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每一夜每{yt}
为了新专辑的出版，我已经从苏姐那儿搬出来，住到了郑哥家中。为了出行方便，为了早一点推出新专辑，郑哥专门把他的面包车借我做为交通工具，如此一来，我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摆，一刻不停地忙碌起来。
四月一日早晨，新闻播报了香港xx影星张国荣坠楼身亡的消息，当天是西方的愚人节，我还怀疑这是不是艺人们搞的恶作剧。雪峰的观点跟我不同，他说没有人敢拿这样的事情来开玩笑，尤其是张国荣这样的大明星。随后的新闻验证了雪峰的话，我的心情也相当沉重，那几天跟人聊天的话题就是这件事。我一直在想：人的生命怎么就这样脆弱呢？
到了金马奖颁奖那天，我收看了综艺频道的转播，不知为了什么，心里一直挺堵得慌。小霞看出我情绪不对，她问我是不是感觉哪儿不舒服？也难怪她看着着急，那些天我实在是太累了。
跟身体上的累相比，精神上的累是无形的，也是难以抗拒的。非典型性肺炎——就是俗名叫作SARS的传染病，恰好在那时流行起来。先是南方，再是北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全国各地漫延。到了四月中旬，整个北京城也陷入到人心惶惶的非典谣言气氛中。
我要时不时地外出办事找人，联系业务，有时还要登台演出，原计划两个月内把专辑小样做出来，为了节省录音制作的费用，为了节约每一笔开支，我不得不精打细算，甚至到了挨门求告的地步。要知道在北京专业录音棚里制作一首歌曲的费用，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凭我那点赞助是根本不行的，前期的费用迟迟没有到位，我面临着随时叫停随时下马的尴尬境地。
新闻媒体加大了非典方面的报道，开始我也像所有北京人那样没当回事，小霞在身边不断提醒我：“你别不当回事，报纸上分析北京有可能成为非典重灾区呢。你这两天总是咳嗽，千万小心才是呀”。
四月下旬，卫生部副部长在国际频道和新闻频道召开了记者发布会，说明了非典型肺炎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现状，尤其对北京患病死亡的情况和未来疾病的发展及控制作了阐明。那天的新闻我跟雪峰看了两三遍，联想到这么多天来，在北京各地遇到的感冒发烧患者急剧猛增的情况，我也有些紧张了。也许是心理作用，我忽然对新专辑的问世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我反复收看各地新闻，跟雪峰具体商议下一步的方案，情急之下，我也不停地咳嗽起来。直到小霞拿来体温计，非要给我测测体温不可。
幸好我的体温还正常，这种咳嗽的症状也不是{yt}两天了，在雪峰没有教会我专业的练声方法之前，超强度的疲劳演唱和没有规律没有条理的生活节奏，可能累坏了我的呼吸系统和发声器官。小霞对我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她不仅管理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还兼管我的所有案头工作，她还制定了可行的生活规划，在这个唯我独有的生活规划中，保持身体健康永远是排在xx的，然后才是如何参加演出，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如何补习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学习电脑操作等等，小霞的帮助大大地缓解了我的压力。小霞对我身心的关注，也说明了我当时迫切的心态，为了新专辑，可能命都不顾了。
随着非典势态的日益加重，居住在北京的外地人纷纷离京，所有跟文化影视和演艺沾边的行业都受到了冲击，一时间，大型的公益活动取消了，各种专业的非专业的演出也都叫停了。灾难像看不见的病菌，可谓是无孔不入，怎么说呢？用当时大家的一句戏言最恰当不过了，凡是人聚堆的地方，就是危险的地方。可想而知，在这种危急的环境里，我那个新专辑的出版规划，若是硬挺着不顾一切地赶制，结果肯定是以卵击石。
有投资意向的人本来就对市场不抱多大信心，雪峰和我为了这个新专辑，可说是煞费苦心，不顾生死，非要拿出一套xx的东西打进原创流行市场不可，然而残酷的现实就摆在那儿，当所有的唱片公司都人去楼空，当所有的演出市场都亮起红灯，当所有的北京人都戴上八九层的防毒口罩，当人们一边相互躲避着，一边加紧购置各种预防感冒和肺炎的药品，在这种背景下，我还幻想什么？
我的情绪低得不能再低，细心的小霞为我读书，教我写字，把我临时居住的地方整理得干干净净，打扮成家居的模样，可是我呢？我又变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犯人，不同的是，以前没有条件出去，出去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现在却是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可就是干不成。让我糟心的是，因为雇用助手、租住房子以及日常吃喝等消费，包括煤电水和电话费交通费，五六个人再节省着过，每天也得花上百八的。就在这当儿，投资商郑哥取消了原定的计划，一场美梦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破灭了。
我自然是不甘心的，此前跟我有过合作意向的还有两个人，我不知道非典何时能结束，我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还没开始呢？怎么就失败了？趁着小霞没注意，我带上全部资料，让小陈推着我离开家门，既然电话联系不方便，我想当面去谈，我就不信我的真诚打动不了那些有眼光的文化商人？
可能是好几天没出门的缘故吧，街道上的冷清和路人的衣着打扮让我很是诧异。往日里那个喧嚣浮华的北京好像变了个样子，沙尘弥漫的四月的北京，人们不是围着长长的围巾就是戴着厚厚的口罩，平时玩酷的摩托车司机也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只有我跟小陈，好像两个外星人似的走在别人怀疑的眼光中。这些人是不是太胆小了？非典有那么严重么？
刚走到东单附近，两个值勤的武警战士就走过来了，他们也都戴着防护面罩，老远就冲我们嚷：“你们干嘛去”？
我说明了我的情况，为了证实我办的是急事，我还让他们看了我带的东西和身份证。两名武警听得有些不耐烦：“没看新闻报道么、北京部分地区正在戒严，所有的大学都禁止出入，你找的那个人根本就没法见你，明白不”？
我不太明白，我也不是病人，我也没接触过非典传染病菌，说真的，我都好多天没跟外界的人接触了。正想着，一辆急救车从街口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奇怪的是，车后面还紧跟着一辆厢式急救车，车里面的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好像担架上还有患者什么的。武警隔着厚厚的口罩跟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让你随便出行也是为了你好。你这样的身体更要当心，有事情还是回去后电话联系吧”。
快到中午了，我跟小陈准备到街边的川味馆去吃点东西。门前挂着幌子，里面一个客人也没有，桌上蒙着台布，椅子靠边排着，几个服务员或是系着毛巾或是戴着口罩，在里里外外地喷xx水。一股刺鼻的味道四处飘散，呛得人脑袋疼。“不营业不营业！”服务员冲我们喊，那态度跟往日的周到热情判若两人。
沿着大街一直走，路过一家饭店进去打听一下，忍饥挨饿的滋味实在难受，可我们所遭所遇如出一辙，没有一家餐馆营业的，更可气的是，有的餐馆还像哄苍蝇似地赶我们离开，好像我们随身带着非典的病菌。没办法，只好在临街的小卖店里买了汽水和面包，一边生嚼一边往回走。汽水和面包比平时翻了两倍，好像又回到了饥荒年代。
北四小马路上有一家药店，好像是什么中西药连锁店，我以前也在这里买过药，离药店还有几百米远，就看见门前排了一溜长队，全是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娘，都包着围巾戴着口罩，隔着厚厚的障碍费力地吵嚷着，好像在{qg}什么廉价商品。再看挤出人缝的人，各个手里拎着东西，全是感冒药品、xxx药品、94xx液和空气清新剂，有的干脆成箱往外扛。在那些人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苗雨么？苗雨也是抚顺人，曾在抚顺县台做过业余节目主持人，还帮我在服务中心搞过活动呢。
喊了两句，苗雨也认出我来。他刚买完东西，口罩里传出来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路上说话也不方便，反正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了，雪峰在市台原创音乐节目做特邀评委时，也跟苗雨合作过，正好把他扯到我那儿呆一会。
我住的地方这会也是xxxx，屋里屋外一股呛人的xx水味，社区下了通知，小霞和雪峰的爱人正在打扫房间。见我回来了，小霞告诉我：“等会街道管委会的人还要来下通知，你别出去了。”又告诉我母亲和姐姐从抚顺打过来电话，听说北京这边闹非典闹得挺邪乎，让我多加小心，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回抚顺去。
我把苗雨让到雪峰那屋，三个抚顺出来的大男人能在这种时刻相聚，也实在难得，正好大家都没吃饭，我让小陈准备点啤酒和熟食啥的，再让小霞弄两个拌菜。让我惊讶的是，我吩咐小陈干这干那的当儿，苗雨始终坐在离门很近的地方，口罩一直也不敢摘。
可能怕我多心吧，苗雨告诉我，他来北京已经两年了，开始在一个搞私营教育的朋友手下干，后来求职去了一家文化公司，专门给出版社编点小活什么的。现在一个月1500元，公司管吃管住，他额外还能揽点杂活儿，本来年前接了一本随笔集，说好两个月交工，稿费按百分之十给付，结果刚弄到一多半，非典就来了。连文化公司的老总带他的小秘都回大连老家了，只有他和一个老编辑在北京留守。
“你那本书就没戏了？你不是跟出版社签过约的吗？”雪峰问。
“你不明白，北京这地方文化公司成堆，光咱们出版大厦一左一右就住着上百家，至于呆在海淀西单还有周边地区的，那就老鼻子了。我这本书现在就泡汤了，要是按协议，{zd1}印数是8000册，每册定价是23元，你算一下，一本我拿2.3元，起码我能赚到1万8呢。要是加印个万八的，那我就有好日子过了。非典一闹，我这书就死手里了”。
“你把书写完，给别人不就行了？”我不太懂书籍市场的行情，我问的也挺唐突。
“君子，一看你就毛嫩，这书的计划是出版社专门给我们公司审批的，我这边计划取消了，找别的出版社人家根本不敢要，就是勉强弄了，又是书号又是印刷又是宣传又是发行的，没半年下不来，到我手里的钱恐怕一半也没有。”苗雨仍然停留在他的苦闷中，他的苦毕竟还有缓，我的痛苦他却无法理解，问题就在这儿，我连个缓儿都没有。
我又问他，把自己武装得这么严实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通缉犯人呢。
原来他是防患于未燃，跟他一块住的老编辑给送到医院去观察了，因为持续发烧，认定为疑是非典患者。其实苗雨也在关禁闭中，这两天他啥活也干不了，幸好他住的地方有个防火楼梯，趁人不背，他就溜出来透口气儿。“准备点药，我怕被传染上。”苗雨拍了拍腮帮子，夸张地说：“这两天牙肿了，不知道是上火还是咋弄的，要不我咋不在你这儿喝啤酒呢”。
苗雨跟在抚顺时有很大差别，人胖了一圈，模样倒沧桑了不少，言语中有股油腔滑调的北京大爷味儿。他知道在厅里忙活的小霞是我女朋友时，眼睛里冒出一丝怪笑。“行啊，哥们，你现在成歌星了，赶明儿苗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也来投奔你吧，咱不当经纪人啥的，赏我口饭就成。”也许他一个人在北京混得太孤独了，或者是跟虚伪的文化人学的，看上去他是一脑门子的歪主意，就连聊天时也不忘了拿眼睛在厅里厅外乱扫。
我原本要打听一番文化市场的动向，见他一会苦不堪言，一会又信誓旦旦的架式，也就打住了。他吹嘘说他跟某某大腕的经纪人吃过饭，跟某某明星合过影，又说某某娱乐名人是他公司的股东，而且执意要帮我联系新专辑的事。我含糊地答应着，雪峰比我机敏，他留下了苗雨的电话，告诉他我们的新专辑还在草拟阶段，苗雨怕在外面耽误了，扔下一张名片就走掉了。
“看来你对苗雨不太信任，要是他能帮咱一把也成呀。”我对雪峰说。其实我挺后悔没把资料交给苗雨，万一他能帮上忙呢。
郑哥后来点醒了我：“苗雨这人一看就是个骗子，他就是看你出专辑心切，拿话忽悠你而已。他刚才说的那套散文我在西单的书店里见到过，作者一大堆，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写的。印刷质量也挺次，没的看”。
“咱就是让他帮着联系一下，万一他能帮着弄点xx或者找到投资商，也省得我这么费力地四处瞎跑了。”我说。
大家对苗雨的印象都不好，没过两天苗雨就来了电话，他说音乐人那边他一时半时也不好找，话锋一转，他忽然问我：“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想写一篇纪实故事，把你好好炒一炒。”他透露说自己是《知音》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保证我接受他的采访后，我的事迹和照片稳定登在8月号以前的《知音》杂志上。
我没有答应，在抚顺就有一位姓郝的女记者，四处招摇行骗，打着替人写纪实作品、让你出名露脸的幌子，结果是胡编乱造一气，她的稿费没少挣，却把笔下的人物害苦了，气得人家直想告她。郝记者也曾找过我，还拿了她发表的东西让我看，无非就是残疾人悲惨可怜的爱情生活以及被社会歧视被坏人利用什么的，可惜她写的那个人我就认识，全是瞎编，我立刻回绝了她。
其实在北京这么长时间，我受的歧视和误解远比受的骗上的当少。像郝记者，苗雨这样拿残疾人开涮的骗子，实在可称是名利小人。这样一想，我就想到为某某歌星做经纪人的郑某。郑某在报纸上号称自己是发现明星的伯乐，像当时名声极大的蔡某某、丁某某、韩某、赵某全是他带出来的，我也去拜访过他一次，他让我用集资入会的方式先成为他公司旗下的会员，一看入会费，竟要几万元，我立刻就被吓回来了。这位郑经纪人，据说前两个月进了局子，正等着国家对他的公诉呢。
又想到崔明，他是通过《北京娱乐信报》上的报道找到我的，他声称要组建中国{dy}支残疾人乐团，他听过我的歌，深深为我的精神折服。他说他曾在东方歌舞团和北京歌舞团做过什么什么领导，他有意请我加入残疾人乐团。为了他这个承诺，我高兴了好几天，后来向别的记者打听，才知道崔明以前因诈骗罪进去过，他组建乐团是假，拿残疾人事业做骗局是真。
后来又听说崔明确实组织了一批残疾人表演者，打着什么旗号去南方演出，被公安机关收审了。收审的理由，是他利用残疾人搞什么非法的、迷信的、残忍的、甚至xx的表演，他招来的演员倒是残疾人，有的肢残有的失语，有的失明有的脑瘫，可他也不拿残疾人当人看呀，据说有一个节目，就是把一个残疾女孩跟大蟒蛇放在玻璃缸中，让大家观赏，这也叫艺术么？这{jd1}是污辱残疾人的人格呀！
诚如北京一个娱乐圈中朋友所言，北京的演艺圈里鱼龙混杂，最精美最珍贵的艺术和最垃圾最商业化的玩意都在这里，其实说穿了，在北京演艺圈里混的，无非就是三种人：傻子，骗子和戏子。
非典事态很猛，又过了几天，北京受灾严重的地区开始逐家逐户地调查核实，发现新增疑是非典的患者立刻送到郊外的医院。物价不断上涨，东西供应紧张，我天天呆在房间里看电视新闻，出外的人不断把北京城区的消息反馈给我。地铁和车站上没有多少人了，某超市里的纯净水和方便食品被{qg}一空了，体温计和防护服重金难购了，还有某名人患病辞世了，某人发现患病后无法接受现实，从21层楼学张国荣的样子坠楼身亡了。有的是真有的是假，听得人心恐慌，不得安宁。北京所有的熟人都联系不上了，抚顺来了好几回电话，母亲非常挂念我，我也担心抚顺那边的情况。看来北京已经变成了一座无法生活的病患城市，虽然各方面在积极对抗积极xx，可对于衣食堪忧生活困窘的我，还有满怀豪情却无力施展的雪峰，{wy}的出路就是——放下手中的计划，暂时离开。
2003年5月，我跟雪峰一行六人，坐着借来的面包车，一路艰险一身疲倦地回到抚顺。路上受到的检查和问询不计其数，我跟雪峰不知道遭了多少罪，毕竟是两个无法行走无法自理生活的残疾人呀，好在一路上有小霞和雪峰爱人在不断说笑话，我和雪峰也有许多跟音乐相关的话题可以讨论，这才算熬到地方了。可是刚从国道进入抚顺边界，我们的车，还有车上的人就给检疫人员扣下了。
又是一番的体检和询问，折腾了好半天，才算安全地回到家中。这还没完，到家伊始，又被迫像关禁闭似地隔离了两个xx，天天向街道汇报情况报告体温，直到半个月后，才终于从紧张和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会看了西藏登山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情景，当时我就想，人什么奇迹都能创造，非典再可怕，也肯定战胜不了人的意志。
我的变化不大，本来就瘦，也不当回事了，毕竟在北京折腾了一年有余，雪峰就不行了，他的体重有一百四五十斤，几个月下来，手边的工作全都放下了，身体和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多斤。我戏称这是一种痛苦健身法，希望以此来缓解内心巨大的失落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日本残疾青年乙武杨匡的自传《五体不满足》，他的顽强与乐观也给了我极大的触动。
抚顺虽然没有人患上非典，城市生活和交通治安等方面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抚顺是个文化相当不发达的地方，做为一个追求理想的xx，呆在抚顺躲清静，身体是安全了，心灵就死掉了。我有自己的事业，我在北京还有自己的未来，怀揣着xx放弃的信念，怀揣着从零开始的激情，在非典势头刚刚减弱的六月份，我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北京。
夏天过去了，非典也随着酷热难耐的夏季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我也开始重新架构自己的梦想。
这几个月我过得简单又快乐。简单是因为物质生活和许多方面都受到制约，我原来的忘我工作也被一日三餐和读书看电视练声取代了。快乐是因为有小霞在身边相陪，我有充足的时间向他讲述我的经历、我的苦难、我的感情、我的梦境，她也有机会教我操作电脑键盘、辅助我学习理财、陪同我去北京的风景名胜转悠、跟我一起品尝她的厨艺。
直到03年秋天，杨立伟坐着神五飞到外太空，非典的阴影也xxxx，我又陆续接到演出的活了。浪费在非典时期的时间要补回来，消耗在各方面的钱款也得重新筹集。我跟雪峰说到新专辑的事，考虑到市场的整体行情，吸取了上半年的经验教训，雪峰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书，看着预算不低于二十万的明细内容，我只好暂时放下了。
为了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为了尽可能不在细节上出漏洞，我又开始走马灯似地在北京演艺圈里四处找活干。以前的演出多是公益性的赞助，现在呢？只要给钱的，无论什么苛刻条件我都往前冲，有时候，为了一场百十元的友情客串，我也抢着上。其它方面，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包括雇工、房租、煤电水气等方面的支出，能省的全都节省下来。到了2004年春天，我再一次给雪峰打去电话，商议出新专辑的事情。
出新专辑的钱还差许多，答应我的投资商的承诺还一时无法xx，我知道命运已经让我错过了一次机会，我不想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我告诉雪峰，我打算自费出新专辑，不够的地方就向朋友借，等专辑出来后，再用卖专辑的钱偿还大家。
雪峰也为我的精神所感动，他答应放下手边的活，全心为我打造一张个性化的肇恒君版的新专辑。他采用了我的建议，准备用《因为有爱》做为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和主旋律，他在抚顺给我谱曲合成，我则在北京跑录音和制作，当然还不能耽误其它的演出和社会活动，这段时间，忙得我几乎到了心力憔悴的程度。
为了把作品推向市场，我还抽空回抚顺录制了《因为有爱》的单曲MTV,为我拍摄专辑的，就是引导我走向音乐殿堂的焦敏老师。整个单曲做得相当精湛，从音乐到画面，从前景到背景，从整体到局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小霞始终守在我的身边，她用女孩天性中的温情抚慰着我的心。这期间我也遇到过演出上当受骗的事，还有一次次投资商给我的打击，在小霞的悉扶助下，所有的困难都挺了过来。小霞还教会了我如何上网查资料，如何用耳脉聊天，如何用全拼和智能ABC打字，还教会了我发送邮件和简单的排版校对。
2004年底，所有新专辑的曲目都设计成形了，十首原创歌曲的伴奏样带歌词说明，以及雪峰和他学生的试唱也都转到我手，我加班加点地开始试唱和练习，中途还趁着回沈阳演出的机会回了趟抚顺，跟雪峰细细地推敲了一番。
雪峰现场指点了我在声音处理。、气息控制和感情投入方面的不足，我们又对一些细微的地方做了改动，同时也对新专辑出版发行过程中的种种未知的前景做了预想。
计划是我在北京找专业的录音棚，请专业的音乐人做整体合成，当然，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必须舍得花钱去找纯专业的录音棚。有哪方面的问题再及时跟雪峰讨教。
北京已是天寒地冻的腊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跟天津的一家叫北洋的唱片公司签了约，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我又多方拖关系走后门，才联系到北京一家收费较低、但是录音技术{jd1}{yl}的毛豆录音棚。因为其它原因，录音过程并不顺利，拖拖拉拉地持续到05年初，等到05年二三月份，我把十首歌曲特快专递到了抚顺。我在信里说了自己的想法，我打算五一期间能把新专辑做出来，但我对其中的三首歌曲感觉不太满意，现在档期已过，钱款不足，而且投资方的钱时时没有到位，若重新录音，恐怕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想征求雪峰的意见。
雪峰认真地听了我的录音，总体感觉跟我一样，他的身体也不太好，最近又接了抚顺电视台的活儿，根本离不开抚顺。考虑到为出这张专辑所付出的前期努力，我毫不犹豫地告诉雪峰，我要回到抚顺，我要在他的录音棚里完成专辑的全部内容。尽管雪峰的录音条件跟北京天意的有些差距，但有这样一位随时可以指点我纠正我的老师，这个条件是哪儿也找不到的。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或多或少地亏欠了许多人情，由于我行动不便，由于我精力有限，许多我应该做的我没有做到，许多我承诺过的也没有xx，许多帮助过我资助过我的朋友，我们也缺少了联系和往来。许多寄希望于我的投资者，我也没能让他们收回投资。在许多不了解我生活现状和实际困难的人眼里，我可能是个光有理想而没有为理想付出献身精神的残疾xx，为了赢得他们对我的理解和信任，即使砸锅卖铁，即使一败涂地，即使名誉扫地，我也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自费也好，我一定要出这张专辑。
临回抚顺前，我特意跟小霞去了趟八大处公园，在她与我如影随行的日子里，更多的是跟我跑演出走台子，能体验一番春风拂面的心境，对长期奔波中的我和终日劳累中的她，也是一次浪漫的度假。我忽然发现，平时严肃安静的小霞，这会也焕发出一种女孩子春天般的朝气，在她和小陈推着我的轮椅一步一步走在公园的山坡上时，我禁不住放飞思绪，感慨万千，我深情地对小霞说：“谢谢你小霞，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成，你就是我的偶像”。
小霞嫣然一笑，甜甜地说：“谁让我是你的恋人呢？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缘分吧”？
我们在公园里遇到了另外一对残疾朋友，他们是一对盲人夫妇，相互掺扶着行进在一个旅游团队中。他们的年纪看上去有五六十岁了，可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笑着，用手触摸着冰冷的石头和坚硬的栏杆。我跟小霞都羡慕地瞧着他们，我悄悄贴着小霞的耳朵问：“要是有{yt}我又不能走了又不能唱了，你怎么办呢”？
“我知道你一直能唱下去，我会做一个永远的听友。”小霞说着说着，突然就流下了一滴泪水。她极少流泪，顽强而倔强的她很少在我面前表露出她的脆弱和痛苦。我忽然觉得这样的问话是很伤人的，每回惹她生气时，我都会唱歌给她听，只要我的歌声一起，她就会恢复她的笑脸。我认真地说：“我给你唱首歌吧，唱什么你来点播好不”？
小霞迟疑了一下，她向远方的天空眺望了几眼，然后对我说：“好吧，你就唱一首《雨天》吧，我{dy}次在电波里听到的就是这首歌”。说来奇怪，刚才还春光明媚呢，现在远方的天空居然有些阴霾了，莫非是我的话无意间说中了什么？我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注意，轻声地唱起来，我知道这时身边的许多人都能听到，可我心里明白，这世间只有小霞一个人能听懂这歌的含意：
突然想起你
在一个雨天
天空堆满厚厚的想念
点上一根烟
浪费点时间
把寂寞烧成一段一段
去年的秋天
分手的简单
只留下回忆纠缠难断
远去的雨伞
伞下的少年
又说起从前的誓言
喔喔相爱是一个晴天
离别只一声再见
回忆总象个雨天
想念是窗外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