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因为身体不太健康，多年的好友邀请我参加一个健康课程。她是百分百的好意，我却拒绝了她，朋友对此不知所措，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不重视健康。我呢，只对她说，两人对“健康”的理解不同，因为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不在于肉体的健康，而在于精神的自由。可这似乎太摆谱了，对亲爱的朋友不具说服力。
这事一直放在心上，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自个儿究竟想要什么。想要健康，这是无疑的；可是如何获得健康？为了获得健康而牺牲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我不愿意的。或许，我所抵触的，不是健康，而是获得健康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比如说，按朋友所指示的那样，每天早上喝混合营养汁，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就睡觉……等等等等，那样的话，我就不能挑自己喜欢的东西吃，不能按自己的作息规律去生活。这意味着自己的生活将受到很大的束缚。说到底，自己想要的是率性、随心，而不是捆绑束缚，哪怕是为了健康！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健康的代价。
能这样随心所欲吗？为了健康，或许真的应该有所改变？可是，人活着，要健康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放着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东西不管，去追求健康，说健康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逻辑，似乎有点不对头。
其实，对这件事的长期思考，还因为对生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一严肃的问题。这一两年身边开始有朋友离开，也开始有亲朋患病(有的甚至需要进行脏器移植)。这些都促动自己思考：如果是自己遇到了这些事情该如何处理？要让我接受别的活生生的人的器官，那是百分百的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他人的健康，能这样么？两个生命是平等的，他们都需要健康，哪能牺牲一个换取另外一个？
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一份体验、一份充实。
附记：
上述感想是读了好友转发在博客上的贝聿铭的文章之后，心底的那根弦再一次被触动而记下的。感谢我的好友们，他们的点点滴滴的关怀，成就了我温暖而充实的人生。
下面，同样把大师的文章转发于此。敬佩大师对自由的追随，对人生的淡定。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
贝聿铭
我17岁就到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专业，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一直成绩优秀，所以1945年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31岁的时候我作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离开哈佛，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去工作。因为觉得学校里不够自由，希望能学点新东西。当时的公司负责人对我很信任，眼光长远，能给我一点自由，让我自己开展工作。
当时纽约{zj1}吸引力的建筑项目是对一些廉价房屋的利用开发，我说服上司，创造性地用水泥墙代替了砖块墙，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的空间，改善采光，并在楼与楼之间留出了空地作为公园。这次设计思路改变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环境，当时得到了个称号--人民的设计师。
正在叫好的时候，我再次做出选择，离开房地产公司出去发展，因为那里还不够自由，尤其是发展建筑构思非常困难。那时候有25人跟我做，我要退出，这25人怎么办？只好带着这25人一起走，责任非常重大。有人说一个设计师的命运75%来自他招揽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zh0}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你的实力？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有信心进行下去。
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要求参加卢浮宫重建，并为卢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非常不满，说我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有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总而言之，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
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建之后参加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国人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那天记者采访我，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17岁赴美国求学，之后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20世纪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近40年的中国探亲、观光，心中无限感慨。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不管到哪里生活，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和生活习惯，依旧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建筑不是服装，可以赶时髦，建起来以后，不能说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从来不赶时髦，你问美法两国的建筑师，他们都知道我比较保守；但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还有人称我是现代主义大师，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筑，但在设计方面我力争把古典与现代相结合。很多人对此不习惯，不接受。大多数人都喜欢守旧，觉得以前的很好，为什么要改呢？
我曾受邀在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建造一个宗教的钟塔，这座钟他的形状很像日本一种传统乐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日本人很喜欢。后来再次邀请我为博物馆作设计。博物馆的馆址被选在偏远的山上。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很羡慕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日本人非常接受这个设计。
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建筑，注释人生。真正想赚钱的业主不会请我，真正有眼光的人并不多，评论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我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yt}可以工作。
人生并不长，我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
在我的几十件作品当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是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里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着回家。
去年，我86岁，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选在苏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苏州三个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边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设计方案一出台，又引起了各界强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这座全新的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建筑的和谐，破坏这些古建筑的真实与完整，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设计初衷。苏州博物馆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想他们会理解并喜欢的。那不仅是人们对贝氏建筑光环的追逐，而且是一个建筑师在年近90岁的一份认真、执著和创新。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但建筑是悠久的，最要紧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任何名分都会随时间流逝，真正留下来的只有建筑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