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20 11:43:43 来自: (每个文青心中都有一个芙蓉姐姐)

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有一位哲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期待用我们的美学唤起诗人、雕刻家和音乐家，那我们就太傻了。”
　　现在我要说的是，不是唤起，而是解释。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嘴和笔去解释那些天才之作，那些把镜头调度得象郎平准确地使用臂力，或者是象潘虹那样富于魅力地运用眼神的导演和演员，这至少对我来说，还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常常痛感学力太浅。我意识到的东西，未必能表达出来。记得我为凌子风那本关于《骆驼祥子》的书写序的时候，就辍笔再三。从《归心似箭》到《骆驼祥子》，斯琴高娃最出色的是她创造角色上的跨度，但她究竟是怎样完成这个跨度的，我的瓦釜里就只有几颗数得清的米粒在翻腾，难以让读者明白究竟。等书已印好送来，连我自己也不忍卒读！近年很有一些少为人知的年轻人，不言不语地打破了行之多年的陈规陋习，始则令人瞠目，继则令人沉思，{zh1}才明白他们不甘于在前人的框框里爬行，并不是由于不敬，而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观，正如他们的前辈从好莱坞获得形体，而从苏联电影吸取精神一样。
　　今年春天，有位搞电影美学的同志建议我看看电视剧《走向远方》。当时我正住在医院，只在病房看了一遍，未能引起我多大的注意。出院以后，我又从电视台弄来录像带，认真看了几遍，因此想起了一些事情。下面就讲讲这些事情。
　　中国要改革，这不是谁想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境况还和我们在五十年代早期那样红火，你改革什么？当然，没有一种历史是会经久不变的。不要说我们早期的社会模式是从另一个模式脱胎而来，便是不如此，铁铸的汉子也难免会消溶在胜利的文火之中！早先我们是在山沟里转，转了二十二年，和世界是隔绝的。胜利了，说要一边倒，又处于另一种和世界隔绝的状态。如果说凡事要有比较，才有鉴别，那么我们和世界接触得少，当然也就很难比较，更无从鉴别。《走向远方》里说什么“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我就担心一些观众会听不懂。四九年进城，我是个“土包子”，前几年出了两次国，也仍旧是个“土包子”。心想当年的“土老财进城”，见识不多，但是有钱呀！你们看看兴华厂，从老工人退休到xx表决分红与投资，再到新工资制度，哪一件和钱没有关系？能仅仅责怪老工人落后么？不能吧？天天敲油箱盖敲了二十多年，加个夜班，还要挨门挨户叫送饭！周梦远与何茹边谈工作边吃饭，也只是各人端着个饭盒，用铁勺往嘴里挎，无非是塞满肚子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工人应该是当今世界上最富于牺牲精神——勤于奉献，而获取甚少的工人。由此而有争执，有龃龉直至相斗，都是xx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九七九年之前，我们往回看的时候多，往前、往远、往大处看的时候少。我在年轻时，我的领导常说“老子二万五千里”！我咋办？他走二万五，我走二千五，差距一下就看出来了。如今总说这些不行了，社会主义不能总是假之以名号，用空话代替物质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屏幕上的兴华厂躁动不安，未必不是一幅相当真实的社会缩影。
　　《走向远方》在手笔上既执著于现在，又无处不包含着未来，而未来绝不表现为罗曼蒂克式的虚幻。它甚至没有避讳烫金机的展销使用了蒙混过关的不正当方式，以及在xx前杜建国用请哥儿们下馆子吃喝以争得“投资”的多数票！它没有书卷气，因而不羞言竞争，更不排斥竞争，倒是把企业和企业、工种和工种、人和人之间的竞争纳入了兴华厂发展的正常轨迹。
　　前天，孙卓、王宏同志在这里的发言，便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走向远方》的思维定向。王宏同志讲了长城和海，讲了长城的伟大和不伟大，讲了人在大海面前的渺小和并不渺小。这些都不牵涉《走向远方》的任何一个剧情，但它们却是任何一个剧情的基石；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是决定艺术家能从升火中获取什么或什么也不能获取的气质之谜。
　　孙卓同志曾经是个街道工人，而他对《走向远方》的创作冲动，始于杜建国式的悲剧素材。有人说伟大的悲剧是谁也没有意识到，因而谁也可以成为剧中人的悲剧，李桂英是这样，但她活着；杜建国是这样，而他死了。惨死是件不幸的事情，但它恰恰是这个人物性格的完成。人们从《走向远方》看到街道工厂现代化，但街道意识却处处都在障碍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我们说这部电视剧是从这里领悟到这个作品的主题，大概是不会错的。
　　大家还记得蒋子龙同志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为了xxx浮于事的矛盾，他在小说里搞了个服务大队。当小说发表后，有的经济学家就说，照蒋子龙开的xx办，十个厂长有十个要倒霉，原因就在于办服务大队的办法并不现实。蒋子龙敏感地发现我们四化建设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障碍，但是改革的实践当时还没有为他提供更多的依据，因而他只有在理想世界里寻求答案。在《走向远方》里，“退休”不仅是个组织更替问题，还是个精神格局的调整问题。因此，在翻越这个障碍时，着眼点就不是有关去留的形式，而是有关兴华厂前途的社会意识。其后如烫金机的销路，分红还是投资问题，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酬金差异，或以喜剧，或以悲剧，既有光彩，又有激情，写得很好，演得也很好。扮演男女主角的陈剑飞和邬君梅，一个深思，一个泼辣，照应得很好。其中尤以何茹这个角色，我以为她为我们新的演剧美学，增添了新的含义，这就是在一般人认为赶时髦、没根底、给人以“飞飞飞”印象的人物，被纳入了新人形象的队列之中。这件事情具有了不起的意义，因为它有关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在我看来，一个人按照他所选择的方式去生活，与国计，与民生，都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的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这也许称为“何茹式的障碍”。这个障碍不算大，可也不算小。杜建国之死，就包括了在杜建国看来，象何茹这样的人，尚且拿了小二百块，姓杜的比她差了什么！一般说来，他并没有什么咬住何茹不放的理由，但恰恰在他万想不到的地方，即在价值观念这个问题上，他咽不下这口气！他破口大骂起来，周梦远也不再是他的“大哥”了。他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拉了电闸，瞪圆了两眼。他豁出来了！他伤心落泪，以致连马路上的车辆也不在他的眼里了。他毁灭了自己！
　　一个社会的进步，必须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法律的、政策的、组织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而对一个人说来，也是如此，应包括思想的、感情的、信念的……等等。舍此而言社会的进步，正如舍此而言人物性格一样，都将属于面壁虚构。杜建国会想到他的一生会和一个装工资的小信封联结起来，并处在如此水火不容之中么？不但他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但一个人就这样了结了。作者也从未给我们任何暗示，如某些剧作法所教给我们的：如果说{dy}幕在墙上挂了一把宝剑，那么，这口宝剑就必然会在某个重要情节上发挥它的作用。xx不是这样，当《走向远方》的作者在写到杜建国之死时，面对着稿子哭了，伤心地哭了。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它xx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它是以爱为基础的，当唐玄宗李隆基迟迟不把政权交出来，并且正在有滋有味地享受一个皇帝的权力的时候，他的藩臣安禄山打进了潼关，于是文章就由不得李隆基一个人做了。因而有了马嵬坡事变。一个做了几十年皇帝的人，面对着“呵呵呀，我的爱人呀”的杨贵妃，也只好“君王掩面救不得”了。在我看来，这就是历史。它有着深沉而动人的爱，却不以爱为基础。
　　据说曾有热心的观众致函作者，对《走向远方》如此冷酷地处理杜建国之死表示不满，认为象杜建国这样可爱的人是不应该死的。
　　在我看来，观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根据的，但根据不在生活自身，而在多年来我们对文艺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规定，而且这样实行的，不过实行的结果并不大妙。其所以不妙，就在于我们不应该把人的感情看得比生活真实还重要，更不应看作是生活的基础。如果感情是基础，那么，就势必把我们在感情上一时能接受的东西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凡是与此相悖的东西，便视为罪恶。这样，就很有可能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谬误，成为盲目，以致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十年“文化大革命”便充分说明了这点。如果当初我们少一点感情，多一点理智；少一点盲目，多一点自觉，事情会在一夜之间，闹得不可收拾么？
　　艺术家要“直面人生”，要勇于并善于设置障碍，还要勇于并善于翻越自身的障碍。《走向远方》剧组的同志们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胆识和才能，不但是作为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而且是他们得以成功的基础。孙卓同志讲得非常生动，他讲他在创作中曾几次想退兵，想在一些{jd0}问题上绕过去，但终于自己战胜了自己。如果真的绕过去了，我们今天看见的就不是《走向远方》，而是“回到后方”！剧中这种翻越自身障碍的例子不少，如原剧本中有一个情节：当杜建国神志恍惚冲出去后，周梦远拿出一张让杜建国去职工业余大学旁听的“听课证”，并掏出私人的全部积蓄交给杜建英说：“告诉他，他不学好就别回来见我。”但在屏幕上，这一情节没有了。这一删，如我在上面说的，不只是个别情节的更动，而是直面人生的决心，这就是我们只能描写历史，不能用感情去替代历史。虽然周梦远本人也说过，他“既讲原则，也讲感情”，但那是指个别事而言。艺术是感情色彩很浓的东西，但它绝不止于感情。还有一句话也改得好。剧本中当何茹听见周梦远和杜建英在议论她，她推门进来问周梦远，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干、不温柔呢？接着说：“我会以我的实际行动纠正你的偏见。”完成片把这句话改成“我们走着瞧！”这也不只是语法修辞的加工，而是何茹的内在性格，在级量上要比周梦远更少负担，更多进取和冲力。后来在吸收新徒工的问题上，何茹终于逮住了周梦远：“原来你也是个开后门的厂长！”
　　志大而才不疏，这才是一个xx的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创作创作，又创又作。“勇于”我以为是属于“创”的，不“创”，艺术就没有生命。但不“作”，艺术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因此还要“善于”。艺术要有生命，就必以生命去对待。王国维用一首词中的两句话来形容这种情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常说，我们做了这条虫，就得啃这块木头。木头总比嘴坚硬得多，但我们就因此不再去啃了么？我赞扬《走向远方》就因为它含着眼泪去啃下了这块木头。同样写改革，也有写得很滋润、很利索、很划算、很自在的。但我想说，用不着什么历史，就在眼前，就有观众也不大以为然的作品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