若不紧急行动起来展开彻查的话，这一事件很可能再次沉重打击公众的信心，进而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毒奶粉是全国老百姓的一个梦魇。就在不久前，它还阴魂不散地重现于公众面前，唤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惧心理。面对问题疫苗事件，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恐怕难以回避如此追问：进入“后三聚氰胺时代”，老百姓还经受得起这样的信任危机吗？答案也许是明确的，那些试图逃避事实，撇清责任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们——你们根本承受不了说谎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