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乒乓球的民族情感值得珍重，但也必须审视

乒乓球是什么？

它是一项1988年才正式进入奥运会的体育比赛；它是一种以赛璐珞为原料、直径 40毫米的运动器材；它是英国人无聊时搞出的休闲活动。

不过在当代中国，它被奉为“国球”；它是政治，它是历史，它是民族情感，它是国家利益。它是狂热，它是压抑，它是豪迈，它是哀伤，它可以是你想象得到或想象不到的一切。

大约在清朝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前后，上海四马路（今福建路）大新街一家文具店的店主王道平东渡日本，希望选购一些比较新颖的文具用品。日本人的一场乒乓球比赛吸引了王老板，于是，几只乒乓球及其他乒乓球器材被带回上海。这种小巧的赛璐珞为原料的小球，竟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xx神奇的旅程。

1961年4月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夺得三项{gj}，霸气初显。如果说两年前容国团首获世界{gj}，是对中国乒乓大潮的预热，这一次在北京的大捷，彻底把一个东方大国对小小银球的巨大热情推向沸点。

“在北京，走到任何一个胡同里，都能看到有人在打乒乓球，有的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球台’蹲着打，有的拿着木板球拍对着墙打。”当时的国手张燮林被这样的举国乒乓的场景感染着。

在北京大学的阶梯教室里，通常是几百名学生围着一台十多英寸的黑白电视，收看比赛转播。年轻的叶永烈也身在其中，“除了前排的少数人，我们在后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声音，被那种气氛感染，非常激动。”

在中南海，xxx也通过电视转播xx着比赛。

1961年，正是红色中国最困难的时期，经济的极度困顿难免让人心生迷茫，对于年轻国家共和国的领导人而言，太需要为民众找到一支强心剂了。世乒赛恰逢其时，于是成为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中国球员连战连捷，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对辉煌的胜利大加渲染，民众随之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容国团{dy}次夺得世界{gj}，到26届的辉煌，老百姓确实增强了信心和自豪感，人们觉得既然乒乓球能行，其他方面中国也一定能行。那时候不是总提‘超英赶美’嘛，乒乓球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张燮林回忆起那个激情澎湃的年月。

此前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乒乓球在中国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运动。仅仅是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和广东，才容易看到一些乒乓球桌以及周遭痴迷的参与者。在张燮林所在的嘉定小学，只有一张球台，胜者坐庄，打上一盘球都是很xx的事情，而且必须三年级以上才有资格参加。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也留下过xxx等人打乒乓球的记录，但那也是艰苦条件下偶尔为之的健身，乒乓球并未获得什么特殊礼遇。

除了要感谢“我英雄的乒乓健儿”的激励，还要感谢缘分，接触到乒乓球的国人发现，这是一项如此适合自己的运动，场地和成本要求都极低。哪怕仅仅付出一只乒乓球的花消，低至几分钱，就可以部分地获得这项运动的快乐。张燮林少年时的球拍，就取自家里相框后面的“三合板”，并随便贴一块胶皮。身处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没有什么球类运动能把门槛降到如此之低，轻易满足了中国人的参与热情。

1961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游行仪式，当数以千计的表演者穿着统一的服装，列着整齐的方阵，人手一只乒乓球拍，集体做着各种击球姿势走过天安门城楼，无限的革命豪情再次占据了人民的内心。

无论乒乓球激发的民族亢奋是否带有虚妄的成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在那个生活极度艰苦的年代，它适时地给过一个大国及其黎民以精神上的支撑力。

陈伯达曾和作家叶永烈讲过一个小故事：19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xxx要求陈伯达写一篇关于共产国际的文章，特意嘱咐要写成“张燮林式的”，而非“庄则栋式的”。平时不甚关心乒乓球的陈伯达听得一头雾水，回去赶紧补课，后来大体明白，是要求他别采用咄咄逼人的姿态。

第26届世乒赛的男子团体决赛是在中日之间进行的。据当时的男团主力庄则栋讲述，比赛开始前，他被一位老首长悄悄拉到一间屋子里。老首长把门反锁上，问庄则栋：“今天晚上的对手是谁？”

老首长的诡异言行让庄则栋有些发懵，他只能规规矩矩地回答：“日本队。”

这时，老首长做出一个更让人诧异的举动——他把裤子褪到大腿处，示意庄则栋看他臀部的伤疤：“这都是抗战时小日本给我留下的，”接着，他的语气像是在发出一道不容有失的死令，“小庄，你要给我xx！”

这事出现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丝毫也不奇怪。体育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多么时髦的提法，上至{gjldr}，下至黎民百姓，在多数人的理解里，体育不仅仅是体育——甚至根本就不是体育本身——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1964年，男队的徐寅生被请到女队去做报告，题目是“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翌年年初，这份讲话稿经体委主任贺龙写下批语后，来到了xxx的案头。xxx阅后，要求广为印发和宣传，其批语是如此富有革命气魄：“……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辨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这一批示，竟然在当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学习活动。当然，学习徐寅生的讲话也只是一个引子，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经久不退的学习xxx思想的浪潮。

在那个年代，能够与“伟大{lx}”见上一面，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至高的荣耀，而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gj}们几乎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常客。据徐寅生回忆，他曾先后四次接受xxx接见，至于时刻关心乒乓球的xxx等领导人，则是每逢大赛出征前都要为球队壮行。

与政治走得太近，注定了乒乓球大悲大喜的命运。

时至今日，黄秀珍老人还居住在北京幸福大街的一栋红砖筒子楼里，楼道阴暗逼仄，仿佛历史的苍凉触手可及。1968年6月20日晚上，她当时的丈夫容国团正是从这里走出，就此诀别他所热爱的世界。

1966年，“xx”开始，体育系统自然也不能幸免。训练和比赛全部瘫痪，徐寅生回忆说，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令人目眩的红袖标。在中国乒乓球界，{gj}球员、{gj}教练们首当其冲地要接受“造反派”的揭批。

在中国{dy}代乒乓国手和教练中，傅其芳、容国团和姜永宁都来自当时乒乓球更为普及的香港，他们为“国球”的崛起做出了特殊贡献，而这段“海外经历”，可以作为宣扬爱国主义的素材，当然也可以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罪状。

1968年4月16日，被隔离审查、时常遭遇皮肉之苦的“特务”傅其芳以一根尼龙绳求得了解脱，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只是在“禁闭室”的桌子上写满了“黑暗黑暗黑暗黑暗……”

1968年春天，中央的《5·12通知》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体育路线，原本已处在“造反派”讨伐漩流中的乒乓球名将们，感受到了更大的屈辱和绝望。

傅其芳死后一个月，时任北京队主教练的姜永宁也不堪屈辱，以同样的方式宣告了对现实的绝望。

作为中国体育的{dy}个世界{gj}，容国团无声地面对着不断的批斗、审查，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想些什么，即使是她的妻子。

容国团生性平和，他的“修正主义罪状”，无非是拿了世界{gj}，平素喜欢喝喝茶，听听音乐。他也曾试图“认识”自己的罪错，领会革命形势，但巨大的屈辱感还是占据了他的内心。

那天深夜，黄秀珍参加完体委的批斗大会，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家，她出去寻找，呼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第二天，有人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养鸭场的歪脖树上发现了容国团僵直的尸体，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我的名誉胜过生命”。或许是对他决绝选择的一个诠释。

至今让黄秀珍想起来仍觉难以接受的是，容国团走得实在太突然，此前毫无征兆。“xx”开始后，他所面对的也只是精神压力而非肉体折磨。6月20日那天晚上，他们还去附近的阿姨家看望了不满两岁的女儿，容国团表情平静，言语简单，一如平常。

直到1979年，容国团等三人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国家体委还在八宝山为其补开了追悼会。“但是，追悼会上的骨灰盒，我知道里面的空的，容国团的骨灰早就没了。”黄秀珍说，容国团离家出走后，她不仅再没见到丈夫，甚至连遗体和骨灰都没有机会接触。

容国团祖籍广东珠海，他诞辰50周年的时候，珠海曾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铜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铜像下的铭文居然未提容国团的死因。

xx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是容国团在香港时的球友，他回忆说，1957年，他们俩商量着离开香港寻求发展，他还劝容国团回内地更有前途，没想到竟因此害了朋友。

“xx”中体育系统“造反派”的论断是这样的：越是成绩好，越是世界{gj}，就越是修正主义，是“黑尖子”。不可避免地，曾集所有荣耀于一身的乒乓球队成为了重灾区。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乒乓球，无论哪一种沉重与痴狂，它都做出了最经典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