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四川遂宁市的鼎吉光电公司负责人白双双2月26日一大早赶往临近的安岳县去招工，听说那里有2万多人在福建做成型工和弯角工，他希望能招聘到一些人。此前，他已经数次跑到遂宁市经济开发区去反映缺工的问题，要求当地政府解决。

不只鼎吉光电，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大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都很急迫，这让开发区以及遂宁市政府颇感压力。遂宁市经济开发区副主任马继强说，春节后{dy}天，市政府就组织市级部门召开“解决电子产业园区用工问题协调会”。

遂宁民工闻名全国，因为“鸟巢是遂宁人修的”——鸟巢建设者中川籍民工有95%是遂宁人。遂宁常年有近百万人在外务工。

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的多个地区也发现了缺工、招工难的问题，沿海的“民工荒”何以“传染”到内陆传统的民工输出地？在劳动力源[10.67 1.72%]源不断地向外输出时，是不是也正像其他资源一样开始枯竭？

内陆城市“民工荒”

2月25日，遂宁市劳务办科长戴蓬宁下午一直忙着陪来自山东威海市中小企业局的客人。他们随行有18家企业，由四川省中小企业局牵线过来。由于威海当地招工难，对方希望能在遂宁招到工人。

然而，让威海客人有些失望，这里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可以输送过去。而就在戴蓬宁会议结束不久，四川省劳务办也打来电话，了解当地劳务输出及用工情况，说蒋巨峰省长很关注民工荒的问题。

从去年11月份开始，已经感受到缺工的遂宁市就开始在各个乡镇通过广播、电视甚至标语进行宣传，让当地人知道本地的开发区需要各种类型的工人。但是，前来了解报名的人并不多。开发区又在火车站广场设立招工信息中心，并精心布置了展台，还安排人员散发传单。

在宣传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面临企业的压力，遂宁市政府还安排了未成文的任务，要求市劳务办留住本地劳动力在当地就业，而且更要求技术学校将不低于20%的毕业学生输送到本地企业。但是“没有很大效果”，马继强说。

遂宁市政府组织召开大型招聘会，而且区县政府更补贴车费来吸引在乡民工前去应聘。另外他们还到周边县市去招聘，但是，“从2007年开始，全国都在承接产业转移，对劳动力需求都很大。”马继强说。

遂宁工业并不发达，最近几年承接电子产业取得很大进展，被形容为“从切薯片走到了做芯片”。马继强说，现在园区有3000人就业，到2015年，园区要达到3万~5万人就业。目前来看，企业仍然出现或多或少招工难、难招工的问题。节能照明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需求量大。

农村 “空心化”

就在“民工荒”愈演愈烈的情形下，人们把目光投向资源腹地，希望能在那里挖掘出人力富矿，然而，比起城市的“民工荒”，农村则可以用萧条来形容。用农村中流传的话说，现在的农村已经到了“十个抬棺材的也找不齐人”的地步。

遂宁市船山区老池乡金盆村，这里除了几个妇女和老人，没有多少人气。村委会主任陈志中说，全村2780人，现在留在家里的老老小小加起来不到1000人。其中，出去的人仅有10%在遂宁，而有40%左右的人全家在外务工。

陈志中在家做蔬菜经纪，一直没有出去打工过。他家去年11月份开始修新房子，原来一两个月可以修好的，但是却拖到现在还没有修好。他说，人手找不够，找来找去只找到两三个人，这个房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

当时，与陈志中家一起有3户人家和包工头签订了房屋修建协议，但是，由于找不够人，包工头就只好违约并赔付定金，放弃其中1家的修建。陈志中说，当地的工钱已经比前些年翻了一倍。但是，更多人愿意在外打工。因为外面建筑工地的小工也是70~80元/天，大工120~130元/天。人差不多都已经外流，当地根本找不到人。

而且很多人委托陈志中帮忙招工。当地很多人出去打工早，已经走出好几个成功人士，成了包工头。他列举的几个人，动辄需要几百上千人。最近，在北京做的袁尚清需要200~300人，回来找人也找不够。

而成都一个做建筑管件租赁的老板找到陈志中，要求帮忙介绍几个工人看管管件，给出的待遇是1100元/月，由于管件一般租赁出去就好几个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自己干别的事情，工资照拿，但是，陈志中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人。

劳务输出一般是民工亲帮亲、邻帮邻，而从政府输出的渠道也多，比如通过地方政府间的友好区县进行输送，这些是成建制、上规模的劳务输出；另外，还有一些依托对外劳务输出联络站，也有组织地输出上万人。

遂宁市2005年统计的乡村劳动力153万人，目前估计数据为近160万人。2009年，遂宁市劳务输出115.3万人，其中本地非农转移2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大多脱离传统农业，在农村或者乡镇从事非农行业，而70%~80%的人则在市外打工。

这160万人是男到60岁，女到55岁，不过，男满60岁、女满55岁也有在外务工的。以前称农村为“386199”(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xx，但是现在连“38”都很少见了。传统农业一年收入不如在外务工一两个月的收入。

虽然现在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当地还是很难找到人，马继强分析，一些产业原来只在沿海有，本地没有，现在转移过来，少有人知道；其次，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愿意出去见见世面，因此，不愿意留在本地；而在外务工很多年的民工，则在外已经形成一定的圈子，还有已经拖家带口在外打工了，不愿意回来。

实际上，政府下派“留人”任务也难以取得效果，戴蓬宁说，去年二季度送了200人到园区企业，但是一个月后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政府不可能把人强留下来的。”马继强说。

川东地区的达州市，在去年返乡潮时影响很大，那时，记者赴达州采访时，达州高级技工学校的校长蹇明香还为学生的就业担忧：有的企业取消用工协议，有的则推迟减少用人。而最近她告诉记者，学校里已经没有学生了，学校{zh1}一批学生已经在去年11月份就送出去了。

为了吸引这些技术学校输送劳动力，一些企业向这些中职技术学校给付的报酬不断增加，甚至包括一些短期培训机构，到现在输送一个人报酬在1000元以上，这也成为一些民营培训机构的重要收入。

人口红利的终结？

在“民工荒”不断重演的情形下，从城市到乡村，似乎都在为找人、招人犯愁。人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像其他资源一样开始面临短缺。

2007年，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就提出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要终结。这引起很大质疑声，尤其在金融危机返乡潮后。2008年底蔡昉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强调，“刘易斯拐点”其实是一个区间，一个时期，并不一定是某一年，即使往后拖一年、两三年，也不否认这个判断。

从金融危机冲击过后，中国又迅速遭遇“民工荒”，现在的事实正在佐证这些判断。蔡昉说，“刘易斯拐点”归根结底是与人口结构问题有关，不管发生什么危机，这个人口结构不会变的，任何国家都是劳动力短缺的。

“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警示在于，30年来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在未来将不可长期持续。作为一种资源需要可持续性地开发，以前那种低待遇，甚至漠视员工福利和权利的企业将难以为继。这要求用工单位提高福利待遇，保障他们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