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曾经在一家民营图书工作室任总策划，目前他的身份是某出版社的策划编辑。虽然他在出版社有一张办公桌，但他并不从这个出版社拿薪水，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于所策划项目的提成。
固然，图书策划人回到出版社成为正式员工，或出版社员工“下海”自立门户，都是人员的正常流动。而沈先生“合作”式的“回归”，则典型地反映了图书策划人的{zx1}动向。
沈先生披露，他原来任职的那家公司去年的应收账款有1000多万元，但是有700多万元收不回来，公司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据分析，这是目前民营图书工作室的普遍境遇。
相当多的民营图书策划人正在“回流”到体制内，成为出版社的策划编辑。“我们半年内先后就来了两个。”一位部委出版社社长告诉记者：“他们都是摸爬滚打多年的民营图书策划人。”
出版社“收编”民营图书工作室，也正成为中国书业热闹的景观。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收购海豚卡通，海豚卡通成为国有出版集团的二级子公司，终于解决了身份问题。
政策的不明朗和市场环境的恶化，一直没有合法身份的民营图书工作室遭受着空前的生存压力，也发生着严酷的分化。
目前，中 宣部会同相关部门正在就规范合作出版进行调研，释放出了决策层对民营图书工作室进行定位、规范和引导的意图。
在国有出版社改制的政策背景下，在平衡政策和利益的过程中，民营图书工作室和出版社的合作空间，正在从书号合作向项目合作、股份合作演进。
先天缺陷和生存危机
“灰商”
“民营图书工作室的身份是灰色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策模糊和市场混乱的双重风险！”一位在书业闯荡十余年的民营工作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身份和地位的不明确，“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由于“灰商”的身份，图书工作室一直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
遍地开花的民营图书工作室，是中国书业的独特景观。他们共有一个名字，一开始叫“书商”，因为“卖书”是他们迈进书业的{dy}步；后来逐渐叫“图书工作室”，因为他们大都不满足于“卖书”，纷纷开始“做书”了。
因为没有正式“户口”，他们给自己起了各式各样的名字以求得合法的身份，他们的实际使用的名字有的是策划人，有的是文化公司，有的是图书发行公司，有的叫书店，有的挂上了某某出版社某某地区书刊经营部的牌子。
因此，谁也不知道全国“图书工作室”的确切数量，我们只能从某个侧面进行估算。北京京丰宾馆是图书工作室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2005年9月13日至16日在此举行的“2005北京秋季出版物交流会”，图书工作室包下了该宾馆14层楼566个房间。平均每个房间进驻约3个工作室，有1700家左右的工作室参加了这次订货会，它们是全国图书工作室中的活跃分子。加上不太活跃的部分，如果根据“二八定律”估算，全国图书工作室大约有8500家。
根据业界通常的估计，图书工作室每年策划、合作出版的图书接近二万种，占全国出版品种的十分之一左右。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上，80%以上都由图书工作室策划。在中小学教辅领域，图书工作室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
民营图书工作室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存在，然而，这股力量却一直处于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就像没有正式“户口”的“黑孩子”，图书工作室在政策和市场风险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民营图书工作室的经营活动有很强的短期性。因此市场竞争中同质化的选题跟风、缺乏保障的回款，使得民营图书工作室的市场生存环境趋向混乱。
2004年，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严法铁律治伪书”为标志性事件，社会舆论和政策对民营图书工作室双双收紧，对前一阶段民营图书工作室的种种不规范行为进行了声讨。风声一紧，相当一部分民营工作室的2005年出书数量都大幅下跌，有不少干脆闭户关张了。
民营图书工作室在选题策划和发行方面的潜在危机也逐步显露出来。
跟风：自毁长城
沧浪文化公司1999年以《虚掩的门》为起点，先后推出了“以小见大智慧文丛”系列四种书。随后“小故事大智慧”、“小故事大道理”等图书纷纷跟进，十余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上百种同类图书。操作这些图书的主力军就是民营图书工作室。
目前民营图书工作室的内容提供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做原创图书，规范操作，这部分工作室做得很辛苦，活得也很艰难；另一种是跟风追热，什么书畅销就做什么书，这样的民营图书工作室为数不少，因为跟风的题材已经过市场检验，所以风险相对较低，又因为往往是剪刀加浆糊拼凑，书稿成本低，因此有利可图；第三种是前两种的混合，为了生存，不得已做一些跟风图书，但是对文化的追求驱使其去做一些原创的有品位的图书。
在市场上，{dy}种公司属凤毛麟角，大多数公司属于后两者。后两种公司的共同特点是在市场上推出和既有畅销书同名的图书，甚至不惜侵犯知识产权，部分或全部抄袭既有图书。
一家民营图书工作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跟风的图书和被跟风的图书相比，内容大同小异，因为跟风图书经过了“取长补短”的加工，内容质量还可能超越被跟风的图书。面对这些图书，二级批发商、零售商是很现实的，既然内容相同或相近，当然谁的发货折扣低就卖谁的书，原创者反而常常居于劣势。“你40折发货，跟风者为了抢市场38折发货。要是你也38折发货，跟风者就35折发货。跟风者书稿成本、营销成本都很低，因此他可以发到20折，你{jd1}难以和跟风者竞争。”
跟风出版使规范发展的公司“很受伤”。同时，“劣币驱逐良币”，当犯规者不受惩罚反而大获其利时，就没有人遵守规则了。
无规则的同质化竞争，没有最终的胜利者。
在这其中，跟风者无法无天、被跟者却有苦难言，双方都不敢轻易打官司，因为很多图书并没有署真名；如果打官司还得通过出版社，手续繁杂冗长；因为国家政策的模糊，多数公司不知道自己的家业究竟能维持多久，因此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理，短期的逐利思想自然胜过了长期的文化理性。问题还是出在“师出无名”的病根上。
“二渠道”：规则暗藏风险
内容策划环节乱象丛生，分销环节同样如此。曾经与“主渠道”分庭抗礼的“二渠道”,也渐渐褪去新锐的冲击力,危机四伏。
某家以做社科人文图书出名、规模不小的民营图书工作室老板，就深受“二渠道”之
困。几年前，他就因为回款问题，几乎陷于破产，本想就此打住，可正巧所出的一本书卖得不错，“发新书——收旧款”的循环得以维持，并诱使他坚持了下来。但是现在他彻底后悔了：“所有的资产几乎都沉淀在渠道上了，只要能收回一半的款，就彻底洗手不干。”但是，他连这个并不高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在与“二渠道”的博弈中，各个民营图书工作室的遭遇都是相似的：以一两本畅销书作为敲门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分销网络。如果没有后续的新书跟进，前一笔账款几乎无望收回，这个销售网络也就废了。民营图书工作室一旦入行，一般就很难轻言退出，否则就得付出一笔代价：{zh1}一批货无法回款。因此“二渠道”类似于“炒股炒成股东”，供货的民营图书工作室很容易被“套牢”，无法脱身。
随着图书品种的过度增长以及图书同质化的加剧，民营图书工作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金压力。据传，连金丽红、黎波这样拥有强势产品的策划人，回款率才能达到70%，更别说其他产品相对较差的民营图书工作室了。
“二渠道”风险陡增，民营工作室开始向“主渠道”渗透。出版社走“主渠道”，民营图书工作室走民营“二渠道”，两者井水不犯河水，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合作“行规”。新华书店的问题是回款慢，半年到一年的回款账期，使资金短缺的民营图书工作室难以承受。但随着“二渠道”回款状况的恶化，一些民营图书工作室抱着“回款慢总比回不了款好”的心理，开始尝试向新华书店供货。记者了解到，今年很多民营图书工作室都忙着在新华书店“立户”，事实上，三年前就已经有1000多家民营图书工作室在新华书店某发行所“立户”。
身份的不确定性，使民营图书工作室的权利保障成为空谈。一位图书策划人满腹苦水地说起自身的生存境况：“由于身份的制约，我们不得不忍受着种种压榨：被出版社盘剥，被新华书店排斥，对缺乏诚信的二渠道无可奈何。”
市场秩序受到破坏，种种不规范的暗箱操作，撞线，都使管理层对民营图书工作室的印象大打折扣，被亮黄牌在所难免。
“灰商”能否走到阳光地带？这确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图书工作室的生存智慧
没有身份和“户口”的民营图书工作室，是在与政策博弈的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出版社缺乏策划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而图书工作室缺乏书号资源——面向市场追求利润时，双方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并试图在政策和市场之间维持某种平衡。
对读者而言，好看的书多了，对中国书业而言，合作出版体现了民营图书工作室中国式的生存智慧。
生存空间的拓展
可以说，发行渠道开放、协作出版与承包制，催生了中国的民营书业。其中协作出版与承包制作为两项经济政策，原本是解决出版社困境的权宜之计，却无意中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图书工作室。
1980年12月2日，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民营书业开始出现。1982年7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一主三多一少”的目标，即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以此为标志，民营书业在政策和法规的层面成为我国书报刊发行业的必要补充。
1984年，湖北、辽宁两省的一些科研单位首先与出版社合作，自筹资金出版科研类图书，这种方式被称作“委托出版”，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协作出版。1985年1月1日，文化部下发《关于在协作出版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充分肯定了协作出版这一形式，同年5月2日补充明文具体规定协作出版的对象和内容。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签发《关于当前出版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可以通过协作出版，利用社会力量，扩大资金来源，多出好书，快出好书。正是这一系列政策催生了民营书业的{dy}个高潮。
承包制是合作出版愈演愈烈的又一内部因素。1984年安徽科技出版社率先对省出版总社实行承包责任制，由上而下层层承包，随后迅速被效仿。结果是各室为战，各人为战，承包单位为了完成承包任务，不得不向社外寻求资源，为图书工作室的成长创造了机遇。
1988年，中 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主要内容为“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联合等。争取二级批发权一时成为热点，一些文化公司开始大规模涉足编辑出版环节。
经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低潮后，1996年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三建一转”的改革任务，其中“一建”是建立大型批发市场和批销中心。各地纷纷成立的图书批发市场，成为民营图书工作室发展壮大的重要舞台，整个民营书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
问题是，政府的政策一直是把民营书业作为发行行业的一部分进行规范和管理的，实际上民营书业已经渗入批发、编辑出版等环节，从而留下了巨大的管理真空，只是通过限制出版社的行为来控制民营书业出版冲动的办法已经难以引导民营书业走上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书商”到“工作室”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的书荒时期，“买书难，卖书难”问题严重。随着渠道的开放，民营“书商”阶层出现了，他们多数来源于出版社的发行人员、印刷厂的员工。巨大的利润诱使他们不断向图书策划环节渗透。
当时的书商出版大量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和实用生活类图书，以迎合公众的阅读趣味，翻译图书选题类别中以xx题材为主的通俗小说大量涌现，每本发行量往往在30万册以上。最初，他们纯粹是非法出版，后来才知道做书需要书号，而书号全部掌握在出版社手中，所以，买卖书号等违规操作被发明出来。
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有文化思想诉求的人开始加入民营书业，如21世纪锦绣的罗锐韧，世纪天鸿书业的任志鸿，金星书业的薛金星，全品图书的肖忠远，汉唐阳光公司的尚红科，光明书架的严平，北京读图世道的蒋一谈，同人书业的石涛……他们或是高校教师、毕业生，或是有海外留学经历，在商业诉求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文化理想和社会价值追求。
他们开始注重商业模式的建立，管理运营方面的专业化等，为民营书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工作室”逐渐取代了“书商”成为他们的通用名称。
“工作室”不是实体，只是一个概念。有的工作室不是法人，没有营业执照，只是几个人合伙一起做书，请一两个人帮忙记流水账、发货、发定单。这种工作室的资金一般都是由合伙人分摊，盈利也是合伙人分账。这种形式的工作室一般比较松散，因为是小本经营，品种也不会多，一年十几种书、甚至几种书可以维持运转。一般这种性质的合作不会长久，常常因为经营不好而中途散伙，如果经营好了，需要扩大规模，其性质也会随之改变。
在业务定位上，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单纯从事选题策划，专注于选题策划或(和)编辑，不介入发行；二是与出版社合作出版项目，不仅介入选题，还在营销、推广、发行上与出版社有不同程度的分工与合作；三是与出版社组建合资公司。
内容提供商：惨淡经营
从20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单纯靠为出版社提供选题策划和内容编辑服务的工作室就开始出现，他们的角色在某种程度类似于国外的书稿代理公司(文学经纪人)。虽然很多工作室进入书业都曾经从单纯的内容提供开始，这种方式门槛不高、没有政策风险，然而其后往往由于行业内相关商业规则的不完善，导致这种经营方式难以持续性发展，更难以实现规模效益。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形成规模的就更少了。
北京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大江流)，成立于1996年，由原三联书店副总编林言椒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办。后来因为要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增添经营项目，重新注册登记而更名为新浪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书稿一直是大江流最核心的业务，目前每年策划二十多个选题。董事长林言椒与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有良好的人脉和选题资源。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把书稿卖给内地和台湾的出版机构，但他们又不同于国外的书稿代理公司。与出版社的合作方式，一般是就选题同出版社达成共识之后，双方签订书稿提供合同，出版社支付定金给公司，一般是首付版税的10%～30%不等，公司负责完成书稿的策划、组稿、编辑工作，之后收取版税的10%左右，其中包括作者的稿费。
大江流策划书稿以高品质的文化和人文类图书、图文书为定位，由于利润率不高，他们会尽量把一个选题卖出繁体版和简体版，相比之下，繁体版售价更高一些。因此，在策划选题的时候，一般要考虑到海峡两岸市场的共同特点，同时更多倾向于策划码洋高的图文类系列书，才能获得相对较多的佣金。
该公司策划的选题包括：生理人文系列之《乳房的历史》《人这种动物》《老婆的历史》《接吻的历史》，《中国佛教之旅》10册(台湾锦绣出版机构与河北教育分别以繁简体出版)，《百年家族》15种(台湾立绪和河北与广东教育出版社分别以繁简体出版)，《图文中国民俗》5册(台湾圆神出版机构与中国旅游分别以繁简体出版)……从记者了解的范围来看，大江流公司是较早的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一家纯粹的书稿策划公司。公司的规模不大，策划编辑其实只有三人左右。
除此之外，更多的则是以工作室或个人的身份参与到内容领域。吴兴元做独立的书稿策划人有近四年时间，他借助自身良好的学界资源，策划学术或准学术图书选题，并将自己联系到的选题和作者推荐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贝贝特公司、中国人民大学社朗朗书房等出版机构，策划书稿包括许倬云作品系列(八种，两种已出，广西师大出版社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分别推出简繁体)，张维迎的《大学的逻辑》(北大出版社)，《读史阅世60年》(广西师大出版社)……虽然吴兴元每年的策划选题数量在三四十种左右，但是由于利润并不丰厚，合作周期长，商业规则往往不够明晰，个人利益常常难以得到保障。目前，他已经“回归”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任策划编辑。
这种内容工作室看重合作出版社的信誉和付款速度。国内出版市场对于选题策划和作者代理的商业角色，并未建立相应的商业规则。这类工作室靠策划费或稿费的提成生存，收入并不高，规模也难做大。
从编辑室承包到项目合作
与出版社合作项目的公司，是目前工作室的主流，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很多工作室最初往往以策划选题的方式介入图书行业，但是由于利润微薄，一般都会逐渐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在这类合作模式中，出版社一般不投入资金，由民营策划人投资并进行选题策划、编辑、印制、营销等，出版社负责{zh1}终审，发行上出版社负责新华书店主渠道发行，其他则由民营方负责。很多公司化以后的工作室开始逐渐有了规范化管理，有了策划、编辑、营销与发行的团队。
这些公司一般都做过工商登记，在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往往只有图书批销。这类公司大多会由一家或者多家先期投资，实行股份制经营，经营者除了获取高薪以外，还可以得到比例较多的股份或者利润提成。这类公司一般都与一家或多家出版社有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有的在实质上承包了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来运作。
有的民营策划人被出版社收编，在实质上成为出版社的编内人员，例如海南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后来争相效仿的诸多出版社；也有的出版社将编内人员“放飞”，任其在市场上各展神通。各种形式上或实质上的“承包编辑室”模式至今仍被诸多出版社采用。
从1995年开始，时任海南出版社海外文化编辑室主任的苏斌等人转战北京。其实不仅是北京，在辽宁、四川、内蒙很多省份，都有海南出版社的编辑——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到异地发展的编辑都担负着选题策划、编辑、印刷、发行等完整的出版工作，管理着人员、财务等环节的出版事宜。“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海南出版社副总编苏斌用此语来形容当时来到北京开拓出版资源的境况。不过，机制创新使苏斌有了不小的业绩：《数字化生存》销量30万册左右，《蓝血十杰》《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巴菲特传》销量都有十万册以上……
其实，不仅是苏斌，海南出版社在异地发展的编辑其实都没有任何来自出版社的投资，这种“编辑个人投资，按照经营目标进行管理”的模式后来被很多出版社仿效。光明书架的严平、任建臣、新华立品的黄明雨都曾经被纳入到海南出版社的麾下。
同在海南的南海出版公司也曾经山头林立，业绩辉煌。2002年，万夏加入南海出版公司，紫图公司也成为南海出版公司的{dy}编辑室。他曾经是八十年代小有名气的诗人，从1993年开始，即在成都和几个朋友开办图书公司，后于1995年左右将公司搬到北京，最初在北京的惠侨饭店。在1995年前后的黄金时期，这里是民营书商的聚集地。
1993年的时候，万夏策划的图书每本开机印刷一般都是五万册以上，每年都有一两本发行量在十万册以上。1998年万夏策划的“黑镜头”系列图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开创了中国“读图时代”的先河，也创造了出人意料的商业上的成功。他在2001年注册成立了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从事文化艺术类和旅游类图文书籍的策划、编辑、制作和销售。凭借其时尚撩人的图文编辑风格，紫图图书公司策划的图文书系列，中国旅游指南类等系列图书，又在最近几年不断创造着商业上的成功。“发现世界”历史文化图文系列丛书xx了国内彩色图文书的出版浪潮；以“读行天下”为品牌的新型旅游图文书带动了古镇旅游和特种旅游的时尚；各种精美图典和速查手册也在新型阅读时尚中占有一席之地。公司的结构有文艺编辑部、旅游编辑部、图片部、设计制作部、市场推广部等分工明晰的职能部门，专职员工约50人，年出书量为100～120个品种。2003年，与南海出版公司只合作了一年，万夏即与其脱离了合作关系，重新开始和陕西师大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展开项目合作模式。
目前担任英特颂公司总裁的袁杰伟先生也曾负责过南海出版公司的第八编辑室，还担任过南海出版公司的副社长，曾经把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重新包装发行至四十多万册。
陈明俊的新经典文化公司则作为南海出版公司在北京的分支机构创造过一系列畅销书，金河仁系列(南海出版公司)共发行一百多万册，《窗边的小豆豆》(南海出版公司)五十多万册，目前在开拓生活健康类图书市场，他也与南海出版公司脱离了隶属关系，转为项目合作，后来其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合作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发行二十多万册。
策划人和陕西师大合作的北京办事处博集天卷公司，目前双方也脱离了资本层面的合作关系，转而进行项目合作。
向出版社承包编辑室模式，出版社一般没有资金投入，通过分利或是保住自己的主渠道发行来进行合作。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往往民营方承担更多的投资风险，回款速度、资金压力等等的影响，往往会让工作室难以为继，有时更要受到出版社人事更迭的影响，合作中间出现的变数很多。
采取项目合作方式的工作室，经常要为和哪家出版社合作而大伤脑筋，记者亲眼看到一位资深策划人历数与其合作过的诸多出版社的优缺点和特点，{zh1}的结论是各有缺憾，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在规范中谋发展
今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的第二天，一则广播通知在会场响起，要求各展台将印有工作室或者文化公司名称的图书一律下架。后来，业界就广泛流传起“毒瘤”说，民营图书工作室一时人人自危。
5月天津书市期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高层论坛演讲时，郑重地申明，“毒瘤”指的是买卖书号，而非坊间传言的“民营工作室是毒瘤”版本。
随后，民营书业者与邬书林副署长举行了一次恳谈会，会议在傍晚举行，持续数小时之久。这次会见的详情至今都未见诸报端。据悉，在数小时的恳谈会中，到场业者纷纷表达对文化事业的理想和追求，现场气氛变得意味深长。
在今年过去的几个月中，中 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地方工商税务部门又对部分民营图书工作室展开深度调研，同时也向北京地区的出版社和主管部门发出《关于规范合作出版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调研出版社与民营工作室合作的诸多细节。
众多民营工作室纷纷预估调研之后可能出现的政策反应，气氛依然神秘而又紧张。决策和管理部门的调研，极可能出台政策或者进行政策调整，以规范民营工作室。这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对于合作出版，管理层首先是正视其存在，其次是要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