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祭祀与征战。几十年来，随着对河南安阳考古发掘，大量青铜器出土。其中礼器占有1000多件，而兵器有3000多件。对比之下，日常用具总体来看数量要远远少于此两样。而出土青铜器按照年月来看，礼器方面的工艺越来越进步，数量越来越多。而铙的出现，足以应证商代的礼乐传统已经制度化，此背后是人身份等级的高低，也是周代礼乐的前身。而以青铜器为外在表现，构建出了一个等级制度社会。殷本级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青铜器在商代，已经成为等级制度所赋予人权利的物化表现。但是于此对应的，生产工具却极少，特别是农业用具，这显然与大量出土的青铜礼器，青铜兵器之间产生矛盾。殷人的生活来源到底是什么？尚书盘庚记载：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劳作，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由此可见，殷人是极为重视农耕的。而与此对应的是工具类出土中，骨制、石制工具却相对较多！若按照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体现来看，先进的青铜并未制作成满足日常食物来源的工具。这与遗址附近大量的冶炼遗址又不吻合！可是若从维持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如此说，礼器与兵器，才是商代主要的生产工具！这却又与大量存在的农耕劳力之间存在矛盾！

如果要解开这个矛盾，先从祀入手！殷人的生活中，祀占有极大分量。殷本记记载：葛伯不祀，汤始伐之。由此可见，祭祀在殷人心目中，已经足以成为讨伐他人的理由。而殷人为何如此重视祭祀？盘庚欲迁都时，用以说服臣民的理由之一尚书盘庚记载：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

由此通过祖先xx来施行自己的主张推而广之，其祭祀范围内所有对象，都是其统治的背后支持力量。而恰是这段中，通过口吻来看，绝不是一个帝王对奴隶的语气，而更像是一个氏族中的族长在对自己的家属发表讲话。或者说，其的态度虽然有xx，但是恳求的语气也极为明显。可见在商代权利范围内，平民是包含其中的，而大量对外征战获得的奴隶是排除之外的。那么这些大量奴隶是做什么的？也就是生产！商代的田间劳动，一定是奴隶为主体，平民为辅助来完成的。由纣王抵抗武王时，{zh1}时刻发动大量奴隶来看，大多数奴隶平时是不参与对外作战的！或者说直接战斗。而负责的都是劳作。由此可想见，商代对外战争中，兵员主力是平民！也就是说，殷人靠对外作战从而获得奴隶，进而强迫奴隶来承担主要的生产工作！于是青铜兵器出土的数量要远远大于青铜农具出土数量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殷人看来，获得奴隶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由此想起前不久秦代一批竹简的发掘证实在秦代末期依然有大量奴隶调动的信息。那么可以如此推断，直到秦代末期，奴隶依然在生产过程中，占有极大比重。

由此推导，或许可以如此推理：井田制度瓦解的是公社，也就是平民群体中开始大量出现自耕农。而奴隶依然承担田间或者其他的生产工作。这些奴隶除了集中于权力阶层手中外，{zd0}可能是拥有田地的平民也拥有奴隶！来辅助自己劳作，这与雅典时期，很多平民家庭一般都拥有几个奴隶来帮助劳作的情况极为相似！依靠对外战争来获得奴隶。当此回报大于平民阶层耕作所得时，春秋战国时代对外战争的驱动力也就显而易见了。在统一的国家中，对外战争已经无法获得大量奴隶，进而无法平抑因为保存奴隶带来的成本。是造成在汉代，田间生产的主力，由奴隶最终变成农民的原因。

而在礼器方面也有一个有趣的例子：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礼器多过兵器！前者210件，后者130件。而其中最能代表她身份的就是钺！在一个女军人的墓地中，兵器反而少过礼器！可见当时殷人很注重身份等级！而在殷墟几个不同时代发掘的古墓中出土的礼器组合来看，组合方式越来越多。或许，正应证了社会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多，以及社会的进步，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等级的层次增多！以至于{zh1}，使用器物和器物数量与对应的规格都比初期要繁复的多。可见殷人虽然重天命，但是在此之下，以礼乐来规范等级，也是一个存在的元素！此元素到了周代得以更大的发展！而在殷人看来，奴隶身份的人，是不配使用青铜器的。

或许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殷代出土的青铜器工具数量极少的原因就在于，殷人认为的财富就是奴隶与土地。而获得这两样靠的就是征战（在商代的历史上，对外扩张与征战是个经常现象！），而征战使用的工具就是兵器！故殷人视兵器为生产工具。而视礼器为权力的表现，进而维持统治与社会稳定，贵族需要靠这些来彰显身份。贵族负责有对外领导征战的任务。以此形成国家势力的扩张，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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