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永 烈 （摘自《俄罗斯自由行》）

        在我打算前往俄罗斯的时候，很多朋友劝我：“俄罗斯乱糟糟的，不安全，千万别去！” 对于俄罗斯的不安全，我倒是有过亲身体会。记得，在1992年我曾到俄罗斯远东，社会秩序相当混乱，我亲历了在俄罗斯遭劫。 九年之后，重访俄罗斯。俄罗斯的治安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在出发之前，我从网络上读到2001年5月29日粟周熊先生的《俄光头党盯上中国留学生》一文： 在俄罗斯奔萨州的首府本萨市，从中国、越南、埃塞俄比亚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来了不少求学的人，目前该市共有外国留学生210名，按照俄罗斯人的标准，所有这些学生都来自殷实之家，因为他们还随身带去了电脑、手机和微波炉。这一切都引起了当地新纳粹分子——光头党成员的不满，他们决心要“摆平”这个“不公平”的世道，于是市内针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恐怖事件频频发生。 17岁的家齐携女友黄从中国中部地区来到奔萨求学，离开学还有一个月，两人决定去一趟索契看看大海。车票买了，行李也收拾妥帖，只差到街上再买两瓶矿泉水。他俩刚走到{dy}个借口，便看见那里站着好几个身着运动衫，光头的半大孩子在呜呜哇哇地喊叫什么。家齐和黄不懂俄语，只是冲他们笑了笑。谁知，眨眼工夫，那几个人冲了过来。一块砖砸到了家齐的头上，黄也被撂倒在地，挨了一顿猛揍。他们是十五个人来对付两个中国人。街头卖瓜子的老奶奶以少见的麻利动作纷纷逃散，行人也都扭过脸去，干脆上了街道的另一侧。转眼间，打人的也没影了，只有家齐在撒满瓜子的血泊中xx，黄捂着被打坏的眼睛在呼救……过了一个星期，家齐才出院。从此他们出门总是提心吊胆。 那些半大的光头党成员或在公园，或在市场，或在商场附近守候着，他们在宿舍跟前或校园对面轮流守候，见到猎物便不声不响地下手。他们打人的工具有棍棒、铁链，有人甚至还用钢筋。外国留学生于是开始了囚徒般的生活，哪还有心思去学习，只求安然无恙就烧高香了……

        俄《共青团真理报》特约记者尤利•斯涅吉廖夫赶赴奔萨，进行了一番颇费周折的采访，披露了事情的真相。他在文章中说： ……我终于自己找到了光头党。有三个戴着编制帽的半大男孩子在沃罗达尔斯基大街上走着，我加快了脚步去向小伙子们借火，其中一位极不情愿地划了一根火柴。 “请问，这座城市里有光头党吗？”我提了一个很正统的问题。 趁对方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我又接着问道：“咱们是不是去喝一杯啤酒呢？” “那你请客好了……” 在最近一家小酒馆里几瓶啤酒就解决了问题：编织帽里面果然藏着剃得溜光的脑袋。 其中一个光头党闷声闷气地说：“我们需要的钱。这么办吧，回答一个问题你给20卢布。”“你瞧，中国人捅了我一刀。”光头党成员纳扎尔齐克挽起裤脚，让我看了一个不大的伤疤。”我们把他们好好地收拾了一顿。今天在阿尔贝克沃的‘礼炮’电影院附近又要大打一场。11点左右舞会即将结束，中国人马上就要回宿舍，到时候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这是为什么呢？” 纳扎尔齐克眉头一扬说：“他们在这里大吃大喝呀！鲟鱼肉把腮帮子都塞得鼓鼓的！可我们罗斯人却只能喝稀粥，从早到晚替他们卖苦力。要是我呀，只要花上三个小时，一准儿把那帮中国佬统统赶跑……” “为什么只赶中国人？这里也还有土耳其人呀……” “嗨，土耳其人和车臣人没什么区别，你这还不懂？！我才舍不得自己的小命哩！他们以后会把你单个抓起来收拾了。而中国人没有朋友，容易收拾，你想是不是呀？” 晚上9点半，我走进离“礼炮”电影院最近的一家派出所。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一方面是可怜那些即将挨揍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也有些舍不得放弃这种难得的拍下大血战镜头的机会，不过后来还是头一个念头占了上风。 我通报了即将开始的袭击行动。少校看来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让我放心，并当着我的面拨通了巡逻车的电话。几分钟以后，巡逻车已经停在电影院跟前。阿尔贝科沃是一处僻静街区，天黑以后上街都不安全。那里{wy}一幢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就是夜生活格外活跃的电影院。离电影院有几站路远的是建筑学院的学生宿舍，那里住着外国留学生。学生们在铁门里是{jd1}安全，可是总有出来散步的时候呀…… ……

        这个晚上却相当平静。不错，是有那么一群戴编织帽的半大小伙子已经走向入口处，但一看见警车的蓝色信号闪光灯，瞬间便在黑暗中消失。中国人这次在警灯的掩护下，又度过了一个消停的夜晚…

        读了这两篇报道之后，我十分xx“光头党”。到了俄罗斯，我向俄罗斯朋友打听莫斯科有没有“光头党”？ 俄罗斯朋友告诉我，莫斯科有“光头党”。这些“光头党”主要在地铁里活动，专打中国人。 其实，“光头党”起源于德国，是一批极右翼分子、新纳粹分子，极度歧视有色人种。他们的特征都是剃光头，所以被称为“光头党”。起初，“光头党”是清一色青年男性，后来一些年轻姑娘也加入了“光头党”的队伍——她们也剃成了光头！她们自称“自由女孩联盟”和“祖国忠诚主义者联盟”。 “光头党”在欧洲逐渐蔓延，从德国发展到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在苏联解体之后，处于信仰危机之中的一些俄罗斯青年也加入了“光头党”的行列。 俄罗斯朋友告诉我，俄罗斯“光头党”主要是一批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他们歧视和打击的有色人种，就是中国人。 据俄罗斯朋友分析，中国人如今富了，使俄罗斯的“光头党”们心里很不平衡，于是就专找中国人的麻烦。一位名叫张汶川的中国留俄大学生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留学莫斯科感慨多》一文，内中写及： 在莫斯科留学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有许多值得回忆和思考的东西。 出门在外，安全{dy}。到莫斯科的第五天，我就亲身体验了这句话。那天傍晚，我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遭到五个大汉的抢劫，钱包被抢走，脸上还挨了重重的一拳。这件事使我对莫斯科的印象变得极差。后来我把它告诉了一位在那里留学多年的朋友，他听后颇不以为然，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dy}次遭劫面对的是拳头，而他{dy}次遭劫面对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 在莫斯科，强盗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或无业游民，他们一般在晚上行动，目标多是亚洲和非洲的学生。如果在莫斯科生活几年而没遭过劫，倒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了。

        就在我来到莫斯科期间，我从2001年6月30日的《莫斯科华人报》上读到了一篇题为《一个受害者的心声》的文章，编辑部为这篇文章加了这样的按语：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无辜的中国人在大街上常常遭到马匪、流氓和光头党等种族歧视分子的袭击，已经严重威胁到旅俄华人的生命安全。本期刊登一位受害者的来信，以此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一个受害者的心声》全文如下： 2001年6月22日下午4点多钟，我和姜强从市场收摊回家，途经威登汉37路公共汽车站转车时，突然遭遇到一伙小流氓（四个人，约十六七岁）的袭击。我们被迫奋起反击。由于对方人多势众，手持凶器，我的头上挨了一啤酒瓶子，顿时鲜血直流，姜强的眼角被打裂，直淌血。见此情形，这群小流氓没有再打，赶紧溜走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车没有开走，那么多的俄罗斯人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可悲可叹的是，竟没有一个人能够伸出正义之手，哪怕是呐喊一声！ 当时，我的伤口一直在流血，只好去医院包扎，所以就没有去报警，但并不表示我们就此沉默了。 近期以来，同胞们屡遭小流氓、光头党的袭击，一位同胞的一只眼睛竟然被打瞎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这里，我们的财物被这个国家掠夺得已无眼泪可流了，难道我们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希望贵报能够披露这一打人事件，为了我们自己在这冷漠的异国他乡不再受到任何生命安全的威胁，希望中国驻俄大使馆能够出面与俄罗斯政府交涉，使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加大打击力度，严惩地痞流氓、光头党，给外国人创造一个最起码有生命安全的大环境，千万别再把它看成是一件小事，也别说什么不要因小失大，在莫斯科的华商们任何关于切身利益的事情，其实都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因为他们永远都希望在他们的身后屹立着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驻外使节们，希望他们去维护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zh1}，提醒旅俄华人应该有自我防卫意识，在毫无防备，手无寸铁，以少对多的情况下，该忍就忍，实在被逼无奈时该出手就出手。也可以设下圈套，狠狠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及时送到xx局…… 华人们，在这个流氓横行的国度，若没有人帮我们，靠的就是我们自己众志成城的力量。我们的眼泪已经很不值钱，让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权益。 受害人：王峰 6月22日下午

        虽然我这次在俄罗斯作漫长的旅行，还算幸运，没有遭遇“光头党”，但是我亲眼见到诸多酗酒的青年以及满地的酒瓶碎屑！

    在圣彼得堡，我有着一段有惊无险的经历：由于俄罗斯社会不安全，所以我和妻每次外出，总是由我锁门，再由妻检查一下房门是否锁紧了。在圣彼得堡，我们住在俄罗斯大饭店10楼西首最末一间房子。10楼是顶层。

    {yt}，当我和妻在宾馆底楼吃完早餐，回屋取手提包。我们乘电梯来到10楼，走过大楼中间的门厅，远远地就看到西首走廊尽处的窗台上坐着两个手持酒瓶的俄罗斯小伙子。我们渐渐走近，他们乜斜着我们。我们走到走廊尽处，吃了一惊，房门洞开！ 我和妻赶紧走进房间，把门反锁。我们连忙检查了一下，还好，放在壁橱里的箱子和旅行包都还在。 当我们把房门开了一点点，朝外一看，那坐在窗台上喝酒的两个俄罗斯小伙子已经不见了。 我把这一异常情况向饭店保安作了反映。 我庆幸那天吃完早饭重新回屋取包。倘若吃完早饭后直接出发，到深夜才回来，那就不堪设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