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会试,有一则流传至今的逸闻:
    至论文字,北人不逊于南人,王梦楼以江南名元,志在会元,则三元可操左券。会试榜发,其时关防严密,必待榜发而后知之。梦楼奔至榜下,急欲先看榜首,前有一人,身体巍然,高与榜齐,梦楼身仅中人,为此人所蔽,急呼曰:“吾兄定是山东人,请往后看,或有尊名。”其人曰:“兄弟是{dy}名。”梦楼嗒然若失,盖会元为诸城王克畴也,梦楼仅得中式而已。(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
    陈恒庆(1844～1920),字子久,山东潍城松园子街人。少年颖悟,读书勤奋,同治十二(1873)年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二甲{dy}百六名进士。官至掌印给事中。着《谏书稀庵文草》、《谏书稀庵诗草》、《清季野闻》。
    陈恒庆写于民国年间的这段文字,只算得是几经讹传的闲聊话题罢了。不过榜上王文治的名字倒是很有可能被这位“山东大汉”挡着。
    在后来的殿试中,毕沅居榜首,诸重光为榜眼,王文治中探花。王中孚“尊名”还真得“往后看”了——二甲第四十八名。
    此科殿试还传有一趣事,称毕沅因“不善书”,被人嘲弄,反得高中状元:
    毕秋帆先生(沅)未第时,先由中书直军机,应庚辰会试。揭晓前一日,公与诸桐屿(重光)、童梧冈(凤三)皆在西苑。该班桐屿应夜直,忽语公曰:“今夕须湘衡(毕公字)代我夜直。”公问故,则曰:“余辈尚善书,倘获隽,可望鼎甲,须早回寓以待。若君书法,即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语竟,二人径去不顾,公怡然为代值。及日晡,适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发下,则言新疆屯田事。公夜坐无事,乃熟读之。无何,三人皆中。时新疆甫辟,上方欲兴屯田,及廷试,策问即及之,公《屯田策》独详核冠场。拟以第四本进呈,上改{dy}。桐屿次之,梧冈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叹。赵瓯北曰:“倘揭晓之夕湘衡竟不代直,则无由知屯田事。以书法断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内,而龙头竟属桐屿矣。”昔贤每教人学吃亏,至是而益信。亦湘衡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即随之欤。(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续编》卷一《毕秋帆宫保》)
    毕沅(1730～1797),字秋帆,又字梁蘅、灵岩山人,江南镇洋人。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一甲{dy}名进士,授修撰。再迁庶子。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四十一年,赐孔雀翎。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四十五年,陕西巡抚缺员,命往署理,先后抚陕西十年。五十年,调河南巡抚。五十一年,赐黄马褂。授湖广总督。五十三年,复授湖广总督。五十九年,降授山东巡抚。六十年,仍授湖广总督。嘉庆二年(丁巳,1797)卒,赠太子太保。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清史稿.列传一百十九)
    至今仍有人说有清殿试多中“书佳”者,由毕公轶事看,此说似不尽然。《东华录》有这样的记载: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庚辰年、壬午月、辛亥日,1760年6月20日>)谕:廷试士子为抡才大典,向来读卷诸臣率多偏重书法,而于策文则惟取其中无疵类不碍充选而已。…而就文与字较,则对策自重于书法。如果文义醇茂字画端楷,自属文字兼优,固为及格之选;若其人缮录不能甚工,字在丙而文在甲者,以视文字均属乙等,可以调停如壳之人,自当使之出一头地。况此日字学稍疏,将来如遇馆选,何难临池习之。傥专以字为进退,兼恐读卷官有素识贡士笔迹者,转以此借口滋弊,非射策决科本意也。…寻议廷试读卷,自应取文义醇茂者拔置上第。若策对全无根据,即书法可观,亦不得入选。(《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东华续录.乾隆五一》,王先谦撰,P24)
    书法在“中式”乃至“拔置上第”过程的作用,其实已十分清楚。
    毕沅“走好运”故事中的赵瓯北(阳湖赵翼),据传在次年的殿试中本拟为一甲一名状元,被乾隆皇帝以清立国以来陕西未有状元为由,将他与一甲第三名王杰对调而成探花(赵翼撰《檐曝杂记》卷二《辛巳殿试》记有此事)。其实,毕、赵二位的故事虽可能事出有因,真实性似仍存疑。更何况赵翼若真是从状元位置上退下来,似应为榜眼。从赵翼为诸重光抱不平的言语看,“赵退王进”之说,不免涉“心有不服,自导自演”之嫌。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常州)人。诗人、史学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探花,官至贵西兵备道。有诗集、《瓯北诗话》、《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