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幸福”和“尊严”成了中国社会的流行词。这缘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令人振奋的表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似乎容易理解，即要让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但“幸福”却是最熟悉的陌生词，如果不知道幸福是什么，就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如何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也就并不容易。

虽然许多先贤圣哲都把幸福当做人类社会{wy}的追求和目标，但由于幸福来源于人类的心理感受，最终是一个哲学或者宗教的命题，所以很难给幸福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很难定量的衡量。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总是相似的，虽然很难回答“幸福是什么”，但仍然可以圈定一些构成幸福的基本要素，即寻找到幸福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将财富，或者说物质的丰富和满足，当成了幸福最根本的、甚至{wy}的要素。这一点从经济学对于幸福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经济学诞生之前，人类追求幸福和智慧，但哲学家摇身一变成了经济学家，人类便混淆了幸福和财富的界限，开始疯狂追求物质和财富，并将其当做幸福的阶梯。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前，还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这是一本被世人认为同《国富论》水火不容的著作，因为这本书认为所谓自理性经济人和“看不见得手”导致的财富增长并不会带来幸福，本质上是一种欺骗，但“正是这种欺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欺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遗憾的是，亚当斯密的提醒被后辈们抛在脑后，经济学由此诞生，更多地研究容易衡量的财富，但却远离了幸福。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开始彻底远离哲学和伦理学范畴，仅仅关注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zd0}化。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里讲的个人效用{zd0}化，其本质是数量的“多多益善”，还隐含着随着收入增加效用将增加的含义，这意味着收入或财富{zd0}化是经济学的{zj2}追求。但即使收入或财富{zd0}化，效用也{zd0}化，但并不意味着幸福{zd0}化，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如此。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有了“幸福经济学”这一小分支，引入了心理学的分析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通过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来研究人类的幸福，但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彻底撼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尽管他们的研究更接近生活现实。

去年逝世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试图弥补经济学对于幸福研究的缺失。虽然难以定量衡量幸福，但从这个公式正好可以看出幸福在哪里。其实，这个公式也恰好将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融为一体，《国富论》指引人们研究效用{zd0}化，但《道德情操论》告诫人们要控制欲望，除了有自利的进取心还要有利他的同情心。

从这个公式可以分析效用{zd0}化或者说收入{zd0}化为什么不能带来幸福。{dy}，因为收入的不断增加提高了人们的欲望，总想着“更上一层楼”，导致到达一定的收入临界点后，随着欲望攀升，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第二，即使是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平等，攀比的欲望上升，也导致幸福感下降，这需要政府进行再分配调节；第三，如果是由于权力的干扰导致机会不平等，不仅将导致效用下降，也会导致欲望上升，当然，这种欲望是改良的欲望，缘于不公平感导致的积怨。对于中国来说，要想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现阶段或许要先解决后两个问题。这也意味着贫富差距和政治体制是中国人幸福的{zd0}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