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创

三聚氰胺事件引起的思考

                                                ——何时才能由被动弭祸到主动消灾

      近日，xxx总书记在中央相关干部会议上严肃批评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因三鹿奶粉事件，指责他们在关系到民生的问题上，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的错误。总书记发火，在中央级别的干部会议上，如此批评下属，这还是{dy}次。

       和以往已经发生了的非常事件和食品中毒事件一样，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发生，都是考验政府是否真正以人为本，真正关心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契机。回头考察二十一世纪国内发生的非正常事件，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是在即成危害事实，国际社会干预，无可隐匿的前提下才允许舆论公布，以全民参与的形式举国动员，最终被动消弭非常事件，重获社会的安宁与稳定的。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一个怪圈。由此看来，总书记发火，是对事态的严重，陋习积弊的深厚忍无可忍的表态，是不得不痛下重手，撤免尸位素餐，无视民生疾苦，只知抓钱，享受的贪吏庸吏的前奏。因为事不过三，不能放任自流，允许部分政府，机关，老是重复同样的错误，而至损失惨重，民心流失，国际社会发难，从而整个地败坏了国家形象，妨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矿难事件被公开报道，始于2001年7月。毫不客气地说，在信息闭塞，舆论封锁的年代，这样的丑恶都是被封闭、掩盖的。他的公开透明，是时代的进步和记者的良心。7月17日，广西南丹拉甲坡矿发生特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井下两次违规爆破震穿隔水岩，一矿透水，殃及六个矿。遇难人数81人。拉甲坡矿发生透水事故后，与矿主利益与共，狼狈为奸，参股分红的原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一起隐瞒事故，达 15天，直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捅破此事，才引起中央重视，派员调查。整个南丹非法开采矿井达420个，这里整个就是一个钱权交易横行、黑恶势力猖獗、枪支泛滥、腐败盛行的“法外特区”。这次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矿难公开透明的历史，揭示了在地方官贪污腐败的保护伞下，非法，无安全保障生产，是矿难不断的根本原因。随后几年，历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不停奔波在全国矿难现场。不但未能扼制矿难发生，而矿难本身频发，直至2008年9月8日，山西临汾治下的山西省襄汾县发生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泥沙和碎石淹没并冲毁了下游的矿区办公楼、集贸市场和部分民宅。死亡人数超过200人。而八年来矿难事件何止千百次，且愈演愈烈。一座废弃多年的尾矿库，何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地被继续使用了十余年，这自然是公私利益制约指导下的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祟。可以公开地说，所有矿难，都是无视安全法规，贪腐和利益共同背景下，杀鸡取蛋式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安监局监督制约八年，成效甚微，关键何在？正如作者在左云矿难发生后，于博文》（当时的安监局长）中所说的那样：“中央的英明政策，甚至是神圣的法律，总要人去贯彻落实的，如果在这一链条上出了纰漏，有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其中，那这政策和法律就要变样走型。”这就是安全生产法规屡屡被置于脑后。矿难不断的原因，被动应对的原因。作者曾经断言：“左云矿难不是{zh1}的终结，要不了几天，我们又会看到：李毅中风尘仆仆的孤独身影又奔走在祖国深山大川的某处。当然，我们也相信：当着国家真正从源头上、体制上杜绝矿难的时候，李毅中就不再如此辛苦，而会将主要精力去研究如何真正的实现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后来的事实不幸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安监局长，不是照样疲于奔命吗？

       2003年，非典事件，发生于广州，病毒被携带至山西，传播到北京，扩散到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广州曾一度避谣，来扼制市民{qg}相关药品，xx液，与醋酸有关的溶液的狂潮；不承认疫情的来临，紧急动员，防止病原扩散。直至疫情扩散。山西病患者将病毒带之北京，感染相关医院和就诊者，北京防疫部门未与足够重视，致使疫情再度扩散，连国际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都受到感染，致病死亡。此时，国际卫生组织已接到驻河内专员的报告，确认这是一种目前还没有免疫方法的特殊病毒，引起呼吸道综合症，通过空气广泛传播，危害人们生命健康。遂要求中国政府通报疫情，隔离病区，控制病原扩散。而北京一片恐慌，疏散驱赶民工，允许大专院校学生返乡避祸，加速了非典病毒的扩散。中央政府被迫全国动员，建立与启动应急机制。整整三个月，全国处于紧张恐慌之中，国民经济，尤其是旅游业，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遭受重大打击。

2005年2月，英国食品标准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份通告：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的产品中可能含有具有致癌的工业染色剂苏丹红一号。“苏丹红一号”是一种黄溶剂染料，在十九世纪末由德国化学家从煤焦油中提炼而成。它是人类发现的{dy}种含氮染料，并不是食品添加剂。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禁“苏丹红一号”的行动席卷全球。就在英国食品标准局把这份通告发出的十多天之后，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向社会通报，经检测认定，广东亨氏美味源辣椒油中含有“苏丹红一号”。由此引发了国家质量监督局对食品行业的苏丹红大检查，查出 全国共有18个省市的企业的88个样品中都检测出了工业用染色剂“苏丹红一号”。以舶来xx食品肯德基和麦当劳为代表。

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之后，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现，亨氏的“涉红”原材料辣椒精主要来自田洋食品有限公司。虽然，苏丹红事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但它在中国食品工业的使用时间已超过十年，本世纪癌症病患者急剧增加，不能不认为背后有它的阴影。中国食品工业添加剂使用标准并没有明文规定禁用它。不是国际社会发现，也许到今天，它仍被广泛使用。

掺黄曲霉的毒大米事件，二恶英污染事件等等，到广西博白，玉林计生骚乱事件，贵州瓮安暴动事件，拉萨骚乱事件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看不到地方政府防祸于未然，未雨绸缪，坚决维护民生利益，社会稳定的有力举措，而是事事，时时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难怪胡总书记要严责部分官员麻木不仁，不恤民生，熟视无睹，玩忽职守的罪责。腐败，不作为，官僚主义已在腐蚀党的肌体，拉大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逐步蚕食着执政者的威信，散失着凝聚不易的民心。

       此次三聚氰胺事件，也不是地方政府执法监督发现并及时抑制的。三聚氰胺被掺到植物蛋白粉中，称之为蛋白精，做成饲料，销往国外，引发了不少猫狗死亡。引起外国官方重视。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联合中方来调查，事情水落石出。中国政府才将三聚氰胺列入出口法检范围，农业部发布《关于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和使用“蛋白精”违法行为的通知》，只不过，这些措施只是针对饲料，并没有针对食品…因为是被动应对，质量监督，卫生检疫，食品管理，地方政府，官僚主义，都未联想到，既然饲料中搀杂了这种所谓蛋白精，难保在食品中，尤其是乳制品中不搀杂它，而它能致动物死亡，也能危害人类健康。只读过四年小学的徐州沛县村民，毛立军自2004年起，在本村办厂生产这种有毒添加剂，“浓雾”弥漫，刺鼻熏眼，地方政府，相关执法机构，竟无人过问，放任生产，迅速暴富。国家质量监督局，竟无限制生产销售三聚氰胺的任何规定。直至甘肃，河北大量肾病尿结石婴幼儿出现，病案上报卫生部。简单地说，无论是xx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在被批准使用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证明其在一定的使用量下是安全的。为什么，我们在允许生产和使用前，不对任何一个食品添加剂作安全性毒理学评价，就盲目允许或任其滥用呢，这不是渎职，又能算什么？

    我们没有危言耸听，因为一系列事实都在说明，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国度里，官吏们却不为民生负责，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钱，为了经济效益，为了升迁发达，他们不是为宪法，法律服务，为民众服务，而是机械地应对上司，尸位素餐，玩忽职守。为了地方保护和个人私利，不惜以民生健康幸福为牺牲。以至每一次非常事件发生，都要中央政府三令五申，派员督导，糜费无数财力，人力，还要欢庆伟大胜利。其实，劳民伤财，有何胜利可言，不过文过饰非，推诿责任，一如既往，被动应对一个个不能不应对的非常事件罢了。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幸亏我们有一届真正关注民生民本的政府，否则，在层层官僚下，真不知该如何应对扰乱民生的层出不穷的非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