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的香港，过年後一直阴雨绵绵。旧时婉约派诗词的怀春和离愁，泰半取这烟雨涳蒙的景色抒发。有说春天万物重生而令人也不免春情萌动，我对这类高论不敢恭维，这些聪明才子何不把文学史改写成xxx的一场恶作剧？我倒觉得，感怀特别是怀旧，倒说明人离生物学本能越来越远。人与人之间的两茫烟水和放我东归，有如庄子说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那不是真的漠不关心，也许是更深层的相关甚或相许。但事事扯到肉帛相见，把焚琴煮鹤名为科学，是这年头的特色了。

我喜欢这天气。倒不因心情灰暗沉郁，或有甚么求之不得而寤寐思服。艳阳天固好，但一切都被阳光照耀得八面玲珑，便欠了层次和捉摸不定的诗意和韵味。大自然本来就不是诗，也没甚麽美不美。但人总按文化的承传去看世间万物，昔人章句便有如相机的镜头，也常支撑著我们的视觉趣味和心象，你说这是书呆子食古不化也好，不识时务也好，即使我要变也变不来，也不想变。所谓“世间只有江山如画，没有画如江山“，此之谓也。有些人爱说自家的观点有如相机成象是客观世界的忠实纪录，但懂摄影的都知道，不同的镜头拍出来的东东全然不同，加上filter就更不相同。你可以发誓说自已拍的相片都原汁原味，从不加滤片。但人心都是不无偏颇的滤片，夸口说自已没有的，除非他把自已当成上帝。记得许多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在江南溜达，望见远远的山村，白墙黑瓦的锅耳古屋炊烟四起，衬在层林叠嶂仿如一幅古画，不禁说，这些老房子真美。身傍的时髦MM说我虚伪：你不妨到那儿住一晚，光是蚊子就把你咬得像块乒乓球拍。我哑然失笑：连穿甚麽衣服烫甚麽发型都是从电视里学来的，那就是许多人的一点也不虚伪的实在了？

我的住处被大海和山野包围，在这早春时节一到室外，不免天天对著花香虫鸣，朝云暮雨，为我来说，也很自然地感慨良多。这倒不是xxx作怪，也不是我老了开始怀旧，而是许多事挑逗著我把一生从头一想。过年常是叙旧日子，我素有不近人情之讥也难免俗，前些日子见了许多少年时的同学。想不到前几天，另有一批更小时的书友，年前在书店买了我的书，看切口上的照片，怀疑我是失散多年的小时玩伴，有几位竟仿如人肉搜查般地在网上折腾，最後竟从此博的许多话语里的蛛丝蚂迹，判断真的是我。取得联络，不免唏嘘，言谈间说起许多早忘却的往事。人记忆中的自已，常是按现在对自已的认识重组的，也免不了从结果找原因。小朋友们的回忆令我补进许多片断，便深知当年是多麽混噩，活得有如一盘浆糊。当然，儿时的不长进，事後孔明也无补，当年脑袋还未长好，无知加上百无聊赖，也唯有糊里糊涂的胡闹度日。许多名人故事爱说主角生下来便活得像神物般，我不是名人，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温故必知新，我真感谢上苍，把一个无知而鲁莽的顽童变成後来的我。

後来的我当然也没有甚麽了不起，不过也是生涯牛马中的一员。且每个人生也都大同小异，都得在最寻常不过的活法中度日。到了两眼一瞪两脚一伸的日子，若还有点明智，谁在乎还活著的人对自己是恭维还是只当如蟑螂老鼠死了一样无关重要？何况离盖棺定论的日子还远，人也只求活好每{yt}，至于有无意义，则不必深究。因为意义只是自己定义的，你认可的意义也许为别人不值半文，何必认真？但这时，我常想到柏拉图那段xx的话：我要感谢上天，我生而为雅典人而不是野蛮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我更要感谢的，是我与苏格拉底是同时代人。我猜，当不当野蛮人、女人、奴隶和苏格拉底的学生其实并不重要，只是在柏拉图的环境里，没有他铺陈的条件，便没有他拥有的知性生活，这才是关键。所以，如果问我要感谢甚麽，我会感谢上苍是这样眷顾这毛头小子，竟让他有欣赏世上最美{zh0}的东西的能力和机会，还有不枉在这世上走了一遭而领教到的圆融。记得小时学书画，有种很便宜却很好用的墨碇叫“金不换”，人有些东西，确是不可置换的。有朋友问过我想做焚高或画商？我说两者皆不，我做阿里巴巴，就是这意思。

下面是我新近做的“我心仪的廿世纪名人”的三则。我当然不敢像柏拉图那样说庆幸自已曾与他们同时代，无名小辈攀附大师，可谓“我识他，他不识我”。但，鼠辈也可在大师坟前唱首赞歌吧？为我，这自得其乐。

他常说：地球是椭圆的，

所以友情可把它环绕起来。

德日进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出生於法国中部Auvergne的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父亲酷爱博物学，小德日进深受影响，从小对自然现象深深著迷。他十六岁中学毕业後进耶稣会，一边读哲学，一边研究岩石学；三十岁时成为神父，四十一岁时在巴黎天主教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成为该校地质学的副教授。但上司认为他的见解与传统观念有出入，不予信任，屡遭贬抑。第二年，他开始到中国来，参与黄河流域的考古发掘，此後一直在亚洲从事考古研究及在欧美讲学。五十岁那年，他和中国学者及国际地质学家在周口店挖掘古人类遗址，发现了人的头盖骨化石，经他鉴定为“北京智人”。五十九岁时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人的现象》，但不获准出版，并饱受保守人士攻击。六十九岁时他荣膺法国科学研究院院士，七十三岁那年复活节傍晚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同年，《人的现象》在被搁置了十五年後出版，轰动欧美。数年内，他的其他著作相继面世，都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对象。他成了二十世纪中业国际思想界的风云人物。

接触过德日进的人都说，他心灵高贵，举止儒雅，内心怀著深沉的痛苦，却常带著光辉的微笑，为人谦厚、幽默而朴实。他生前饱受攻击，没一本著作被准出版，死後却获殊荣。有人这样形容他的遭遇：在旧世代，许多人还抱著相当静态的宇宙观。他们仿佛是活在一条大船里的人，船大而稳，旅客都不知船在前进，德日进却首先走上甲板看到船行走的方向，急著向旅客们报告他的新发现，便被保守人士认定是思想界的危险人物，於是被隔离、放逐。他看到了同时代人没看到的，其思想对传统的科学和信仰都带来很大的挑战。在过往，人们常不敢面对这些难题，而努力让科学和信仰井水不犯河水，德日进却奋不顾身地进入这被许多人视为忌讳的敏感地带去寻找真理。他被後人称为现代的先知，当之无愧。

他从小便被目为学院里的反叛分子，

盖棺论定时，却成了音乐史上的殿堂人物。

德布西

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1862-1818)出生於法国巴黎近郊，父亲经营了一家瓷器店，後来因生意不景改行当了个小职员。这家人祖辈都是农人，家境贫穷，也跟音乐无缘。小德布西虽然很有音乐天份，家人也从不在意，直到他遇上了一位曾是箫邦学生的女士教他弹琴，才开始学习音乐。他在十一岁时进入巴黎音乐院学钢琴和作曲，多次获奖，但一直对非正统的音乐与课堂上教的有不同见解，是令老师xx的学生。十八岁那年，他认识了柴可夫斯基的赞助人梅克夫人，两度到俄国去当她的家庭钢琴教师，认识了许多俄国音乐名人及其作品。据说柴可夫斯基很欣赏他，但德布西自有主见，看不见俄国乐派对他的音乐品味有何影响。廿二岁时他以一出清唱剧获罗马大奖，按规矩可在罗马留学三年。德布西在罗马上了两年多的课，因受不了学院派诸多规矩的束缚便返回巴黎。

就这样，他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学院生涯。这时侯的巴黎是各种新思潮和艺术新方向的酝酿之地，德布西结识了许多新锐思想人物和艺术家，也开始对东方音乐著迷。三十一岁那年，他的管弦乐组曲“牧神的午後”大获好评，之後又谱出了不少钢琴和其他音乐作品，成为许多年轻音乐人的模仿对象。人们评论说，他在钢琴音乐的贡献可和箫邦媲美，他的交响音乐作品也独树一帜，对後世影响极大。但他寿命不长，五十六岁时因直肠癌去世。

人们爱把他的音乐以“印象派”称之，但德布西生前对这标签很反感。这个人一生只忠於自己的感觉并把它摸索著写成音乐，哪会给自己定形定性？他的音乐如诗如画，不像正统音乐那样有明显的轮廓，而常直截了当地著力表现一些微妙的感觉和梦幻般的心境和气氛。有这麽一个故事：有位从没亲眼看见过大海的绅士欣赏过德布西四十三岁时创作的交响诗“海”时，仿佛真的看到了惊涛拍岸，浪花飞溅的大海景象，但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反觉不是味道；待他旅游归来再欣赏这音乐，才找回当初的感觉，说：“这才是大海呀！”

晚年，他写道：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些杂碎工夫，

但我希望，我为後人打开了一条知识的通道……

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出生於奥地利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四岁时举家迁往维也纳，此後一生几乎都在那儿度过。他读书时出类拔萃，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後不久便开了一家精神病诊所。当时精神科医生大多不为人看重，但佛洛伊德却一头钻进这门并不热门的学问里，一边行医，一边研究，差不多四十岁时才出版了{dy}本著作《歇斯底里论文集》。四十四岁时他出版了xx的《梦的解释》，但初版时只印了六百册，两年间只卖了二百多册，六年後才共卖了三百五十册。没有多少人想到，这书後来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之後，他的新作不断出版，还组织了一个心理学研究组织，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医生一起推广他的精神分析xx法。之後，这组织愈来愈壮大，名家辈出，佛洛伊德也成了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家。

佛洛伊德对心理学有很大的贡献。他强调人的经历许多乍看是忘记了，但其实许多都潜藏在无意识里，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甚至引起各种疾病，其蛛丝马迹常可透过梦境来观察及分析。他创造了用精神分析来xx精神病的方法，并且对人的性格和精神问题做了许多影响极大的研究。虽然他的著作後来引起许多争论，毁誉参半，未必xx正确，但他的学说令二十世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提出的许多想法和概念现在也被人们普遍使用。有人甚至说，他的理论只是综合了以往好些医生和生物学家的发现，把它们明确化，给它们一个清晰的外形。他不算是心理学的鼻祖，甚至许多心理学派不承认他的学术地位，但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先驱者，是现代心理学发展中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人物，则一点也不过份。

佛洛伊德晚年患了下颚癌，在他生命的最後七年做过三十多次手术，但他仍工作不息，写了许多重要著作。在他死前一年，纳粹入侵奥地利，他是犹太人，以八十二岁高龄逃往伦敦，次年在那儿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