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8（上）

                          ——《我的七十年》（23）

    我看到一份美国资料《1052型火箭穿云系统》，它详细地介绍了一种火箭取样方案，我如获至宝。

    这个方案是：核爆炸后，一架同时携带4枚可制导的1052型液体火箭的小型轰炸机飞到距离烟云大约10公里处，将4枚火箭同时射向烟云，火箭在穿过烟云时，获取烟云样品。

   我们以前搞的和平—3号与和平—4号火箭取样方案，之所以是闭门造车，就是苦于没有找到一份参考资料。经过仔细研究和思考，我认为：用飞机在空中发射火箭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还是立足在地面发射火箭；用可制导的液体火箭也是不现实的，也不予考虑；但是，它的取样器我们是可以参考的。于是我集中精力研究这个取样器。虽然取样器只有一个示意图和寥寥数语的介绍，但对我的启发却是极大的，至少我知道火箭取样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避免再犯闭门造车的错误。

另外，我认为：原来的火箭遥测设备虽然可靠，但是电子管式的，技术上太落后了，应该用晶体管式的新设备取代旧设备。

    于是，我又打了一个报告，提出研制新火箭取样器和新遥测设备的建议。我的报告很快得到室、所两级领导的批准，我和李伟亮启程前往北京，实施我们的新计划。这时是1968年的1月，正是最寒冷的季节。

    我们二人搭乘一辆大卡车从红山到了马兰，住进了马兰招待所。我们俩到汽车36团去问有没有到大河沿的卡车， 得到的回答却令我们非常失望，连队正在搞年终四好总评，所有的车辆都停了！看来，我们出门的不是时候。

    李伟亮说，咱们俩再到军交处打听打听。军交处接待我们的是杨参谋，我们和他打过交道，彼此认识。他说，明天军交处派一辆卡车送他到大河沿装卸连下连当兵，我们俩可以坐这辆车走，但是只能坐大箱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次日早晨，卡车从马兰出发了。我们俩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皮大衣和大头鞋，龟缩在大箱板上。坐大箱板是我们21所这些技术干部的家常便饭，很少奢望坐驾驶楼。汽车顶着凛冽的寒风，过库米什，过天山，过托克逊，傍晚到达大河沿招待所。

   走进招待所，恰巧遇到三队先期到达的一伙人，有春节回家探亲的唐俊儒和马国志，有两队回家结婚的准夫妻，一对是路德元和毕武萍，一对是韩广元和海凤。他们告诉我们，由于哈密正在发生大规模武斗，兰新线全县停车了！我们俩傻了眼。他们讥笑道，又来了一对傻狍子。这个时候，大河沿招待所一辆进出的车辆都没有，我们进退两难，走，走不了；回，回不去。没有办法，只有耐心等待，等待武斗尽快结束，等待铁路尽快通车。无所事事，只好天天打xx消磨时光。我和李伟亮每天跑到吐鲁番车站调度室打探消息，在这里我们俩结识了一位哈萨克族调度员。他很热情、开朗、健谈，我们每次去他都和我们俩围坐在炉子旁聊天，聊得很开心。

    大约过了一周车通了，先通货车试车。路德元要回家结婚，急的火急火燎的，一听说通车了，迫不及待地要和毕武萍乘{dy}列货车走。他们俩都没穿皮大衣，大家劝阻他们，可路德元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执意非要毕武萍跟他一起走。我和李伟亮到车站为他俩送行。他俩上了一节敞篷货车，数九寒天，又没有穿皮大衣，我真替他俩担心。车开了，开着渐远去的列车，我默默为他们祝福：一路平安吧。

    次日，我和李伟亮到调度室打探消息。那位哈萨克族调度员主动告诉我们：货车虽然通了，但客车何时通还不知道。傍晚，由本站发出一辆货车，如果你们急着走的话，可以坐这趟车走。天太冷，当然不能乘闷罐车和敞篷车，你们可以乘守车，那里有座位，还有炉子，不太冷。我们俩喜出望外，拔腿跑回招待所报信去了。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走走走。他们几个人提着旅行包就往车站跑，跑得比兔子还快，等我们俩上了守车时，他们已经把两边的长椅子几乎坐满了。大家挤了挤，我们才坐下。

    天擦黑时火车开了，我们终于离开了憋了十来天的大河沿。大家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

    天亮时分，车在哈密站停车了。我和李伟亮下了车，走进调度室，询问停车时间。得到的回答是40分钟，时间足够长的，我们俩不着急回去，于是在车站上到处寻摸。昨天晚上我们没有吃饭，饿得已经是饥肠辘辘了，想找到一个小卖部买点吃的东西。车站上冷冷清清，没有人，更没有卖东西的。

    突然，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传进车站，越来越大，随着一列火车驶了过来，转眼间驶进哈密站，停了。从一节节闷罐车里跳下一个个军人，有的在站台上活动，有的去上厕所。

    李伟亮惊喜地：这是咱们基地到内地接新兵的专列，咱们坐这趟车走吧，我认识那个连长，我去跟他说说。那个连长同意我们上他们的那节车厢。于是，我们俩跑回那节守车报信。大家都同意换车，于是我们提着旅行包，下了守车，来到了站台上，各自去找车厢了。李伟亮爬上那位连长的车厢，我把我们俩的旅行包、挎包和水壶一一递给他，他一一放好，然后跳下车厢。他的脚刚一落地，突然从车厢里传出一声怒骂：这帮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还想上我们的车，把他们的东西通通扔下去！接着，我们的东西被一件件扔了下来，满地都是。我惊讶地抬头一看，那个怒骂的是一个大个子兵，好像是一个班长；那个往下扔东西的是一个小个子，好像是一个战士。我气得火冒三丈，指着他们，干张嘴说不出话来。李伟亮说，他们既然对我们21所的知识分子存在这么大的偏见，我们俩还是回到守车里去吧。我们俩捡起扔在站台上的东西，沿着列车往前走，当走到最前面一节车厢时，一位空军干部叫住了我们。他问：你们是6710的吧？那次火箭试飞，我见过你们。我说是。他说：我们是二大队的，和你们是邻居。我们这节车厢只有我们6个人，空得很，如果你们愿意，请上我们这节车吧。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世上有冷酷的人，但更多的是热心人。于是我们俩上了这节车。车里，中间地上铺了6个草垫子，草垫子上放着他们的被褥；车前部放了一些小木箱，车后部放了几个大木箱，显然里面装的是比较大的飞机部件。我们俩一人选了一个大木箱子当床，把东西放了上去。

    车开了，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哈密站。

    下午，车到了柳园。专列上各个车厢里的人都下车，排着队往车站外走去，6个空军干部也走了，他们是去柳园兵站吃饭的。我们俩是散兵游勇，没资格随大队人马去吃饭。我俩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太想吃一顿热饭热菜了，以增加热量，抵抗严寒。我俩在想办法……

    当去兵站吃饭的人们陆续往回走的时候，我俩反其道而行之，往兵站走去。我俩走进兵站食堂的厨房，对一个师傅说明情况。那个师傅二话没说，盛了一盆大肉炖白菜，装了一盆馒头，又拿了两付碗筷，递给我们。我们谢过师傅，来到外面向阳的地方，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饭，又提着水壶在烧水锅炉上灌满。吃饱喝足，浑身热呼呼的，又充满了力量。蹭饭吃，一不用掏粮票，二不用掏腰包，美得很。我们俩尝到了甜头，以后每到兵站吃饭，便如法炮制。

    夜里，6个空军干部甜蜜地睡在他们热乎的被窝里；我们俩头枕旅行包，盖着皮大衣，睡在冰凉的大木箱上，不时被冻醒。

    大约两天之后，车到了甘肃的清水站，空军的这节车厢被甩在站外，我们俩只好下车。我们告别了空军干部，提着旅行包向车站走去。站台上有许多人在等车，我的心内一喜：肯定客车也通车了，不怕了。我们俩进了车站候车室，买了两张由玉门开往兰州的慢车票。因为这趟车在一个小时后才到达本站，我们俩便走进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卖部，买了两瓶牛肉罐头和两瓶水果罐头，以备不时之需。

    站台上等待上车旅客越来越多，几乎都集中在站台中部。我们俩商量起来，由于武斗兰新线中断了多日，现在又赶上春节前的客流高峰期，车上可能已经满满的，上车的人又这么多，从正面上车一定很困难，咱俩绕到车背面去，也许容易上车。主意已定，我们俩便往后走。这时，一个军人也许看出点门道，便跟了上来，并和我们搭讪。他说他是二十基地的，我说我们是二十一基地的，我们越说越近乎。这时，火车已经驶进站内，它往前开，我们往后走。车停了，我们走到车尾，然后绕到背后，再往前走，想从车窗口上车。车里的旅客，看到车外面来了人，有的吓得立即把窗关上了，有的喊“我们这节车厢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往前走！”我们一连走过两三节车厢，都是如此。我们抱着一线希望，继续往前走。

    我们走到一个窗口下抬头一看，车里两个女青年正在“阿拉阿拉”地聊天，看见车下来了三个解放军，她们不但没有关窗，而是好奇地看着我们。也许这里正是我们的突破口。李伟亮会说话，他笑眯眯地和她们搭讪。

    “听口音，你们是上海知青吧？”

    “你不用跟我们套近乎，车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你们还是往前走吧！”

    “你们是从新疆来的上海知青，我们是从新疆来的解放军，我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吗！”

    “那个戴眼镜的解放军，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你们是从新疆来的，噢！”她恍然大悟：“蘑菇云！你们是干那个的吧？你们是人民的功臣，我们应该帮助你们！”两个女青年回头和旁边的几个男青年商量了片刻，终于发了慈悲：“上来吧！上来吧！”然后把车窗开到{zd0}。我们把东西连皮大衣先递上车，然后开始上车。我让那位二十基地的同志先上，他说：“不！你们从新疆来的还是你们先上，我走不了没有关系，可以回招待所住。别让啦，快上吧！”

我先上，他们俩一人托着我的一条腿把我举到窗口，我的两只手扒住窗口，一使劲，爬进了车窗，几个青年把我连拉带扯拖进车里。二十基地的那位同志又把李伟亮托到窗口，他也上了车。{zh1}就剩下那位二十基地的同志，只见他往后退了几步再往前跑几步，然后往上一窜，两只手扒住窗口，两个青年又把他拖进了车厢里。上了车，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时，站台上的人一个人也没有上来，有的在砸门，有的在敲窗，甚至有的人用撬杠撬车窗，结果都是白忙乎。这不能不说我们的上车之举是聪明的。

   上了车，车厢里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几乎无插针之地，日子并不好过。那位二十基地同志挤站在过道里，我和李伟亮挤站在上海知青的大腿之间。车过了一站又一站，我们站了一站又一站，一条腿站累了，换另一条腿，总是金鸡独立的姿势；渴了，喝几口水壶里的凉水解解渴；饿了，吃几口罐头充充饥。站了{yt}又一夜，第二天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几个上海知青看我们太累了，便主动让一个座为给我们歇歇腿，李伟亮坐下，我则坐在他的大腿上，这样两个人都能歇歇。我们又站了{yt}，车才过了永登，谢天谢地，总算快到兰州了。直到夜深了，车才抵达兰州。憋了几天的旅客，争先恐后地下车。上海知青刚离开座位，我和李伟亮赶快坐下，歇歇站直了的腿，我们太累了！

    车厢里的人都下光了，我们俩才走下车厢。我的双脚刚一落地，顿时觉得头晕眼花，差一点摔倒。我闭目休息了一会儿，方才觉得好些，这才迈步往前走。我的双腿软软的，就像踩在棉花上。我们俩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一步一步走出出站口，来到站前广场上。寒风阵阵，夜色苍茫，灯光灰暗，冷冷清清，一辆公共汽车都没有，可能是都收车了。

    我们俩正在犯愁，随着一阵“叮铃铃”车铃响，一辆三轮车停在我们面前。我精神一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解放军同志，要送你们吗？”

    “附近有军人招待所吗？”

    “有一个，坐车不到10分钟就到了。”

    “那请送我们过去。”

     随着一阵“叮铃铃”车铃响，三轮车走了。

     车来到一个黑乎乎大院门口，车夫说到了。我们下了车，付了钱，走进门口的接待室。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男服务员，他说：就你们俩人，就不用登记了；里面房子有的是，你们爱住那间就住那间。我们俩走进就近的一个房间，拉开灯，但只见：房间里只有一个足能住下一个排的人大通铺，通铺上乱七八糟地放着xx被褥，地上立着一个冷冰冰的铁炉子，炉子旁放了一些劈柴和煤。这哪是军人招待所，分明是个大车店。哦，我恍然大悟，这原来是招待过往大xx的招待所。既来之则安之，住吧，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但是我们饥肠辘辘，必须首先去吃饭。来的时候，看到车站附近有一个日夜服务的工农兵饭店。由于坐了一路三轮车基本上休息过来，有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心也踏实了，想到吃饭，又来了精神，于是我们俩又走了回去，进了那个工农兵饭店。饭店主要经营兰州牛肉拉面，每人要了一大碗，李伟亮饭量大，又吃了一大碗。然后，我们又喝了一大碗开水。酒足饭饱，浑身热呼呼地，精神也饱满了，回去的路上，走路也有劲了。真是：人是铁饭是钢啊！

    回到只有我们俩人的那个大房间，困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哪还有心思生炉子，上床睡觉吧。每人铺了两条褥子，盖了两条被子，再把皮大衣压在身上，用棉袄蒙住头，倒头便睡。实在困极了，眼一闭就睡着了。

    “嗵嗵嗵！” “嗵嗵嗵！” “嗵嗵嗵！”，一阵接一阵的激烈砸门声把我们从甜蜜的梦乡中惊醒。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披上皮大衣下床，拉开灯，开开门。随着一股冷风的灌入，五六个凶神恶煞似地人冲了进来，人人臂戴红色工人纠察队的袖章，头戴安全帽，手里还提着一个木棒。那个小头目发问，我回答。

    “你们从哪里来？”

    “新疆。”

    “到哪里去？”

    “北京。”

    “干什么去？”

    “这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有通行证吗？”

    “有！”

    “拿来看看。”

     我把我们二人的通行证递给他，他看完，又问：“带枪了吗？”

    “通行证上写得很清楚，还用问吗？”

    “明天，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那个小头目解释完，带着他的喽啰们走了。我关上门，拉灭了灯，上床继续睡觉。

     第二天日上三竿，我们终于睡醒了。洗漱完毕，我们又来到那家工农兵饭店，吃过早点，便直奔兰州火车站售票处。我们俩走到售票处门口，买好票的旅客从里面里走出来，忽然两张熟悉的面孔映入我们的眼帘，李伟亮兴奋地大叫一声：“老马！老唐！”。两个人原来是我们的难兄难弟——马国志和唐俊儒。4个战友在兰州重逢，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惊喜。他们说，36次车的车票好卖，赶快去，我们在外面等你们。我们俩顺利地买完车票，回来和他们会合。4个人上了公共汽车，来到兰州的市中心逛逛商店。大家都是头一次到兰州，自然感到很新奇。中午，4个人走进一家比较大的餐馆，要了好几个肉菜，这几天，个个都饿坏了，馋死了，得美美的吃一顿。大家一面吃一面述说这几天的遭遇，一面商量如何抢占座位的问题。这个时候，列车秩序混乱，只卖硬座票，又不对号，自己抢到哪个座位是那个。我们一路上折腾的够辛苦的了，如果抢不到座位站到北京，那身体就垮了。所以如何抢到座位成了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人多主意多，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抢占座位的方案就形成了。

   下午，我们提前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车站，但是我们没有进候车室，而是沿着站前的马路向东走，大约走了一公里多，走到了公路和铁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这里上了铁路，然后沿着铁道线轻而易举地走进了车站，并且顺利地找到了36次列车所停靠的站台。然后我们又选了一节车厢的一个座位单元作为我们攻击的目标，把每个人的东西都集中放在这个窗口下，由我和李伟亮负责看守。马国志和唐俊儒则分别把住前后门，这样，无论是开前门还是开后门，{dy}个冲进车厢的都是我们。我们各就各位，耐心地等待着。

    车站的广播响起来：“旅客同志们，由兰州开往北京的36此列车开始检票了……”

    车门终于打开了，我们的一个人{dy}个上了车，另一个人跑过去也上了车，两个人来到我们所选定的那个单元，一起打开车窗，并拉到{zd0}，我和李伟亮赶紧将东西一件件从车窗口送上去。我们俩完成任务，大摇大摆地上了车。我们悠闲地坐在车里，看着跑过来的旅客，蜂拥上车。

    此刻，xx可以说，我们的抢占座位方案是多么的英明！

    列车驶出兰州站，经过黄河大桥，不久就进入夜间行车。我们虽然是坐着睡觉，但是睡得还是很香，历经磨难的人容易知足。

    第二天，列车驶入宁夏，人越来越多，车厢的过道里都站满了人，连车厢的连接处和厕所里都站满了人。车没有个准点，停车至少几十分钟，这倒也好，旅客们趁机下车，去方便，去打凉水，但是，出入口不是车门，而是车窗口，大家从车窗口爬上爬下。

    列车过了宁夏，过了内蒙大草原，到第三天夜里，才驶入北京站。下车后，马国志回北京的家了，他可以和老婆和孩子一起过年了；唐俊儒当即买了车票，也回沟帮子和老婆和孩子一起过年了去了；我和李伟亮则回了通县。

    我和李伟亮本来要去东高地和八院谈火箭的事，但是，如今快过年了，什么事也办不成了。我们俩一核计，与其我们在冷冷清清的招待所里过年，还不如也回家过年，他回沈阳，我回哈尔滨。主意已定，买车票，买东西，准备启程。我在一个小商店里看见在正在卖茅台酒，每瓶还不到5元钱，我当即买了两瓶。我的父母喜欢喝酒，喝的都是当地产的散装酒，从来没有喝过好酒，我要父母尝尝中国{zh0}的酒，以表达远方儿子的一片孝心。

    也许是巧合吧，我又是在年三十夜里到达哈尔滨的，又是先到哥哥家过除夕，又是初一到家给父母拜年的。

    我的突然到来，再一次给父母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我向父母献上{zh0}的礼物——两瓶茅台。父亲打开一瓶，一股酒香冲鼻而来，连说：“好酒！好酒！”。

    大年初一，两位老人吃着饺子，喝着茅台，心里美滋滋的，脸上笑眯眯的。看到父母高兴，我更高兴，他们没有白疼儿子一回。

    因为这次回家我没有请假，火箭的事还等着我去安排，所以陪父母过了初五我就回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