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青史未能忘。

草鞋，从原始人类到现在一直有人穿着。其历史悠久，可算是中国人的一项重要发明之一。

据史料记载，贵为天子的汉文帝刘恒也曾“履不借以视朝”。古代的侠客、隐士似乎以穿草鞋为时髦：“竹杖芝鞋轻胜马，一蓑风雨任平生。”《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就是卖草鞋出身。说明草鞋在古代，不仅平民百姓普遍穿用，连皇帝、侠客们也穿草鞋。

早在1949年以前的三十年代中期，xxx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战士们穿着草鞋，翻山越岭，后扩军北上抗日，“打双草鞋送给郎，南征北战打胜仗”、“脚穿草鞋跟党走，刀山火海不回头。”xx了“蒋家王朝”，打出江山一片。

而在1945年，“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xx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台湾人民看到的蒋介石髦下的国军，却是脚履草鞋、疲累不堪的队伍。历经沧桑的台湾，随着社会的变动及政权的更迭，发生了xxxx的变化，创造了一个个“台湾奇迹”。

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zd0}?’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dy}”。虽然蒋经国改变的只是扁舟一叶的台湾岛，但因其革新历史的功绩而被称为“历史伟人”。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

作为曾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先生，则是台湾党权世袭的终结者，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奠基人。

而作为《台湾通史》作者、爱国史学家的连横（连战的祖父）先生，面对日寇暴行，他毕生都在写。他是个报人，当时的写作环境极其恶劣，一次一次被封查，他说：你可以夺走我的一切，就是不能夺走我的笔；他说：一个民族你可以灭掉它的政权，但你无法灭掉它的历史——青山青史未能忘。

这是一种很文人的、很孤绝的姿态。

当我很艰难的时候，我就想，总没有他如此艰难吧！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全世界有56亿人，有43亿人有信仰，唯独把中国人排除了。呜呼！

其实，这是没有读懂中国之人。中国人的信仰是很柔韧的，埋在文化之中，继而又体现在一些作品、文字之中。

那是一种实践性的信仰，是“天行键、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信仰。

正如龙应台女士所梳理出的那段历史，那些人物。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种精神，重建信仰？

因此，草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文化，那就是草鞋文化。它体现了勤劳和智慧，表现了勇气和奋斗，展示了中华民族一环又一环的团结在一起，坚不可摧；而现在它又寄予了新的文化内涵——环保和资源的再利用。

青山青史未能忘。

草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草鞋将会带着这种文化绑在你的脚上，让你享受这中华民族赐予的舒适和健康。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

草鞋

龙应台/文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所谓「老兵」，那时才刚满十八岁，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沉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xxxx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页9）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整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xx，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龙应台专访，2009年6月26日。台北师大路林精武家。）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dy}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退出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xx，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捷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端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锥心的疼痛。{zh1}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叫化子军──您怎么说？」

「我xx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端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戈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dy}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

行道树

龙应台/文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认真的。
你把录音机架好，小心地把迷你的麦克风夹在我白色的衣领上，「这样收音效果{zh0}，」你说，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著我开讲。
我注意到，你还记下了录音机上显示的秒数，方便回头做索引。
这都是历史课教的吗？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麼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
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著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行道树用脚往下守著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碾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看著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著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沈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沈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你没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
休息的时候，你靠到窗边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长长瘦瘦穿著牛仔裤的腿，然后把耳机塞进耳朵，闭起了眼睛，我看见阳光照亮了你浓密的头发。
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个虽然和我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对於我身世后面那个复杂的历史网络非常模糊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那个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该从哪里开始？
更让我为难的是，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你叙述的，只是既然承担了对你叙述的我称之为「爱的责任」，我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泼墨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

千斤担子两肩挑

龙应台/文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 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 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dy}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 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是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 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扶着床都不会走。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 “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dy}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他难民一样，艰难地为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毡，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嘴，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叠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 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繁华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林百里和父亲）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他的笔记电脑制造公司是全世界{zd0}的。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yt}，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wy}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蛮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wy}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马英九提供）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的。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yt}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 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xx。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xx。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zh1}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或蒙民伟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象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dy}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xx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dy}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xx？打过什么战役？”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 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自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宣称“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

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xx、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后面，”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dy}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拼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 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象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记录。安妮一夜读完，xx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明白，所谓 “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也在“保险公司上班”。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豫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 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xx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四岁的徐立之和父亲）
二○○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