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底,王新找到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工作的刘旭,想邀请刘出山,一起干点事。刘旭摔给王新一句话:“40岁以前,只做实验系统,不想搞商品化的软件。”1991年,王新创办了瑞星公司,但这位瑞星公司总经理最终说服刘旭的时间已经是1993年了。在这两年期间,刘事实上充当着瑞星的技术顾问的角色。离开中科院、加盟瑞星,让刘旭成为中国的“程序员五杰”,另外四人分别是吴晓军、鲍岳桥、周志农、朱崇君。瑞星成就刘旭的同时,刘旭也成就了瑞星,凭借刘旭主导研制的杀毒软件与防病毒卡,瑞星在中关村村一度成为与联想、方正齐名的公司。
但这个故事有一个美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美丽的结局。
2003年,加盟瑞星10年之久的刘旭离开了瑞星,当时对外的说法是“刘旭因身体健康问题离开瑞星”。但不久后刘旭就创立了同样从事计算机安全业务的微点公司,再不久后微点与瑞星对簿公堂。
2008年2月17日,媒体的一篇报道更是让王新与刘旭20年的恩怨,放大在聚光灯之下,有关“杀毒业{zd0}丑闻”的说法也随即不胫而走。
一位中关村企业界人士认为,在20年恩怨的曲折剧情之外,王刘故事的典型性更在于其中关村印记。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地方,这样的争斗并不鲜见,从联想的柳倪之争,到方正逼宫,再到四通暗斗……
每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总能在中关村激起波澜,但旋即消沉。一段时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旁观者激情如故。恩怨情仇、巧取豪夺、刀光剑影、浪漫与血腥、勾心斗角……中关村的江湖本色不时闪现。
正如奇虎网CEO周鸿祎所言:“中国硅谷”缺乏的恰恰是硅谷对创新的保护以及对契约的尊重,“(中关村)村民们只有弥补这些短板,中关村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硅谷”。
20年恩怨
事实上,微点与瑞星之间的明争暗斗,自从刘旭离开瑞星时就埋下了种子。2003年3月5日,瑞星宣布刘旭离职,随后瑞星宣布裁掉整个系统集成部门以及销售部门约20名员工。当时,瑞星销售部的总人员也就在60人左右。
刘旭离开瑞星时仍然是瑞星的第二大股东,约持股30%,王新持股则超过60%。
2005年,刘旭创立微点公司,上述被裁掉员工多追随刘旭,加盟微点,其中包括曾任瑞星副总裁的田亚葵,以及马斌、熊不文等。
微点公司的主推产品为“主动防御病毒软件”。但就在2005年底,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当事方正是刘旭创办的微点公司。
警方称微点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多种病毒,致使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按照网络安全监管规定,商业公司或个人在没有主管机构的许可下,不能下载病毒样本进行测试。
微点公司副总裁田亚葵因此被警方关押。2007年11月,田亚葵在被羁押11个月和取保候审12个月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田亚葵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与此同时,微点公司也没有停下脚步,其产品“主动防御软件”获准向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办理产品上市销售前的检测手续,并在“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过去两年半后,即2008年2月,获得销售许可证。
但这还不是“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的全部。2008年2月17日,一篇媒体报道将矛头直指瑞星,称其与原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等人官商勾结,制造了这起假案。
对此,瑞星在2月19日发布公告认为,刘旭曾是瑞星的主要股东与高管,其开发销售“主动防御软件”,违反同业禁止与保密条款协定。该公告还称:刘旭从瑞星离开时,窃取了瑞星公司交换病毒库密钥,伤害了瑞星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此后,微点公司又发布声明称:从相关部门获悉,制xxxx案的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干警张鹏云、齐坤和瑞星公司副总经理赵四章已经被北京市检察院正式批捕。
至此,围绕着瑞星和微点、王新和刘旭,恩怨之门面向公众不断开启。
未了局
2月25日,微点副总裁田亚葵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不清楚案件细节。他同时表示,微点公司正常运转,其产品“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目前可以通过微点网站以及连邦等渠道购买。
瑞星副总裁毛一丁则表示,其正在澳大利亚休假,不太清楚案件进展情况。他建议记者去公安局和检察院等部门求证。
很显然,“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的全部真相还有待有关部门做出最终的结论。但相关当事人夹杂其中的恩怨情仇却不难追溯。
据记者了解,加盟瑞星后,刘旭花了2周时间,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详细的整体设计,找了一个博士生编程,很快做出了产品。
这款产品的成功出乎刘旭与王新的意料。1993年4月,瑞星防病毒卡一个月就销了一万套,瑞星成为国内防病毒卡市场的No。1,华星则被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据知情人士介绍,就在瑞星走向成功之际,其在王新的主导下展开多元化,拿着防病毒卡赚来的钱四处投资。而这段时间,杀毒软件异军突起,防病毒卡却成为过时的产品。至1997年,瑞星的市场份额收缩至不足1%,市场老大的地位被江民科技取代。
刘旭早在1993年就看到了杀毒产品软件化的问题。面对失利,瑞星开始重组。最终,瑞星决定由刘旭出任总经理;王新任董事长,但在公司决策上只担任顾问角色。
刘主导瑞星实施新政,聚焦杀毒软件市场。到了1999年,瑞星开始夺回部分市场份额。同时,瑞星将公司产权股份化、法律化,解决企业遗留的利益问题、地位问题和心态问题,当时确定王新占股约60%、刘旭约30%。
1999年,瑞星重新占据反病毒领域的主导位置。
2003年,离开瑞星后,烟不离手的刘旭有一段时间常把自己封闭起来,回忆瑞星岁月。那是一段有过风雨,更多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其间,中关村的企业有的合了,有的散了。
阳光没有灿烂到永远。中关村这对曾经的{zj0}合作伙伴最终却以鱼死网破的方式收场。
中关村式生存
忙于赚钱的中关村人喜欢讲英雄故事,早年讲万润南、金燕静,然后讲柳传志、段永基、王志东,现在则是李彦宏、张朝阳。
但这块崇拜英雄的地方,不仅有荡气回肠的英雄xx,也总有快意恩仇的豪气,以及心悸气短的悲情脚本。
熟悉中关村的人士认为,王星与刘旭代表了中关村的两类人。
王新是中关村成长的亲历者。1985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的王新22岁。那时候“两通两海”业已建立,王新身边的人开始上中关村“淘金”。王新随即也抛却了“想通过考中戏,当导演,跳出中关村”的路径,进了联想工程部。
1988年,他辞去联想的工作,“冲上了街”。一年之后,王新邂逅坚称“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的刘旭。
与从大学院所来到中关村的“街上”,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也来到“街上”的王新相比,刘旭代表的则是,从大学院所出来,但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仍在“院里的人”。
不管是哪一类人,大浪淘沙,既有胜出者,也有失败之人。前者包括联想的柳传志、四通的万润南、信通的金燕静、科海的陈庆振等。那时候,村里的生存环境与今天截然不同,联想、四通等都遵循“一柜台、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的发展脉胳,他们没有现在的风投机制,也贷不来款,他们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他们摸着石头,找到了各自的赚钱、生存方式。
中关村还有第三类人,那就是周边失地的农民,他们也在街上办起了企业,并构成了“电子一条街”最初的主体。
上述中关村人士对记者表示,在中关村的大舞台上,农民企业家成为最早的出局者,但他们的“精明、坚韧、草根、不计手段、不重契约、不重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关村印记却流传了下来。
尤其是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他们需要解决做大做强的问题,而此时那些所谓的“中关村印记”就开始发酵。不断有博弈上演,其中包括柳倪之争、方正逼宫等。
时至今天,这种博弈仍在继续,只是版本升级,其表现更为丰富,当然也包括王新与刘旭的版本。
如今漫步中关村,这里有买盗版光盘的妇女、发小广告的民工、附近高校来这儿浪荡的学生、中央广场有来休闲的市民,就在你不经意间,李彦宏、马化腾、曹国伟、冯军、俞敏洪也许就会从身边走过。
25年过去了,中关村发生了许多变化,人群更复杂,层次感更丰富,但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的梦想,却并没有成为现实。
“对创新的尊重,对契约的尊重,对商业伦理的尊重,仍然缺失或不足够,这正在制约中关村的发展。”上述中关村人士说。
文/《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