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找工作的民工聚集城市广场的场面
(图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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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为何不能改变就业难严峻状况
——阅报随话(73)
春节长假刚过,各种媒体就频频出现了“用工荒”这个词。从珠三角地区拉响大范围用工荒的“警报”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部分企业短时用工短缺的现象。于是,在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的在线交流时,{dy}个话题便是“用工荒”。总理在分析了“用工荒”现象的原因后,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我以为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我们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但是从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就业形势严峻的状况。”
总理的话有助于我们厘清对“用工荒”问题的一些认识。
有一段时间以来,对“用工荒”现象,专家学者、报刊网络议论纷纷,各执己见。有的认为,“用工荒”再度来临说明我国制造业已经回暖,经济正在全面复苏,就业难有望提前解决。有的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30多年来一直免费享用的人口红利进入了衰退期,用工荒会越来越“荒”。有的认为,企业要想解决“用工荒”,最直接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劳动者开出更高的薪水。有的认为,城市化是解决“用工荒”的治本之策。等等。平心而论,这些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讨论“用工荒”也好,解决“用工荒”也好,都不能脱离我国企业“用工荒”与农民工“就业难”这“两难”相当长时期并存的现实。
所谓的“用工荒”就是企业招工难,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当年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缺工10%左右,其中广东有近200万用工缺口,缺工比率10%。这一状况自2004年以来持续5年有余。以用工大户广东东莞市为例,2010年初,按照东莞市劳动局测算,目前该市企业岗位缺口约为20万个。据有的媒体分析,“用工荒”的直接原因,首先是沿海地区那些依托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订单恢复了增长,企业纷纷扩大了生产。其次是农民工的家乡——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这些年来也在不断发展,实力在增强,对技术工人、熟练工人的需求在增大,加上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以及乡土依恋因素等,造成一部分原有的农民工(特别是其中的熟练工人、有技术特长的工人)不愿回沿海地区原单位工作。但这种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就业难的严峻状况。因为,只要企业、农民工和政府这三个要素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就业难的严峻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首先,企业缺乏吸纳消化大量劳动力的能力和不规范用工的现状,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改变。虽然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回暖,但容纳绝大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仍处于低谷期,仍处于劳动力消化困难的过程中,农民工就业形势没有根本性转变。据温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中透露,我国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就多达一亿五千万人。另据安徽省统计,该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大约1300万人,尚有近百万人未转移就业,即使目前转移就业的1200多万人,部分因技能低而失业,部分虽外出就业,但与往年相比,工作不能满负荷,收入水平也有所下降。
同时,企业的不规范用工,更加剧了农民工就业难。有专家一言以蔽之:“珠三角出现用工荒的因素很复杂,但有一条却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收入三十年来增加的太少,而同期物价却上涨不少,直接导致了供求关系的失衡。”据有关调查发现,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日资电子加工厂,70%以上为女工,年龄集中在19~22岁,外来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1200元。两三年过去,虽然这些农民工技术日益娴熟、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但工资始终停滞不前。加工行业每生产一个产品,其价值大多超过60元人民币,但人工费不足1元,农民工付出与回报悬殊,与工厂还没有谈判能力,愤怒之下只能选择离职。更让农民工难以忍受的是,除了忍受超长工时、低廉且经常被借故克扣的工资外,他们(她们)正常休假权利也受限。在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突发时,豆浆机销售行情大好。某豆浆机厂为了赚取更大利益,大大缩短节假日,并在员工宿舍楼门前明文警告:“节日来临之际,本厂形势大好,请员工慎重请假,长时间离职者,将被辞退。”此外,很多农民工还经常遭遇企业“软裁员”。企业不直接裁员,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迫使农民工自动离职。主要做法是换岗位,将原有较高收入的工人调至较低收入岗位……种种调换诱发了农民工的抵触情绪,不得不离职。
广州市海珠区鹭江、康乐村、瑞宝村一带许多制衣厂今年接到不少订单准备开工,可是现在招工非常难招,即使不少厂家提高工资待遇后还是难招
其次,农民工自身素质欠缺造成就业难的现状,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改变。根据有关方面调查,农民工自身素质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术等,仍是就业的{zd0}制约。仅有23.7%的农民工靠一技之长找工作,多数农民工均处于无序就业状态,主要竞争力体现在要求低、肯吃苦、干活无所谓高低贵贱。许多40岁以上的农民工,外出务工十余年,一直从事重体力工作,如搬运工、建筑工人等。21.3%的父辈农民工是靠体力活供子女上学的。对于“技术”的认知程度,父辈农民工渴望程度偏低,而53.8%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提高自身素质,但城市人具有的利用资源的机会与能力,他们却还没有。这就是专家们提出的农民工劳动技能与企业要求不匹配现状,当下东南沿海城市都在力图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而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却并没有随之提高。正如温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中所说的:“企业用工和待业人员找工常常在专业上不相吻合。有些企业需要高水平的技工,但是这是目前我们普遍所缺乏的。”
第三,政府调控企业“用工荒”和农民工就业难能力缺乏的现状,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改变。应当看到,农民工改变自身就业状况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才是满足农民工就业需求的希望。这些年来,政府连续促进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确有积极意义,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与农民工的实际就业需求还有相当距离。有关专家将“用工荒”总结为三个不匹配,{dy}个不匹配,是招工与上工的信息不匹配;第二个不匹配,是农民工劳动技能与企业要求不匹配。第三个不匹配,是生活成本和工资收入不匹配。而这三个不匹配,恰恰是政府的职责没有到位的反映。据调查,认为缺乏就业信息与就业渠道影响就业的农民工比例达41.7%,而通过政府获得就业信息就业的农民工仅有11.7%。一位农民工输出地管理人员反映:“搜集发布信息、管理农民工流动成本太高,地方财力有限。有时连上级政府下拨的农民工服务与管理项目的配套资金都很吃紧,自发管理项目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地方政府虽有改进,但持续操作程度低,运动式搜集一下信息,数量不过10余条,贴在公告栏里便无下文。政府就业信息的发布与宣传往往无的放矢,使得农民工对政府就业服务的信任度降低。
综上所述,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用工荒”和农民工就业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企业、农民工和政府及社会各方的积极努力。而在各方力量中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各地各级政府。事实上,各地各级政府在“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大农民工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确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好。比如,岗位技能培训、招聘信息发布、失业数据登记、统一社保接续、恶意欠薪惩罚、劳动条件达标、劳动合同检查、劳资争议调解,等等。中国解决农民工问题已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应该有更宽的视野、更新的契机,更重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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