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书籍的态度

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先生家庭藏书五万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弢先生藏书四万册，从私人藏书的角度看这个数字很是惊人。一年365天，人活100岁才36500天，从出身之日起，平均每天收藏一本书，一辈子也不会超过四万册图书；更不用说人生一辈子并不仅仅收藏图书，他还要生活、工作、学习、读书、研究、写文章和出书等等。再说，藏书上了万，就有一个储藏、管理、编号、分类、上架、甚至出纳等问题，劳神劳力、费心费时自不待多言了。

可是并不是每个教授学者都像赵、唐二位先生一样，孜孜不倦地收藏书籍。有的学者尽管他们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但藏书却并非汗牛充栋，甚至家里书架上的书籍寥寥无几。据说钱钟书先生家里书籍就不多，而读书笔记多达十几麻袋。我见过一位老教授，在语言学领域里甚有建树，论文专著也出了不少，但是到他家里一看，书架上零零落落横卧倒伏地躺着屈指可数的几册书籍，还不如大学生宿舍里的书架那样琳琅满目。

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记载唐弢先生收藏图书的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唐弢先生已经步入老年，但是收藏图书的习惯难以改变。{yt}在西单某书店从旧书堆里挑选了几十本旧，书捆成两捆，把手杖挂在手臂上，腾出两只手左右开弓，各提一捆，上公交车、下公交车，一步一歇，转弯抹角，气喘吁吁，走回永安里自己家中。想不到走到半路上，用作扁担的手杖忽然断裂，两捆书轰然倒地，左思右想无法运走，只得席地而坐，徒唤无奈。幸好被下班回家的儿子途中邂逅相遇，才得以摆脱困境。

唐弢先生晚年，把自己一生藏书四万册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运走书籍，空空如也，居室骤然变成“家徒四壁”。

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处理自己的书籍独辟蹊径另有一功。杨宪益先生译著等身，然而自己的书架上零落纵横所剩无几。只要有朋友到来，只要朋友看中的书籍，均请自己动手各取所需不必客“认领”回家。杨宪益先生不把书籍捐献给单位，而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集积起来的书籍“散藏”在“民间”，他的用心，其间的甜酸苦辣只有天知地知了。

有一位老先生说过这样的话：

“公家是糊里糊涂的。你偷了他的，他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心痛；越是白送的他越不当回事。

“公家只是个抽象的名词，谁是公家？

“献给国家！我问你，怎么献？国家比上帝更不知道在哪儿呢！”

君不见，故宫里的珍奇宝物不是纷纷转移到康生等等中央领导家里去了吗？

为了给上文做个注释，补充一个例子。在我供职的那个单位里，有一位老教授，在xx中受尽磨难，因为自己的子女无缘上大学深造，学业后继无人；写了一份专题报告，请求中文系组织接受他的全部赠书——他要把自己的一生藏书全部卷献给中文系资料室。想不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批复：“我们不要牛鬼蛇神的书籍”。老先生并不气馁，居然再写一份报告请求接受；总之书记摇头叹息，真是顽固不化！于是派人挑选了几本。至今这几本书还在资料室书架上，有时候借到的书籍扉页上盖有这位教授先生的藏书章的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