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年砍柴

转帖者曰：“砍柴童鞋讲述了一部折腾史的缩影”

我发蒙的那所小学，十年前就成了废校了，这是让我伤心的一件事。

知道此事时，我正在首都一家媒体做记者，我知道，在乡村青壮年大批携儿女外出、本地适龄儿童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形下，调整教育布局、撤并办学条件差的村小，是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

然而，理智总是代替不了情感。大约八年前我回乡，特意跑到那所小学前，此时学校已卖与一位村民做了养猪场。废校成猪圈，也算是盘活存量吧。我于细雨中伫立在废校前许久，闻污秽之气，听嗷叫之声，心情真如几千年中《诗经》中那位回到故土的老兵，“昔我往矣；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学校修建于“瘟革”晚期。我对她最初的记忆，是原来在公涩读小学的哥哥，和同生产大队一帮孩子欢天喜地搬回新建的学校。校舍和大队部，是全大队当时仅有的三幢xx用红砖房砌成的房屋，在土砖黑瓦的农舍中，鹤立鸡群。刚建成的校舍，哥哥和同学只能以砖头上架一长条木板做课桌，而凳子则是从学生家中搬来，高低不一。

一年后，哥哥升学去了公社读初中，姐姐仍在小学中就读。我那时说话尚不利落，可爱跟随姐姐去上学，而农家女带弟弟妹妹上小学，在彼时亦属正常。在刚有记忆的我心中，学校是个大游戏场，因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很少正儿八经地坐在教室里听课，动不动就在老师带领下，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地游行在大队的土路上、田埂上，呼喊各类口号，唱着各类红歌。我记得一句：“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若干年后考证此事，那时候正当“批凳 ”高峰，反击佑倾翻黯，举国上下，从北京的黄帅，到偏僻湘中山村的姐姐，孩子们都成了一场瘟动的群众演员。

1976年的秋季，我嚷着要去上学，但当时我才五岁，离规定发蒙的七岁尚远，母亲好说歹说许诺我明年一定送我读书。就在那个九月，高音喇叭里传来几乎所有农夫村妇不敢相信的消息：茅厕猪席逝世了。一位本家奶奶大惑不解地说，茅厕猪席不是万寿无疆，长生不老么、。怎么说走了就走了？这下子谁来管我们呀。

八亿神州尽缟素后不久，突然北京城又传来消息，“死人帮”被xx了。死人帮是“王、张、江、姚”四人，三男一女，僵还是茅厕猪席的婆娘。老人们大惑不解地议论，茅猪席那样厉害，何的就管不住自己的婆娘呢？而有见多识广、听过《封神演义》故事的老人说，那姓江的就是苏妲己xx。 -----那个时代的人单纯，没人往深里寻思，若将江比喻成苏妲己，那谁是商纣王呀？

xx“死人帮”，小学校又闹热起来了。未能入学的我，徒有羡鱼之情，跑到学校看那些小学生们演戏。四个孩子扮演成“ 王、张、江、姚”四人，老师和其他同学仿照斗地主的批 /斗会。老师大喊一声某人的名字，扮演者乖乖地佝偻着背站到讲台前，等四人站齐了，老师就带领其他同学振臂呼喊口号：“英明{lx}华猪席，一举粉碎死人帮”，“xx死人帮，银民喜洋洋。”“xx死人帮，生产大胜仗”等等。何谓“粉碎”？我回家问哥哥，哥哥拿一个土坷拉，用手一捏，碎了，然后告诉我说，这就叫“粉碎”。我更是迷惑，四个人，一下子这样将他们粉碎，哪得多高的武功呀？

某夜，生产队社员们被叫醒，去接“宝像”，我也从床上爬起来跟着看闹热。宝像有两张，一张是熟悉的茅猪席像，另一张宝像上的人物看起来年轻英俊，理着平头，大人说这是接茅猪席班的华猪席，茅猪席生前对他说过：“你办事，我放心。”

好不容易盼到了 1977年秋季开学，我终于能拿着母亲手缝的书包和2元5角钱，去小学校报名了。一年级的班主任陈老师是我的亲婶娘，其他几位老师多是沾亲带故的。最年长的邓老师是本家婶娘，校长张老师退伍军人，是本家姑父，另一位高中毕业不久的李老师，是本家叔父。有个女蒋老师，我姐姐的班主任，和另一位男陈老师不算是亲戚。几位老师，无一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全部是队上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只是他们在穿着、举止上比一般的农民稍微洋气一些。

等我入学时，砖头搭木板的课桌被淘汰了，全是大队的木匠一张张做出来的新课桌，大多是松木，还散发着好闻的松香。班上的同学，多来自大队三大姓：李、张、孙，多是同族兄弟或叔侄，其他还有陈、蒋、何、银、隆、黄等大队的小姓。

上学{dy}天，拿了书本回家后，母亲问老师今天叫你认什么字呀？我回答：就认了个“男厕所”、“女厕所”。确是如此，当新同学们排定座位后，陈老师带着我们走到校舍背后一栋矮房子，对我们说，这就是厕所，这边是男厕所，那边是女厕所。你们现在是学生了，不是放牛、打猪草的伢子、妹子了，不能随地解手，一定要上这个厕所里来，男的只能进男厕所，女的只能进女厕所。千万不能搞错。

知道解手要上厕所，知道男女之大防，这大约是中国传统的文明教化之始。虽经前几十年接连不断的症治瘟动，这一点是不变的。

可能是茅厕猪席逝世、死人帮被xx这场大的变故发生还不久，我们拿到的语文课本，除了前两张彩页，分别是茅厕、华的彩像，其他的课文还沿袭“瘟革”时期的内容。比如第十课是毛则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插图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地主分子，去生产队的牛圈里投毒；还有一课是：“瘟化大GE命好，瘟化大GE命好，瘟化大GE命好就是好，茅猪席亲自来领导。”（转帖者曰：这句式和文字真TMD土得掉渣、粗鄙以极、脑残xx）{zh1}两课是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赤脚医生的，我感觉到大为亲切。因为我家就住有城里来的知青，我叫她“小飞”姐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等我弟弟开蒙上学时，语文课本内容几乎全变了。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大队里的知青都回城了，他们留下的战天斗地痕迹，便是将几座长满茶树和松林的山头剃光，变成红薯地。

就在我入学后的那个冬天，学校少了两位老师。本家叔叔的李老师，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那年当兵去广西了；而陈老师，在 1977年冬天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那年开始，山村的老人都知道，读书人又可以进城赶考了，读书总比做田有出息。十数年的斯文扫地，并不能改变这个古老民族对读书人的尊重。而当兵和读书，也成为农家孩子跃出农门，改换身份的两条羊肠小道。而去当兵的李老师，更是演绎了一段xx。1979 年他参加了跨出南疆进入他国的一场战争，大军回国后，此人不见了。都以为死在枪林弹雨的亚热带丛林里，他的母亲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可几年后奇迹发生了，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两国战俘交换的名录中。不久后他复员回到了家乡，而一只耳朵因在战俘营的虐待已经失聪。

那位在恢复高考后首届考上大学的陈老师，他家的满妹陈柳青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班到高中三年级，两人的成绩一直难分胜负，只是在1989年的高考中，我发挥超常，高她30余分，有了一重点本科一大专的差别。陈家有四兄妹，四兄妹所创造的学业成绩团体记录，恐怕全县甚至全市至今无人能打破。

我上一年级时，柳青的三哥陈前辉正好是四年级。一入校，他的大名就被老师一次次灌到耳朵中来，这人几乎xxxx，而且思维能力极强，老师解不出的难题，就让他解，以他的答案为标准。------在一个全部是民办教师担纲的小村校，这并不奇怪，但他这种“神奇”一直保持着初中、高中。私下里，我们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的绰号“憨爷”。这个绰号，我想大约取其“憨厚”之意，这人总是微笑着，待人温和，调皮孩子的劣习他一点都没有，穿着朴素，在家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在那个年代，书中所说的“德才兼备”，憨爷就是我们眼前的活标本。因为他的过于优秀，我等这类成绩还算不错的孩子，就黯然失色了。

他的母亲是大队妇联主任，我的母亲是赤脚医生；他的父亲在县里另一个区委当国家干部，我父亲是公涩卫生院长，两家都是“半边户”。-------那个年代特殊的称谓，即父母一方绝大多数是父亲吃国家粮，母亲带着孩子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母亲多半是女强人，由于家中没有男劳力挣工分，因此生产队的给这种家庭的口粮标准定得很低，到年底必定“超支”------即拿钱给生产队，算是买回自家的口粮。“半边户”的孩子，因为父亲在外面工作，所要承担的农活更重，但由于父母较村里其他孩子的父母，眼界更为开阔，更重视子女教育，由于父亲挣工资，相对而言子女的学习条件更好一些。憨爷的母亲萧阿姨和我母亲，在那个闭塞的山村，算是农妇中受过一定教育的少数人，因此她俩有共同语言，相当投缘，这种友情一直维系到现在。因此我母亲，在责骂我顽皮的时候，总要将他拿出来做比较，让我幼小的自尊心备受打击。我常常借口上茅厕，拿一本《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闲书，蹲在茅坑上津津有味能看一个小时，全然不顾苍蝇的飞舞和屎尿的恶臭。母亲很熟悉我这种逃避劳作的伎俩，往往忍不住走来将我抡出来，没收手中的书，还会痛心疾首地加上几句：你要是不把功夫花在读这种没用的闲书上，像陈前辉那样，用在读课文、做作业上，你的成绩保险不会比他的差。 ------然而我天生爱看闲书，至今犹然，母亲的叮嘱起不了什么作用。

在我和柳青读初二那年，陈前辉一举成名。他那年16岁，是县一中{zh1}一拨两年制高中毕业生------此后全地区已实行三年制。而陈前辉参加高考的1984年，湖南部分地市已是三年制高中。也就是说，他和那些多读了一年高中的考生一起参加考试，竟然考取了湖南省全省理科{dy}名，被北京大学录取。记者闻讯前来采访时，他还在田里一身泥、一身水地搞“双抢”。 -------1984年，是我记忆中分田到户的第三个年头，为自家的田地干活，农民们暴发了空前的劳作热情，真是男女老少其上阵，连刚上小学的儿童，也去田里给踩打谷机的大人递禾，像陈前辉这样的高中生，自然是主要劳动力了。那几年，因为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哥哥，柳青在我面前显得很自豪。再过了一年，我和柳青又进了一所高中，成为同班同学，她的二哥是我们的症治老师、学校的团伪书记。再后来，陈前辉去了美国留学，他出国前我见到他{zh1}的一面，是我和柳青高考上线，他当时是北大遥感所的研究生，回到家中，给他妹妹填志愿出主意。而此前，那个举世瞩目的劫难之夏刚刚过去，家乡曾流传他在北大读书时人身安全的种种谣言。就在我们上大学后不久，他去了美国，现在和妻儿定居在大洋彼岸，过着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而柳青和他的二哥，不满足于在老家沉闷的生活，工作多年后先后考上广州高校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定居了羊城。不知道，在美国的陈前辉，是否知道当年开蒙那所小学，已经成了废校，他会不会想起学校操坪前，两棵常用来挂露天电影幕布的大樟树？樟树十来年前就砍伐掉了。

学校后面有一口大池塘，清澈的水面，常有水鸟飞来，岸边山丘上长着蓊郁的松树林，坐在窗前的我，常常望着那片水面，心思漫游天地，把那里当成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感觉到时光是那样的漫长，不知道自己何时能长大，能离开这个山乡。夏天的课余，总有孩子偷偷下水游泳，而我从小受父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庭训，不敢跟着他们下水，连去公社过马路，也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车过来才敢迈步。因此这种“惜命”被当成胆小而讥笑，但我从来不气恼，一个内心丰富、爱幻想的小孩，往往对现实中的际遇不太在意，因为他相信未来的世界会更美好。

就在我升入五年级的那个秋天，“大锅饭”散伙了，生产队的田、土、山林、耕牛、农具被分得一干二净，而我的爷爷，就在那个冬天过世。第二年秋季开学，我升入到公涩的初中，学校在四华里之外，那时候觉得步行去上学，好远好远。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章。

那所废弃的小学存续也就二十来年，其学生来源于一个800多人的行政村，其师资从未有过师范科班出身的公办教师，教学条件更是简陋得无以复加。然而，从这个学校走出了不下40位大学生，其中包括我在文中提到的省高考理科状元，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教育学课题。或许要归功于敝村的尊文重教的风气？或许要归功那些土生土长民办教师的纯朴良善？或许要归功那所废校的风水？

废校的全名是“新邵县言栗公涩了田小学”，后改为“言栗乡了田小学”，再后来小学被撤了，而言栗乡因“撤区并乡”并入了小塘乡，业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注：在一段时期里，县和乡（公社）之间还有一级行政设置：区，每个区管辖若干个乡。那时候从中央政府，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或州、专区，再到县、区、乡，共有六级行政机构，是中国历史上行政层级最多的。确有叠床架屋、增加行政成本的弊病。县、乡之间的区顺利撤除了，现在中国面临的行政改革难题就是省直管县，废除地级市管县。]但对我而言，这所小学和两株绿荫婆娑的香樟树，一直长存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