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放假，小同事来找我，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想请我帮忙值几天班。以我多年从不拒绝帮别人小忙的习惯，就答应了。 谁知道风云突变，家中大不幸，先天智障的老姐姐突发中风不醒人事，老母去扶却着急闪了腰。全家人忙了好几天，终于将母亲大姐二人送到医院。我因为几年前就中风而不在母亲和大姐身边。然后就到了我该值班的日子。 不几天后，大哥来电话，大姐去世了。我没有工夫守在悲伤的老娘身旁，仅以此文悼念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的一生，使我理解了许多其他正常人家生活的人所不会理解也没有机会理解的事情。 残障人士，尤其是智障人士，是上天降落人间的真正的天使。 从小我们就在周围人们异样的眼神中生活，我小时候的同学，因我有个“大傻子”的姐姐而称呼我为“二傻子”。{swql}的时代，那些毫无人性的混蛋党卫军，不知道为什么认为我大姐是潜伏特务在装傻而虐待她。一切对她的不公正，大姐都以她特有的表情，微笑着承受着。我以为她不懂，大家都以为她不懂。但是有{yt}，她却以特殊的方式嘲讽和控诉了一下那些虐待者。 那天，他们组织人们接受教育，批斗会后观看样板戏。到了痛说家世的桥段，奶奶和铁梅正在台上哭，我的大姐突然发作了。她大声地哭了起来，痛说着近些日子她被通过触及皮肉而被触及的灵魂之苦，主题却是诉说父母养育之不易。那些把人们牵来的狗腿子还没有反应过来，“牛鬼蛇神”们先是愕然，然后开始切切私语。而“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们则反应迅速，大家都痛哭起来。会场秩序大乱。“教育”肯定是持续不下去了。几个女恶棍过来把我大姐拖了出去。 从此我懂了大姐。她全明白，什么都明白。只是以她的残疾和孱弱，她无力控诉和反抗。 从后来我再见到大姐时，看她的状况，我知道她一定又被通过触及皮肉而被触及灵魂了。但是不知是他们搞不定大姐，还是他们认定大姐的确智力有问题，反正从此之后，大姐再也没有和母亲分开。而我受到的控制因此减弱，并得以离开集中营去流浪，就是后话了。现在想来我们家的孩子都是不“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于是反而“放任自流”了。 到了北京，我们全家在办公室住过，筒子楼住过，却都住得时间不长就搬进了单元楼，比起很多干校回来的牛鬼蛇神们都顺利，这也得益于我的大姐。她随时该吃就要吃，该拉就要拉，谁也拦不住。不论是办公室还是筒子楼，谁都被她的样子吓到过。她的日常生活又的确太影响其他人了。老子讲“复归于婴倪”就是说象婴儿一样思考、生活，而我的大姐就是这样。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母亲和大姐，我的家庭就象个家庭，可以相对独立的在一起。实际上那个时候，有多少家庭被拆分，人人天各一方，只有“家乡”、“亲情”等等空洞的字眼在心里维系着。而我的家，却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母亲和大姐。都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家的细胞核就是母亲和大姐。 大姐有许多常人所没有的特质。她严重弱视，人站在她的面前都认不清楚。但是在黑白电视的时代，她却可以准确的指出屏幕上的天安门和国旗，“因为都是红色的”，她这样说。后来看到资料，说50年代英国曾经作过在黑白电视上播放出彩色信号的试验。她自己发明了两个收音机摆在一起，当都调到同一个电台时，可以提高灵敏度的方法。而到多年后我上大学学到相关知识的时候，才知道这是xx正确的。要知道她xx不知道频率、共振这些知识，也xx看不清楚收音机的调谐盘。 1976年地震，时间是在清晨。在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她突然闹起来了，我{dy}个拉开家门背着大姐冲下楼。而后来听说地震当时，很多人家是开不开门的，因为大地变形使门框把门夹住了。所以我开门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震起来。大姐可能具有一定的预知能力，象传说中的某些自然动物一样。当然，我xx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是脱离自然的文明生活方式可能真的妨碍了普通人的感知能力。 后来，当我们其他可以走上社会的兄弟姐妹们陆续上学、毕业，各自组建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大姐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以至于父母后来开玩笑地说，50年代鼓励人们多生多育，“人多力量大”是当时的口号，他们响应号召生了一大家子。而现在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就是大姐。父母的晚年有大姐的陪伴，是我们的福分，也是父母的慰籍。 大姐走了。我突然发现自己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她。大姐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尤其是教会了我，一个身体不方便的人应该如何在貌似正常的人群中生活。不自卑、不自怨自艾、简单而快乐地活下去。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不幸，但是有谁会如大姐那么不幸却又那么快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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