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恶论和小人得志

相信人性本恶的假设，势必走向丛林世界。以性恶论为前提设计制度，最终肯定走向韩非和秦始皇。

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得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历代统治者常常把近君子，远小人作为用人的基本准则，但是君子总是十分稀缺，而小人却是屡见不鲜。那么，小人得志是怎样形成的呢？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绩可以作为一个引子。

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是明初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所谓空印案，是朱元璋发现地方官员到首都核定钱粮收支预算时，都要带上盖有骑缝印章的空白文书，遇到户部驳回，随即用空白文书改正。朱元璋怀疑其中有弊，处死了所有地方衙门在空白文书上签字的官员和主印官员。所谓郭桓案，是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贪赃，刑讯逼供，牵连到六部多数长官，几乎把中央各部门侍郎以下一扫而光。当滥杀无辜引起普遍不满时，朱元璋又处死了办案人员以平民愤。所谓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以谋反罪处理了一大批文武开国元勋。这几次大狱，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捕风捉影、借题发挥，但也确实震慑了官吏队伍，保证了吏治的清廉。

在严刑酷法的威胁下，官吏战战兢兢，唯恐身家不保。严打高潮时，官员上朝，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来，则庆幸自己又多活了{yt}。洪武年间曾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zg}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严德岷，至宣德年间谈起往事仍心有余悸，说：先是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明史·严德岷传》）人们为了保命，不得不顺从上意。好一点的官吏，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凡事墨守成规，唯求避祸；阿谀奉承之流，则曲迎上意，看风使舵，甚至助纣为虐。严打的结果是士大夫的骨气被一扫而光。朱元璋本意是要建造一支清白干净的官吏队伍，结果却使身边重用的人多数都是龌龊之人。

朱元璋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刑法的威慑力。之所以迷信刑法，是出自性恶的假设。正是性恶假设，引导人们走向小人境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把性恶假设奉为圭臬。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针对人性假设的争论。先秦的孔子主张性相近，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公都子主张性有善有不善，争论得一塌糊涂。后来的治理者，无非是在这二者之间搞平衡。对于多数帝王而言，在思想上还可以倡导一下性善假设，以作为推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在现实中大都偏向于性恶假设，以防范草民百姓的为非作歹。这种貌似矛盾实则一致的立场，用一句俗语就可以说清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朱元璋则是少量绝不相信性善、坚决相信性恶的帝王之一。在他的眼里，所有人都是恶人，尤其是官场中人，无官不贪、尽皆赃罪。所以，除了以严刑酷法惩治，别无他法。这一思路，实际上就是一种你恶，我比你更恶的威胁。这种威胁充其量只能压抑恶，却不能弘扬善。今天，不少学者强调，法治社会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对于这种论调，我们暂不进行长篇大论的学术考究（这种考究在学术界已经有人做得相当深入），只强调一句如果把法治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最终在理论上只会接近韩非，在实践上则靠近秦始皇。

以性恶论为基调来设计制度，处处离不了防范和制约。而任何制度体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旦把这种防范发挥到{jz}，最终的走向就是朱元璋处理四大案的做法。因为一放就恶，小人嚣张，只好严管；一管就假，君子不屑，还是小人得志，只得严上加严。稍有松弛，前功尽弃。淘汰的多是正直好人，小人借机扶摇直上。黄钟毁弃、瓦釜轰鸣的悲剧，只得重复上演。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逻辑分析。

性恶论导致小人得志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首先，小人善于揣摩上意你不相信任何人，我就跟着你的思路走。君子的一大特点是不会人云亦云，而小人的脑子则进化到了宠物状态。君主不相信其他人，但不能不相信自己，所以对那些xx顺从自己的，自然要另眼看待。当然，宠物有时也会讨人嫌，但这种讨嫌绝不是对抗。所以，小人往往能进入自己人的圈子，而君子不党则会被疏远。其次，小人善变上面一变，这种人马上就变，而且变起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君子变起来相当困难，一般会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非小人非君子的常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总会迟疑或脸红；小人则没有这种心理障碍。这种揣摩功夫和善变行径，归根到底，在于小人没有底线约束。契诃夫的《变色龙》，就是这种人的写照。在这种环境下，即使常人还保持着某种善意，坚守着某种底线，{zh1}也会被迫走到《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除了向小人靠拢，没有任何良策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常人为生活所迫，为压力所屈，为外界所扰，为内心所苦，除非是归隐山林，在不甘心抑或不情愿的无奈下，也都会多多少少沾染上一点小人习气。

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催生了性恶论，还是性恶论培育了小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性恶论和小人得志是互相促成的。

在管理学中，我们起码应当认识到：没有必要的信任和道德自律，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契约关系。正如《xx党人文集》第55篇所言：过分热衷于这种思想的自由的真诚朋友（即相信人性皆恶引者注），并不知道他们给自己的事业造成的损害。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妒忌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灏，曾经引用莱努·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话，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句：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须。

那些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朋友，不妨认真读读《xx党人文集》。你会发现，对小人作恶的防范，恰恰建立在信任、忠诚、德行和荣誉的基础上。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制度好就好在假定官员是恶人。这真是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误解。如果真正了解美国，不难发现，美国人对普通百姓，甚至包括陌生的外来人，并不是十分警惕的，而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任。而仅仅在对待官员及其他一切执掌公共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舆论权力）的人，才有一种发自xx的不信任。他们相信人可以为善，甚至本性就是善的；真正为恶的是权力，而不是作为官员的人。所以，他们的制度是治官不治民；而专制王朝的制度，则是治民不治官，治小官不治大官，治大官不治皇帝的逻辑延伸。弄清这一点，才能把握性恶论与小人得志的关系。

管理者需要时刻牢记，如果坚持性恶论，那么狡诈可以被解释为智慧，背信弃义可以被等同为识时，狼狈为奸可以被看做双赢，掩耳盗铃可以被视为素质。那些从古代智慧中寻找这种治人xx的所谓学者，恐怕需要猛醒；那些在现实经营中以不信任作为管理前提的实干家，恐怕也得反思。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ISchiller）曾在《心智管理者》（TheMindManagers）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望着那样行事。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性恶论假设绝不能与经济人假设画等号。诚然，经济人强调利己，但利己不等于性恶，这需要另文阐释。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把他人全都当作坏蛋来提防，{zh1}只会导致社会交往的成本越来越高。到小卖部去买包烟，你只能假定对方不骗你，否则，你要不就压根儿别买烟，要不就得用录像机把整个交易过程录下来。但这样做划算吗？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如果你的录像没人相信，或者看了你的录像的人颠倒黑白，硬说你是用软件编辑后在讹诈，你还得给录像做公证。几个回合下来，首先发疯的肯定是你。如果你去医院看病，心里却想着医生肯定坑你，那你就得处处小心、步步防范；同样，医生看见病人，就假定他是来搞讹诈的，那就得事事提防，问话都得小心翼翼。{zh1}的结果，是把能治之病搞成不治之症。有些所谓维权，最终吃亏的恰恰是在不信任的气氛中耽误了xx的病人。由此，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制度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还是用来约束人本身的？

(本文来源：《史海管窥——掌故中的管理智慧》作者/刘文瑞 中国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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