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4日电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4日参加了香港组别《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分组讨论，他指出，“中国民主是成功的，希望政协委员有所思考”。

“仔细想想，中国还有什么优势，可以发展得这么快，”董建华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可以说从无到有，这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董建华对此描述为：“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可以宏观的看问题，有着眼未来的举措，而且实施的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无论政治或经济层面，一切都是为人考虑的，这种考虑不是今天的、明天的，而是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董建华说，中国走的民主道路是适合自己的，也是国家需要的，中国取得的这些成绩，我们应该为之感到骄傲。“同时希望香港的政协委员们对此有所思考和分析，中国的民主是这么一回事，是能成功的。”

归纳香港首任特首、现任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的高论，就是如下三点：

一 中国的民主是成功的，中国的民主道路是适合自己的。

二 中国的经济是个奇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结果。

现在逐一评判。

一 中国的民主是成功的，中国的民主道路是适合自己的。

首先界定概念，避免风马牛不相及，各说各的。

什么是民主？我不知道董建华副主席大脑中严格的“民主”概念是什么，但是像您这样在商业上获得如此成功、在人生的大海中经历过无数风浪、在比较文明发达、相对民主自由的香港生活了七十年多年的精英，对“民主”的理解不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吧，虽然可能没有合乎逻辑的严谨的“民主”定义。所以，对“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想必董建华副主席不会反对吧！进一步，对“人民”就是中国社会中的除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绝大多数“人”，想必董建华副主席也不会不赞成吧！而“做主”就是“有权做出决定（参汉语词典的解释）”，想必董建华副主席也是同意的吧！如果董建华副主席对上述各个概念都认同的话，那么，“中国的民主”就是“中国人民有权做出决定”，这个推理的结果董建华副主席想必也是认可的吧！好，这是{dy}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民有权做出决定”，那么，中国人民在“什么事情上”有权做出决定？是在“今天晚上吃什么饭”上有权做出决定？还是在“明天早上穿什么衣服”上有权做出决定？抑或是在自己“买房子、购汽车、选股票”上有权做出决定？都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权做出决定都不是“民主”。也就是说，民主虽然是“做主”，但不是任何一种做主都是民主。那么，在什么事情上的“有权决定”才是民主？这就是只有在“政治”上有权做出决定才是民主。好了，结论如下：民主就是中国人民有权在政治上做出决定。这个结论也是董建华副主席可以接受的吧。

第三个问题：政治是什么（有些啰嗦了，见谅。惟其如此，才能说清问题。）？孙中山说：政治就是大家的事。董建华副主席同意这个言简意赅的“政治”概念吗？如果同意，好，那么{zh1}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民主”就是中国人民对涉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大家的事做出决定；而涉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大家的事，就是国家大事；所以，中国的民主就是中国人民对国家大事有权做出决定。

推而广之，民主就是某一个国家内的人们对涉及大家的事即国家大事做出决定的权力以及保证这种权力的机制。

现代国家极其复杂，并且越来越复杂。所以涉及大家的国家大事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作为每一个公民，囿于经验、知识、意愿、能力等等条件，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去做主，所以，就要委托自己的“代理人”去做主。这就是“代议制”产生的必然原因。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虽然是由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但也不是面面俱到，许多事（如国防等）可以委托自己的代表或者由专业人员去办理。

但是，有一件事是不能不由自己亲自办理，即“事必躬亲”的，这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各级行政首脑的选择。可以说，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zd0}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隔几年进行一次兴师动众、几乎影响全国每一个国民的各级政府首脑的选举。

那么，为什么对国家行政首脑的选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这是因为{dy}，在这些国家里，涉及国家根本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已经或者顺应人性地在历史上形成了，或者通过全民公决解决了。比如，政治上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自由经济制度还是计划经济制度，文化上是百花齐放还是“独尊儒术”，言论上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限制，迁徙上是任意迁徙还是限制迁徙，等等。在这些涉及每个公民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行政长官的选举了。第二，首先行政长官的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公民自己的利益。比如一个竞选人要增税，一个要减税，势必影响不同的人群；再比如，一个竞选人要修这条路，一个竞选人不修这条路，肯定利弊不尽相同。其次人的本性决定了人除了具有物质需求以外，还有更多的精神需求。而当官或者从政则是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而他们的经验、知识、品行、能力对社会的发展、对从事的职务、对公民的利益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一个现代的社会，对政府首脑能否选择就成为体现是否民主的标志。

明白了民主的定义以及民主的内涵以后，是否民主或者说民主是否成功就很容易判断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有关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事都是由人民决定的，或者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决定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民主的。由人民决定的事情越多，民主程度就越高，换言之，民主就是成功的。由人民决定的事越多，独裁性越弱，民主性越强。反之，一个国家的有关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事不是由人民决定，或者不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决定的，而是由官员或者“官选”的所谓“代表”决定的，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民主的，或者说独&裁就是成功的。由人民决定的事越少，民主性越弱，独裁性越强。什么事情都不争取人民的意见，纯粹把人民看做只会干活的牛马，就是极端的独&裁和专&制。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不是由人民决定的，现在实行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就是一切由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的政治制度就是由{dy}代领导人xxx制定的，或者说得好听点，是由他和他周围的少数人制定的，

其次，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不是由人民决定的，前三十年实行的xx计划经济，以及后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以致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还是官僚垄断经济和部分市场经济的混合物），就和人民没有一点关系，全部都是“爸爸”“妈妈”为“孩子们”做主制定的。

除此而外，这个国家的涉及每个国民的诸如企业制度、农村制度、法律制度、劳动制度、福利制度、户籍制度、迁徙制度、新闻制度、工资制度、卫生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干部制度、土地制度、粮食制度、就业制度、分配制度等等一切制度，都没有通过人民，都没有人民的意见、看法、主张。总之一句话，全部“被代表”（这几年有所改进，如教改方案的征求意见，但不是主动为之，而是迫于无奈）。囿于49年刚刚建国，没有条件征求人民的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由“家长”做主或者由当时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做出，也是xx允许的。但是，一个甲子的六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什么事都不征求人民的意见，还是把人们排斥在“完整的人”的外面，就让人愤愤然了。

以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基本政治、经济等等制度的制定的情况，它们没有一个是通过人民制度定的。而对于国家各级政府首脑的选择，人民就更没有权力了。建国六十年了，有哪一级政府的人民公仆是通过人民的选举产生的？当然，近几年，{zd2}层的农村的村长是由村民选出的；但是，在那种变态的选举制度下，上演了多少滑稽的、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悲剧。

也就是说，在世界已经进入廿一世纪的今天，在民主、选举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日常事务”的今天，还有一个国家把它的十三亿多的国民当做只知道吃饱不饿的“猪”，不仅剥夺了他们在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重要法律等等方面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还把他们选择自己“仆人”的权利剥夺殆尽。

请问，尊敬的前香港特首、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这样的“民主”，它的成功在哪里？如果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力的“民主”是成功的，那么，对“独&裁”和“专&制”这两个词又怎么解释？

再问，董建华先生，您所说的“中国的民主的道路是适合自己的”，这里的“自己”指的是谁？是指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指掌控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命运的极少数权力者？“你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不就昭然若揭吗？不就不言而喻了吗？

二 中国的经济是奇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的经济是奇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董建华副主席先生的第二个高论。什么是“大事”？我这样定义“大事”想必董建华副主席不会反对吧？“大事”就是别的国家没有而我们国家拥有、或者大家都有但是我们更大、更多、更强、更进步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成果（文化、军事等不说）。

先说经济

前三十年的经济，不要说了，说了会丢人的，即便它有两弹一星等。

后三十年的经济，据说“奇迹”了，那么我们看看它到底“奇迹”在哪？

经济方面没有“有无”的问题，只有“多少”的问题。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指标主要就是“鸡的屁”，我们也往往沉醉于“鸡的屁”之中。据说我们的“鸡的屁”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马上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dy}了。董建华先生大概也是由此得出“我们的经济是成功”的结论的吧。可是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数值即人均GDP呢？有多少？GDP的质量又如何？我们许多城市一条马路挖了填、填了挖、挖了再填、填了再挖的GDP还少吗？“互相打赌吃屎付钱而后创造GDP”的笑话讽刺了谁？我们国家GDP后面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弄虚作假、农民工的低工资低人权等等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这就是你说的“奇迹”？

再说科技

对于科技，我们看看我们的喉舌津津乐道、天天“奇迹”、“奇迹”吹不完的什么神舟呀、两弹一星呀、青藏铁路呀、三峡水库呀、西气东输呀、歼10呀、嫦娥一号呀、和谐号呀等又怎么样。

我只知道，相对于神舟，国外在四十年前已经实现了登月，下一步就要上火星、金星了；我只知道，相对于两弹，1945年7月15日凌晨5时30分，国外{dy}颗原子弹“胖子（也叫‘瘦子’，不知为何，截然相反的叫法。）”试验成功，威力相当于2万吨级TNT爆炸力，比我们早了十几年。我只知道，相对于“东方红一号”，苏联在1957年就发射了世界上{dy}颗人造地球卫星。我只知道，相对于青藏铁路，美国人1860年修建的铁路网已经密布于现在的美国的半个国土（另一半还不是美国）。我只知道，相对于西气东输，美国人在1881年，从印第安纳州格林顿到芝加哥建起了{dy}条输气管道，长198公里；1931年，美国建成输往芝加哥的24英寸管道，全长1600公里。这是{dy}条千公里以上跨州天然气管线。首次伸入北极圈的管道是美国1977年竣工的阿拉斯加原油管道，其解决了永冻层地带（{zd1}气温零下62摄氏度）建设管道和输送高温（{zg}油温52摄氏度）原油的难题。为避免热油管道融化永冻层，用78000个高4.5～21米的支架把676千米长的管道架在空中。有的支架还装有热管，通过热管中脱水液态氨的受热汽化和散热冷凝作用，把热油传到支架底部土壤的少量热量不断带出地面。管线长度、输量、功能及管理水平都居于世界之冠的成品油管道，是美国1979年建成的科洛尼尔管道系统。管线经9个州连接100多座城市，在8413千米长的管网中流动着118种油品，供给281个装卸点，平均日输油23万吨，运行管理全部实现自动化，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我只知道，相对于2005年后才建成发电的三峡大坝，巴西1991年就建成了比三峡大坝还要大的世界{dy}坝——坝宽近8公里、坝高196米的伊泰普水电站；美国1935年建成了坝高达223米的胡佛水坝。我只知道，相对于歼10三代（或三代半，不同说法）战机的才装备xx，西方国家的第四代战机、第五代战机如F--22等早已列装形成战斗力。我只知道，相对于前几天吹上天的时速350公里的武广、郑西高速列车，法国早在1980年就开了TGV（高速列车），时速达260公里。而1999年，法国高速列车的时速就达到300公里。而到了2009年，法国高速列车在实验中的时速达到了574.8公里，打破了自己保持了17年的行驶速度世界记录。日本最快的高速铁路是新干线，{zg}时速为300公里，xxx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访问日本乘坐的“光”号稍慢一点，但也在270公里左右。我只知道，相对于嫦娥一号的月球探测，美国人四十年以前已经开始了对火星、金星等的探测。我只知道，相对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93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就制造出了世界{dy}台粒子加速器，能量达到2000万电子伏特；而{zxj}的、能量{zd0}的、最复杂的粒子对撞机——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去年在法瑞边境建成，其能量是当今{zd0}的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万亿电子伏特能量的粒子加速器的7倍。

我更知道，科学技术上的原创是最困难的，在原创基础上的“创新”则根本不值得大肆炫耀。

以上列举的国外的这些如果也算是“奇迹”的话，它们或者根本不需要“集中力量”，比如从阿拉斯加到美国本土的输气管道，就是一个私营公司的杰作，再比如波音各型客机就是波音公司一个私营企业（加外协）的产品；或者也可以“集中力量”，如1961年开始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就集中了全美国几千家公司、大学的30万人参加研制、发射，耗资255亿美元，终于于1967年7月21日格林威治时间3点51分，将地球人的脚印留在了月球表面。留下了“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于人类来说，则是一大步。”的名言。

我们有的，别人有了，甚至更好、更多、更大、更强；我们没有的，别人也有，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只引用一个网友的话：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所有重大科学、技术产品，哪一个是中国人的发明或创造（还提四大发明吗？）？反映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热被窝”奖，中国怎么一项也没有（不算达赖等的）？

需要说清楚，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发达、科技强大，希望自己的国家比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好。道理很简单，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员。但是不能无中生有以及利用这种无中生有来证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尤其是这种政治制度是一种剥夺了我们“老百姓”很多权利的恶劣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一个人年年、月月、天天甚至时时、刻刻地利用一切手段、工具、方法在你的耳朵旁边自吹自擂，标榜自己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吹嘘自己多么聪明、能干，甚至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诸如“没有我就没有你”等的谎言论证自己的能干以获得永远让大家听他指挥、他永远在台上的目的，你烦不烦、恨不恨、讨厌不讨厌？

当然了，我们中国人并不愚蠢，或者说，中国人是聪明、勤劳、勇敢的。古代的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现代的中国人同样创造出了耀眼的业绩，比如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等等。它们都是我们的人民在人性的作用下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让人郁闷的是某些人将这些东西政治化，将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政治化，以证明统治的合理、合法。问题是，如此这般把国家搞好也行，可是没有，换来的是一塌糊涂。其实，只要放开人民的手脚、给予人民自由，人民的积极性就能焕发出来，是真的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但如果相反，则落后、堕落就是必然的了。换言之，就是恶劣的政治制度能够扼杀中国人的激情，能够摧残中国人的创新，能够扭曲中国人的心灵。

再次强调，我们并不妄自菲薄，我们讨厌的是妄自尊大和吹牛皮、说大话，以及用这种牛皮和大话来证明点什么。

既然我们的所有“大事”别人都有，不仅有，还更早、更好、更强、更大，那么，还有什么“奇迹”可以吹牛？还有什么“优越性”可以炫耀？副主席先生，您说呢？

经济、科技上的“大事”不是大事，政治上的大事可确实是“大事”，不过这些大事不是什么好的大事，如xx，如反右，如惊人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等，不说了。

三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果。

董建华副主席的第三个论点涉及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即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结果，或者说，因为中国“优秀”的政治制度导致中国的经济“奇迹”。

这个因果关系是错误的。

只要提出改革开放前后实行的是相同的一种政治制度即专&制制度，而改革前经济几近崩溃，改革后有了起色，甚至被自吹为“奇迹”，就可以否定他的这个结论了。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政治制度下，却有改革开放前后截然相反的结果呢？

如上所述，民主就是人民在政治领域内的做主。但是，一个社会除了政治领域外，还有其它领域，如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那么在其它的领域如经济领域人民能否做主呢？我们姑且把人民在经济领域内的做主称之为“经济民主”吧（也确有学者提出“经济民主”概念）。如果能够在经济领域做主，那么就是经济上民主，否则就是经济上不民主，或称经济独裁。之所以在同样的政治制度下，改革前后截然不同，就是因为改革前中国人民不仅政治民主权利被剥夺，经济民主权利也被剥夺。比如，前三十年，中国人民没有自我劳动的权利，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没有迁徙的自由等等。也就是说，除了被强制地只能到所谓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人民公社工作或者劳动以外，没有任何自我选择的可能。你说我自己劳动、自己给自己找个饭碗都是不行的。因此，{zh1}的结果，就是经济的崩溃。所以改革前经济{zh1}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点都不奇怪——国家的各种制度把人们的脖子勒的死死的，气都喘不过来，怎么让人们创造财富和价值？

严酷的现实使得权力者感到了危机，如果再不改变现状，其统治就要完蛋了。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这就是改革的缘由。问题是，这种改革只是把剥夺了的中国人民的经济权利一定程度地归还给了人民，放松了经济上的管制，或者形象地说，是把勒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绳索松了松。好了，这一下，在吃饱、吃好的本性驱使下，中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所以创造出了现在所谓的经济“奇迹”。而政治权利呢？或者说政治民主呢？还是照样被剥夺着。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吗？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人民有选择国家各级政府主要官员的权利吗？统统没有。所以说，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之处在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不仅没有政治权利，而且没有经济权利。换言之，那时不仅没有政治民主，而且没有经济民主。再换言之，那时不仅政治独裁，而且经济独裁。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还是没有政治权利，只是有了一定的经济权利。换言之，现在中国人民没有政治民主，只有一定程度的经济民主。再换言之，现在是政治独&裁，经济相对开明。不是么，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可以自己劳动、创业，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等等。但是，有些领域比如垄断行业你还是不能随便进入，以及其它方面还有诸多限制。这就是“一定程度的经济民主”的意思。就是有了这一定程度的经济民主，所以造就了今天“欣欣向荣”的局面

由此看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或曰经济“奇迹”，充其量是中国人民经济上的权利被他们归还的结果，和政治制度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多大的关系。当然，也应该承认，现在的政治环境较之过去有一定进步，比如，说话自由了，敢骂某些人的娘了，迁徙比较随便了，不至于说错一句话游街、批斗甚至入狱杀头了。这些宽松对经济活动都有一定好处，也是不可否认的。举个通俗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农民不让他劳动（也不给他食物），他肯定饿死；但是，你让他劳动，但不让他说话，不让他思想，他未必会饿死，甚至他粮食种得很好，还丰收呢，甚至还吃得很饱、很好。就是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从更基本的道理来解释，就是人们除了物质需求以外还有精神需求，但是，人们xx可以“抛弃”精神需求而只满足物质需求，就是说只要吃好、喝好不考虑精神、思想等等更高一层的东西。今天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全民精神空虚、信仰丧失，和“猪”差不多。

由此看来，董建华先生的中国的经济成果是政治制度的结果的论断的错误不就很明显了吗！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看出我们的董建华副主席先生在政协会议上的论断是荒谬的，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董建华副主席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仅仅是它的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使然吗？不，请看：

1985年，恐怕是作为香港东方海外公司主席、与包玉刚齐名的世界两大华人船王之一的董建华毕生都难以忘却的一年，全球航运市场的大萧条使董建华家的生意陷入了极大困境：东方海外的负债已经高达28亿美元约230多亿港币。

在这危难时刻，董建华首先想到向台湾银行求救，但是，台湾银行拒绝了。

无奈之下，董建华转而向与之有业务往来的日本公司寻求帮助，但日本公司也拒绝了。

这时的董建华，频繁地奔波于东京、纽约、伦敦、台北，力求说服150 多家债权人和银行不要冻结其资产，给他翻身的机会，力保三年前去世的父亲创下的这片海上王国。

但是，无论董建华怎样游说各方财团，绞尽脑汁采取措施改善公司债务，包括分散投资，出售租约期满的轮船，以及减少自置船舶的数量，但东方海外公司恶化的财务状况始终没有起色。

1985年9月，困难重重、万般无奈的董建华向外界宣布，东方海外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停牌，等待债务重组后复牌。

在这危机关头，占230亿港币债务60%的汇丰银行伸出“友谊”之手，向东方海外xx5000万美元。同时，与中国大陆素无来往的董建华得到了中国银行向其提供的5000万美元信贷。进一步，世界xx富豪霍英东宣布注资1.2亿美元（约11亿多港币）。

及时的“输血”加之八十年代末期世界航运业的复苏，使董建华的东方海外起死回生。

关于霍英东的注资，说法很多。主要的一种说法是霍英东的资金并非来自霍氏集团，而是中国官方。

去北京，必去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就到了东方广场。东方广场占地12万平方米，楼层总面积25万平方米，地下建筑20 米，地上建筑30米，总投资12 亿美元，约101亿港币，是一座集购物、休闲、旅游、商务、酒店、餐饮为一体的特大型建筑。它的投资人之一，就是董建华副主席；当然，大股东是霍英东。

1993年，东方海外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为1450 万美元。

1994年，东方海外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为6840万美元。

截止1995年6月，东方海外在中国的投资达到5.33亿美元。其中包括董建华拥有60%股份、总投资1500万美元的上海东方海外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宝钢集团合资经营的轮船公司——宝金企业有限公司和宝联轮船有限公司。东方海外与中国合资制造的邮轮宝敏号于1992年由xxx之小女邓楠命名，1993年的宝捷号则由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陈慕华命名。

1994年6月，东方海外和上海港务局合作，在上海建立集装箱货运基地。面积达6.4万平方米，东方海外投资570万美元。主要经营集装箱运输、装卸、储存、拆装业务，以及货运代理、船务代理、保税仓业务等等。同时在上海兴建30多层的高级商务大厦——紫云大厦。

1995年6月，东方海外与浙江宁波某单位合作建设热电厂，总投资2420万美元。是继东方海外在宁波建立货柜码头后的第二个项目。

东方海外和杭州合作建立房地产项目。

不过，今后真正能够给东方海外带来滚滚财源的可能是与中国铁道部合作的海陆联运计划。

1994年12月，东方海外开创中国大陆先例，租下火车，专门进行内地至香港的货物联运服务。这个前景广阔的项目被集团内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称之为重中之重。

东方海外是{wy}在中国大陆拥有铁路专列的外资航运公司，分别连接西安——郑州——天津、郑州——青岛、郑州——香港等地方。不仅构成了丁字型的陆路运输网络，而且延伸到了中西部地区。

至于东方海外和中国航运界的合作就更加广泛了，早在中远香港集团属下的佛罗伦集团1994年上市时，东方海外就认购了其中的股份。从1994年开始，东方海外开始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内地兴建码头。

1995年12月，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聘请董建华为高级名誉顾问。

1996年1月，东方海外与中国驻香港招商局合作，开辟了香港至大连的航线，成为目前为止中国大陆{wy}提供航线服务的外籍航运公司。在此之前，东方海外已经在中国大陆开辟了香港至上海、香港至厦门、香港至福州的航线；还开辟了日本与上海、大连、天津、青岛、宁波间的航运。还将开辟香港至天津、香港至青岛的航线。（资料来源：《一代船王董建华》 1996年12月{dy}版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作者：王曰文）

以上只是上世纪末期董建华先生在大陆的利益，这十余年进展怎样了，我不得而知，我也不想知道，因为上述利益加上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对“祖国”赞不绝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