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转贴：

2009年国庆前夕，笔者前往医院去探望因急性肺炎而住院的聂元梓。一搭讪，已经米寿之年（八十八岁）的老人又把话题提到往事上去了。回首前尘，她真是有一肚子的委屈与埋怨。

xxx最恨知识分子

     回顾历史，聂元梓认为，xxx最恨知识分子，因为与北大有宿怨。这是因为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还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据史料记载，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九十人，学生右派四百二十一人，共计五百一十一人。但xxx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一百七十三人，总数达到了六百九十九人，其中教职工一百一十人，学生五百八十九人。

聂元梓回忆，xx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组织，可xxx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xx策源地”，是有一定目的的，还是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当时，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派去监督北大xx的李讷汇报给xxx听了，xxx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地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大{lx}”，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这年年底的十二月十八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xx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认为自己是政治判决

     到了今年，应该是聂元梓退出历史政治舞台的四十年的日子。她说，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xxx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甚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lx}”的罪错？谁又能知道，一个被全国上下视为“造反{dy}人”的聂元梓，仅仅两年之后，就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叫她反右她反左”，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

对待历史，聂元梓认为，十年xx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lx}”；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举手赞同xx的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有的造反派头头如季羡林竟还成了声名显赫“国学大师”。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罪错，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我们几个人身上了，难道这就是官方刻意营造的历史，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xx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十年xx，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渡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xx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与邓朴方跳楼一案无关

xxx曾说过，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邓朴方。所以，这也决定了聂元梓一案不让上诉，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的政治判决。聂元梓叫屈说，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有关吗？且看xxx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xxx“xx”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yt}，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yt}。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zh1}的抗议。”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军？)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关系？

更可笑的是，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于是，硬把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提前了将近五个月。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此可略窥一斑。现在的邓朴方先生，已经厕身政协副主席这样{gjldr}的地位了，他心里应该最清楚，到底是谁逼迫他跳了楼？这里面除了那个疯狂的时代和不正常的体制之外，还应该包括他的父亲、即身为党的总书记也举手赞同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xxx本人。

{zd0}愿望是回北大

当年的“五大{lx}”，除去谭厚兰早逝，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事业。聂元梓本人经过多方申诉，现归北京市民政局救助扶困，暂借其住房两间，每月有一千多元的生活费，看病按离休人员待遇报销。但聂元梓认为，在高消费的北京，这点待遇远远不够，也就是雇用一个保姆的工资。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xxx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我，可迄今仍无下文。我又曾一度要聘请大律师张思之先生，状告北大校长许智宏，可惜已精力不逮了。

聂元梓说，她已经拟好了给国家副主席xxx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她说，她与习副主席的母亲齐心是延安时代的同学，看看能否起点作用。“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我有罪错，可我还是一九三七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啊。”

看着眼前这个白发皤然、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不禁让人泛起一丝苦笑。说实在话，在一个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对政治替罪羊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体制内，作为正常人的伦理良知与道德底线已经xx失守，所以是很难指望一封信或是一个老同学，就能使自己的境遇得到改善的。诚如前些年笔者为她写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的那样：

皤然蹒跚老太婆，当年领唱造反歌。

“何其好也”大字报，鸟尽弓藏入网罗。

=======================================

有关聂元梓的几件事

王广宇

在北京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中，五大“{lx}”是最红的，他们都得到了中央xx小组的支持，并把他们的组织封为“造反派”。这五个人是，北大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先是朱成昭后是王大宾。这些“造反派”是中央xx小组的依靠对象，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信息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央xx小组成员频频接见他们，“五大{lx}”的身价便日益提高。我作为中央xx小组的工作人员同他们都有接触，但联系最多的是北大的聂元梓。聂元梓是五大“造反派”头头中{wy}的干部，其他人则都是在校学生。中央xx，特别是江青，对聂元梓倍加关心和重用，而我则充当了“联络员”。
聂元梓由于在xx初期的名声和特殊作用，她同中央xx小组的成员都比较熟，她想来钓鱼台要求见谁，起初还都能如愿。可是她的事太多，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找小组成员，遇到这些情况，小组成员如果在开会，就把我派去到钓鱼台东门传达室接待她。我的任务是听她的意见，然后向有关小组成员反映。印象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要求中央xx干预其家庭问题
大约是1966年秋冬的一个晚上，聂元梓突然跑来钓鱼台东门，要求见王力，说有紧急事情汇报。王力正在开会，让我去见她，问她是什么要紧事，我见到聂元梓后，问她什么要紧的情况可以先讲一下，我回去反映，因为小组在开会，王力脱不开身，不能来见你。
原来，她是为家庭琐事，找中央xx支持她。聂元梓当时的丈夫吴溉之，是一位资历老、地位高的干部，曾担任监察部的领导工作。当时已经被定为“走资派”，“靠边站”了。聂元梓说：我同吴溉之早就分居了，可是他老是指使他的两个孩子到我家找我无理取闹，到我家又吵又闹，搞得我无法工作。他俩来了好几次了，一闹就是一夜，我真受不了啦，我叫北大保卫科把这俩孩子抓起来，用吉普车把他俩拉来，停在钓鱼台门外马路边，等候中央xx下令，叫北京市公安局把他俩关起来。
我问俩孩子有多大？聂元梓说，都十四、五岁了，就是吴溉之指使的，叫他俩来找我捣乱。聂元梓没有告诉我俩孩子为什么找她闹。我劝她，孩子还是中学生，不懂事，你是他们的继母，应当教育他们，开导他们。他们又没违法，你凭什么叫公安局抓他俩呢？聂元梓说，俩孩子来我家好几次了，要我回他们家，这俩孩子一个劲儿地叫我妈，我不是他们妈。再说我工作这么忙，回去干什么？我同吴溉之已经分居，他没有资格叫我回去。我劝聂元梓把俩孩子送回家，为这事没有理由抓他们，更何况是孩子。聂元梓还不死心，硬要中央xx先下令把他俩抓起来，先把他俩收监，吓唬他们一下再放他们，以后他俩就不敢再找她闹了。我在传达室和王力通了话，王力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让聂元梓先把孩子放回家，不要同孩子计较。中央xx准备做吴溉之的工作，叫他不要指使孩子找聂元梓闹。聂元梓很不情愿地同意放走孩子，悻悻地离开钓鱼台。
中央xx小组开完会后，我向王力汇报了聂元梓放走了孩子的事。随后王力用红机子和吴溉之通了话，叫吴溉之老老实实考虑自己的问题，不要干扰聂元梓的工作。吴溉之说，他根本不了解孩子找聂元梓的事。王力又叫我给监察部的军代表打电话，让军代表转达中央xx的意见：（一）吴溉之要老老实实地考虑、交代自己的问题；（二）以后不允许再指使孩子去找聂元梓无理取闹，如再纠缠，要负政治责任。监察部的军代表说，他一定及时向吴溉之传达中央xx的意见。

要中央xx帮她要回录音带
大约是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聂元梓和孙蓬一一起来钓鱼台东门传达室，要求见王力、关锋。王力他们正在开会，便派我去传达室接待聂元梓。王力说，听听她谈什么问题，要反映情况叫她写书面材料，动员她回去，不要老打电话。
我去见了聂元梓，并把王力的话传达给她。聂元梓这次来钓鱼台，是想让中央xx出面，叫原来同她一起写{dy}张大字报的战友杨克明交出一盘对聂元梓不利的录音带。杨克明原来和聂元梓同属一派，不知何故同聂元梓闹掰了，分裂出去又另外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专门同聂元梓作对，不断揭露聂元梓是反xxx思想的假造反派，对她的“{lx}”地位提出挑战。由于原来同属一派的领导成员，对聂元梓的言行了如指掌，因此揭露的问题往往击中要害。聂元梓对杨克明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聂元梓说：杨克明另立山头以后，干扰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专门对我进行攻击和诬蔑，使我无法正常工作。现在杨克明又在利用以前北大造反派领导成员开会时，我的一篇讲话中一些不太确切的提法大做文章，诬蔑我背离xxx革命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其实那个讲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可杨克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大肆攻击我。这个讲话的录音磁带掌握在杨克明手中。我要求中央xx勒令杨克明把这盘录音磁带交出来。
我听聂元梓这番话后，便问她，这篇讲话讲的什么内容？错在什么地方？聂元梓回避内容，只是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讲话时的形势和现在的情况有变化，现在看来是不太妥当，可杨克明抓住这个讲话的个别提法上纲上线，使我很被动。聂元梓始终没告诉我讲话的具体内容和错在哪里。我对她说：既然这个讲话没什么大问题，要这盘录音带干什么？再说你那么多讲话，不可能保证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即使某次讲话讲错了，纠正过来就是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这么快，谁都有一个不断地适应形势的问题。中央xx不是一直信任和支持你吗？不会根据你一次讲的错话来评价你的全部工作。你为什么这样在乎这盘录音带呢？如果中央xx把录音带收来，也难保杨克明他们不翻录或整理成讲话稿，讲话的全文不是照样存在吗？所以，强迫杨克明交出录音带不是上策。我劝聂元梓同杨克明好好谈谈，缓和一下矛盾，搞联合比搞对立好。
我向聂元梓明确表示：中央xx不能出面强迫杨克明交录音带，除非他们是伪造的。聂元梓还是纠缠，和她同来的孙蓬一也觉得聂元梓这个无理要求不大合适，既然是已经讲过的话，并录了音，收回磁带也无济于事。我和孙蓬一都劝说聂元梓放弃收回录音带的要求。聂元梓还不死心，她要等中央xx小组成员的态度。我在传达室打电话给王力，把聂元梓的来意和要求复述后，王力明确表示：中央xx不能这么做，并让我动员她回去。聂元梓无奈，只好离开了钓鱼台。

控诉北师大搞武斗
我不太清楚，北京的几个大学的造反派，从什么时候分成所谓“天派”、“地派”。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被称为北京红卫兵的“五大{lx}”。这些头头的总后台都是中央xx，都受中央xx指挥，但由于各校之间，政治观点，利害关系，幕后支持人的不同，从他们一开始“造反”，就不xx一致，常常为些小事情发生磨擦，甚至明争暗斗。到了1967年以后，他们相互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开始互相攻击，甚至发生武斗。聂元梓这个被xxx誉为“{dy}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牵头作者，和受到《红旗》杂志社支持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头头谭厚兰之间，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一直延续到他们各自垮台。
聂元梓和谭厚兰之间，从暗斗到明争，从文斗到武斗的发展反映出他们的后台，在中央xx小组成员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聂和谭都自恃有后台的支持，都有恃无恐。大约是在1967年3、4月，北大和北师大因为去高教部夺权发生武斗以后，《红旗》杂志社向中央xx报告一条消息，说北大的学生计划上街游行，提出“xx林杰”的口号，说林杰是清华大学“四一四”的后台，并沿街贴林杰的大字报。获得这条消息后，关锋可能打电话质问了聂元梓。聂元梓说这条消息是造谣，根本没这么回事。过了一两天，聂元梓给王力、关锋来电话，要求王力、关锋去听取北大红卫兵诉说关于游行、贴大字报“反林杰”的真相。关锋不愿意亲自参加北大的“澄清事实”会，便派我去听意见。关锋给我的任务是：只作详细记录，不做任何表态。
我到北大见了聂元梓和孙蓬一，转达关锋因工作忙不能亲自来听意见。聂元梓对关锋不参加会表示不满，她说我们请关锋同志来看看，我们北大的革命派被北师大的人欺负到什么程度，我们受到了打骂，反而批评我们，造我们的谣。
聂元梓已经召集了有几十人参加的“澄清事实会”。这个会的中心就是北大和北师大两派先后去高教部夺权而发生武斗的经过。参加这个会的除了聂元梓和孙蓬一外，还有几位军代表和部分被打伤的北大学生，他们都是在教育部夺权时武斗的参加者或见证人。我在会上明确表示，我是来听取意见，作记录的，我对任何问题没有资格表态和答复，我只能把大家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带回中央xx小组。
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对北师大谭厚兰等人的控诉会。他们坚决否认北大贴林杰大字报的事，认为这是诬陷。在会场上，北大学生和军代表群情激愤，声泪俱下，控诉师大的学生如何野蛮殴打北大的军代表和学生，致使几十人不同程度地受伤。在场的北大学生有的头上裹着绷带，有的吊着胳膊，有的鼻青脸肿。在会上一一向我展示他们被殴打致伤的情况。参加会的人叙述了武斗起因，说武斗xx是北师大学生一手制造的，是有预谋的。说北大学生在遭到殴打时如何克制，打不还手，只同他们讲道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自我保护、正当防卫的措施。他们说，我们是捍卫xxx革命路线而去教育部的。北师大的学生仗势欺人，破坏文化大革命。会上，有两位四十岁左右的军代表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是去制止武斗的，我们主张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为制止双方武斗，劝说北师大学生而遭到了无理殴打，军代表把他们被打伤的部位叫我看。他们感到这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而遭受的{zd0}的侮辱，受了难忍的委屈。{zh1}，孙蓬一代表北大校xx作了发言，他详尽地叙述了教育部夺权前后，武斗的起因，北师大学生如何挑起武斗，以及北大学生如何克制，军代表对制止武斗所作的努力。以及武斗后对北大学生造成的损失等等，并提出了要求中央xx对北师大谭厚兰等进行批评。
会后，聂元梓还给了我几份有关武斗现场的证明材料和照片，让我转交关锋。我回钓鱼台后，向关锋交差，请他看记录和材料，简要地向他叙述了会场的气氛和发言。关锋没表态，却让我给陈伯达写一个报告，并把原始记录和证明材料一并送陈伯达看。我写好报告，并把记录和证明材料送陈伯达秘书后，处理结果我就不得而知了。

秘密绑架老干部
关于聂元梓还有一段小“公案”顺便说说。大约在1967年的6、7间，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赵易亚掌权，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谢平，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谢平说，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仲扬在{yt}夜里突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进他家里把他揪走。马仲扬的家属向研究院革委会作了报告，家属为此很焦急，担心出意外，会不会伤害他？因为不了解是什么人，哪个单位，哪一派，为什么抓马仲扬。谢平说，家属报告后，研究院革委会很着急，抓人的为什么不通过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组织，擅自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家属宿舍抓人？对马仲扬突然被揪走，研究院是有责任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查，因为没有任何线索。谢平恳求我说，“考虑你在中央xx工作，求你帮助查查马仲扬到底被什么人抓走了，为什么要抓他，现在人在何处？”
我同谢平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不是同一组，只能算认识，并不很了解。我想我已经离开了研究院，研究院的人失踪了，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公安部门报案，这又不是我份内的工作。但是，这件事却发生在马仲扬身上。马仲扬是我在政研室《思想界组》、《工业组》工作时的组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五年多。对这位老同志我是比较了解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把他打成“走资派”、“黑帮”，但他并没犯该抓走的罪。我考虑还是帮他们了解一下，况且我有方便条件。因此我答应了谢平的要求，对他说，我想办法帮助查查看。
接完谢平的电话，我马上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祟碧的秘书邵崇勇打了一个电话，请他想办法查查马仲扬被什么人抓走，为什么偏偏抓他？现在的下落。会不会危及马仲扬的人身安全。邵崇勇答应调查了解一下。
第二天，邵崇勇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查到马仲扬的下落，是北大聂元梓派人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抓走的，抓他的目的是让马仲扬揭发吴传启的“特务”、“叛徒”问题。据说，马仲扬解放前在武汉做地下工作时了解吴传启的情况，所以才把他抓起来，让他写揭发吴传启的材料。邵崇勇说，可以转告马仲扬的家属，北大保证马仲扬的人身安全，也不批斗他。生活上和在家一样，在吃住方面不会亏待他，待他揭发交代完了后，就放他回家。
我把邵崇勇调查的结果打电话告诉了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谢平。叫他转告马仲扬的家属放心，不会伤害他。过几天就放他回来。
聂元梓为了对付她的“政敌”，xx她的对立面，竟然随便抓人，千方百计地搜集吴传启的材料，然后抛出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揭露吴传启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搞他的后台“大人物”。她成功了，吴传启被揪出来xx了。不过这个成功并不全是聂元梓的功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时间上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