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转椅的诉说（外一篇）
张成起

一
    那还是1992年的春天。
    省委的一纸调令，为我大学毕业后24年的塞外生活仓促地画了一个句号。当我匆匆告别山城，提着简单的行囊走进廊坊市委为我准备的那间办公室时，我倒没觉得有几多陌生。当时十余名市委常委全部集中在市委机关大院内的两排平房中办公。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和我在张家口地委工作时的大体也差不多，无非是一桌，一椅，两个暖水瓶，一部电话机，一套简易沙发，一组书柜而已。那时办公室里不仅没有微机，没有电视，没有空调，甚至连电扇也没有。{wy}和我在张家口地委工作时不同的，是在我办公桌的对面，放着一把木架皮面转椅。
    一开始，我对这把转椅倒没多大在意。我想这倒也正常：无非是为了平时与自己的同僚或下属来办公室谈工作方便———这样既可以面对面，算是“当面锣对面鼓”，同时，也少了一种令人讨厌的居高临下的感觉。时间长了，闲来无事间，我对天天伴我的这把转椅便有了几分仔细端详：依它面目的沧桑似乎可以断定，它已经有年月了———木制的框架虽还算牢靠，但漆皮已斑驳脱落；座面的牛皮已皲裂如龟，开口处已露出包裹棕榈的粗粗麻布；人坐上去稍一转动，连接椅脚和椅面的转轴处便发出不堪负重似的吱吱呀呀的xx，听起来颇让人觉得有几分痛苦心烦。我想，就算是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坚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也不在这一把转椅上。况且这把转椅也不是为我自己坐而准备的，于是，我下决心把它换掉。
    {yt}早晨上班后，抓紧时间处理完几件紧急公文后，我叫来了秘书长和办公室管后勤的同志，明确地交代了我的意图。他俩听完后相视一笑，双手一摊，面露难色。我莫名其妙。
    “我看这么办吧，张同志，”秘书长开口道———廊坊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多年来继承了{lx}当年倡导的“党内一律称同志”的教导，一般场合当面不称职务官衔，反倒使人感到亲切了许多。“在你到任之前，我们实际上早已想过是不是把它换掉。但考虑再三，还是把它留了下来。我们先说一说这把转椅的来历。至于换与不换，这是很简单的事，就听你一句话了……”
    原来这把转椅是有来历和来头的。循历史沿革，廊坊地区行政公署的前身是天津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河北省成立革委会并把省会由天津迁往石家庄后，天津成了直辖市，同时撤销了天津地区行署，设廊坊行署，办公地点由天津迁往廊坊。1989年3月，廊坊地区行署撤销，改设廊坊市。当年的天津地委和行署共有两把一模一样的这种转椅：一把是当年的地委书记刘青山坐过的，而另一把则是行署专员张子善坐过的。当初廊坊行署搬离天津时，只拿回来一把，另一把则被天津市留下了。至于眼前的这把转椅到底是刘青山的还是张子善的，这倒说不太清了。
    “喔———刘青山？张子善？新中国{dy}大案？原来如此！”这实在出乎预料，我不禁大吃一惊！我立即意识到，这把破旧不堪的转椅已具备相当的文物价值。把它摆在我办公桌对面看似有碍观瞻，但它犹如一座警示碑，天天直面，催人自省，可收警钟长鸣之效。我连忙摆手，示意这把看似有碍室容的旧转椅无论如何是不能换掉的了。

二
　　翻开沉重的历史档案，屈指盘算，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92年的43年间，我是继刘青山、张子善相继担任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后的第十三任书记。我调廊坊任职前，这个市我仅仅到过一次。对廊坊的印象，除了上中学时历史课上讲过的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捷”外，其余知之甚少。所以，接奉调令时也并没有意识到什么。而这把漆面斑驳脱落、皮座皲裂如龟的转椅，却把我带进了那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隧道……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直到6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不得不深深佩服伟大政治家的英明预见。xxx主席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振聋发聩的忠告尚余音未散，1952年2月10日，时任天津地委书记（捕前刚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不足一个月）的刘青山和天津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子善，便以“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的罪名，在当时河北省省会保定东关大广场的万人大会上，被推上了断头台。两声结束号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dy}大案要犯的两位高官罪恶的清脆枪声震惊中外。事过多年后有人戏说，当年的两声枪响管了20年———此后的近20年，共产党的高官中经济犯罪发案率极低。我想这似乎倒也不是毫无道理。
　　据历史档案资料记载：经省政府“刘张专案调查处理委员会”查明，司法机关认定，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刘青山伙同张子善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为名，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设费，骗取国家银行xx合计171.6亿元（注：人民币旧币）。今天讲起当时惊动中央的这起新中国{dy}大案，一些人认为，不就是才合今天的170多万元么？放到今天至于枪毙吗？此论我不敢苟同。且不说这个数目按当时的市价，可购得小米2000余万斤，白布800余万尺，仅就性质来说，当时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天津地区地处九河下梢，水患连连，民不聊生，而他们盗窃贪污的恰恰是饿着肚皮冒着严寒治理海河的民工的口粮，是中央下拨给老百姓当年的救命钱！
　　实际上，问题的性质和意义还远不止此。事后，xxx主席谈到这起“钦定”的案件时讲过一段话：“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刘青山、张子善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呀！问题若是成了堆，就积重难返了啊！！崇祯是个好皇帝，可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搞腐败那一套，我xxx就割谁的脑袋！我xxx要搞腐败，人民就割我xxx的脑袋！”
　　一个官员的生死悬于某一个人的御笔一点，这话放到强调健全民主法制的今天，听起来也许似乎有些“人治”甚至专权的味道。但我们又不得不佩服一代伟人的深谋远虑。也不得不佩服为了来之不易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敢于亮出旗帜并把自己摆进去的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勇气。
　　在谈到时下的腐败之风时，一些人总觉得已是积重难返，痼疾难医。一些人总把腐败的产生归咎于经济转型时期民主的不充分和法制的不健全，这倒也不全无道理。但我又想，假设真的有那么{yt}，民主得以充分发扬了，法制也健全了，腐败问题是否也就不除自灭了呢？恐怕未必！制度是重要的，或曰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又{jd1}不是{wn}的。制度由人来制定，又是靠人来执行的。“治国就是治吏”。没有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一切将无从谈起。假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能管好自己，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敢于亮剑，既带头管住自己，又能管好自己的责任区，再大的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

三
    刘青山、张子善当年都是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战争年代，枪林弹雨，舍生忘死，是人民仰慕的历史功臣。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倒在了人民正义的枪口下，也着实令人扼腕顿足。从当时中央对刘、张二人作出的“子弹不打头部，射后心；妥善安葬，棺木公费购置；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的四条指示中，我们也品咂出了当时决策者“斩马谡”时的挥泪无奈。
    当年刘青山参加1932年冀中的“高蠡暴动”被捕时，刚刚16岁。他和被捕的另18位暴动骨干分子被绑缚刑场，头已经被刽子手按在了国民党的铡刀下。侥幸的是，前18位血染刑场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后，当时刑场负责行刑的一位敌团副左看右看，觉得他还是个娃娃，以为抓错了人，一脚把他从铡刀下踢了出来，命令属下给他“松捆玩儿蛋去”，他这才捡了一条命。
    1942年日寇在冀中平原组织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时任大城、河间两县县委书记的刘青山年仅26岁。日伪曾悬赏1500大洋买他的人头，但他毫无惧色，利用堡垒户和当地群众的掩护，昼伏夜出，冒着随时被买去人头的危险，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积极组织县大队和民兵与日寇周旋。当年他住在河间县的后北曹村（此村地处河间县与大城县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带）赵明利家的时候，是环境最艰苦的阶段。当时，由于日本鬼子在华北平原推行灭绝人性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敌占区老百姓的生活已困难到了极点。刘青山每天顶多也就是能就着凉开水，勉强吃上三几个粮糠参半的糠菜饼子，甚至连最普通的咸菜条都难得吃上两根。使人想不到的是，当抗战胜利后，时任分区党委书记的刘青山返回北曹村看望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自己的老房东时，赵明利东借西抓地凑了几个钱，跑了十几里路买回了酒菜招待他。午饭敬酒时，原本是佃农出身的刘青山却用筷子指着盘子里的烧鸡说颜色不正，肯定是隔夜的，不能吃。老房东没办法，只好临时托人骑着毛驴又从镇上买回一只新出锅的烧鸡才作罢。送走刘青山，老房东的心像是被人揪了一把似的隐隐作痛。
    全国解放后，刘青山出任天津地委书记。他不仅染上了吸食xx的毒瘾，而且生活上更是食不厌精。数九隆冬，他忽然提出要吃鲜韭菜馅儿水饺。这事放到天天可以吃四季的今天，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要说一个地委书记，就算是平民百姓也算不上什么xx。但按当时北方的条件，在冬季能找到一把新鲜韭菜实在是太难了。而更难的是，他又想吃韭菜味儿，但又怕吃了韭菜后烧心，逼得厨师抓耳挠腮，手足无措。{zh1}的无奈中，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去菜留味儿的“高招儿”：派人专程到北京郊区的四季青菜园买回来韭菜，洗净后掐头去尾，留下中间一小段，然后整根与调好的馅儿一起包在饺子里，把根部的一小截露在包好的饺子外部。饺子煮熟出锅后，趁热再把韭菜从饺子里小心翼翼地拽出来。这样，既在馅儿中保留了韭菜的鲜味儿，又不至于因吃了韭菜烧心。
    一碗鲜韭饺，忙煞几多人。也许在高原吃海鲜、北国吃南菜的今天看来，一只烧鸡，一盘水饺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无所谓的小事，但放在建国初期的历史大背景中看，公仆与人民的距离已经拉开了十万八千里！
    “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难道享受一下不应该吗？”刘青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应该是对本人世界观的{zh0}最直接的注解了。他走进xxx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警示的“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的行列，也就不足为怪了。
    调离廊坊整整11年了。退职闲赋在家，不时想起当年我办公桌对面放着的那把转椅。不过，有时我又笑自己的迂腐：在“官贪百万不为稀、贪至省部不足奇”的今天，杀上一只鸡，猴连眼都不眨一下了，就是在某些人面前再放上十把、百把这种转椅也枉然。
    杀鸡———猴已经不看了，那么杀猴给鸡看，或杀猴给猴看、杀鸡给鸡看行吗？还不行咋办？我茫然。但愿是杞人忧天。

2008年12月于廊坊思过书屋

夜宿蟠龙湖
一
　　炎炎夏日，避暑寻凉。承德市内公务毕，恰逢xx。应在宽城县任要职的故友盛邀，驱车到潘家口水库消暑纳凉。
　　车沿着蜿蜒却并非崎岖的山路驶入库区，一幅巨大的潘家口水库航拍鸟瞰图扑面而至。图上清晰地显示：古老的滦河由北向南，沿燕山峡谷百转千回蜿蜒而下。在宽城与迁西两县交界处的潘家口，被一道高逾百米的钢筋混凝土大坝拦腰斩断。燕山添秀色，高峡出平湖。随着万年滦河古道水位的抬升，于是，蜿如银链的滦河水便有了一副富态的身躯：坝前宽阔的水面碧波荡漾，湖水溢满了滦河古道两侧的条条深沟浅壑，犹如巨大的龙头上生出的一条条金角银须；百里碧水长峡恰似xxxx的柔身，盘绕在青山翠峰间；龙身两侧放射状的一簇簇山涧碧水，犹如云中翻飞不见首尾的神龙巨爪……
　　喔———这大概就是当地人把潘家口水库昵称为“蟠龙湖”的{zh0}、最直观的注脚了。
　　我生在北方，又在塞外山城张家口和塞北坝上高原工作生活了20余年。那一座座千仞壁立、威严逼人的大山，那一堵堵干得令人窒息的黄土高坡，那携沙裹石、遮天蔽日怒吼的黄风，那风中摇曳着的叶疏枝稀、垂头丧气的几棵老树，常常压得我如絮在喉，喘不过气来。走过江南如诗如画的青山碧水，观尽和风、斜雨、小舟、蓑翁的悠闲；赏遍白山黑水间茫茫湿地草甸和莽莽原始森林，享尽蓝天白云下丹鹤悠悠，百鸟xx，碧草如毯，牛羊嬉戏的大自然的原始和谐，我常自叹生不逢地，而且心中不时生出几分”嫉妒”来。
　　车至码头，弃车登舟。伫立船头，极目眺望。远山如黛，湖面如镜。蓝天，白云，夕阳，秀峰，古松，翠柏，长城，楼台……一一倒收水底。那悠闲翱翔的一只只不知名的水鸟，那橹声呀呀的一叶叶渔舟，那如梦如幻的十里画廊，那一丝丝滋肺润喉的空气……“借得漓江添秀色，却疑梦里到江南。”我心中梦呓———这也是塞北么？
　　随着机驳船马达的欢歌，船头激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船尾被犁碎的百里长幅水中仙境飘忽聚散，如梦如幻。轻风拂人面，晚霞挂山头。我的心醉了……

二
　　朋友难拒的盛情，加以当地产的山珍野味和湖中鱼虾为主打菜的丰盛晚餐的诱惑，再佐以当地酿造的高度烧锅老酒，在伴着杯盏叮当的嘁嘁喳喳忙碌的咀嚼声中，很快就量出了我胃容量的极限。
　　带着几分微醺，趔趄走出下榻的湖中小岛上的迷你型宾馆，踏上楼前平台，醉坐在筛碎月光的藤架下石凳上。幽蓝的天穹诡秘莫测，如墨的湖水沉默不语。望着黑黝黝沉睡的群山，眯视湖上忽明忽暗的几点渔火，我脑海中浮现出了晚餐前乘舟驶过的湖面下那依稀可见的喜峰口长城。我不由得心中暗想：当年古人举全国之力修筑的万里长城，是“不叫胡马度阴山”的重要御敌屏障。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想到，若干个世纪后告别烽火狼烟的今天，竟然轻舟能漂过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长城紫塞铁钥喜峰关！
　　没想到这些的起码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
　　明嘉靖年间，闽浙一带沿海屡遭倭寇侵扰，民不聊生。朝廷调戚继光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抵御倭寇。经过“戚家军”十余年的浴血奋战，至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东南沿海倭乱彻底平定。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奉圣命北调，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坐镇蓟州16年。但戚继光永远也不会想到，当年他统兵修建的用于防御北方鞑靼侵扰的古北口到喜峰口这段古长城脚下，350年后又发生了一场国军与当年他在闽浙沿海曾降伏的东洋倭寇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
　　记得上个世纪文化荒漠的那个年代，唱腻了“语录歌”的人们忽然从随处可见的高音喇叭里听到有限开禁的“革命歌曲”中，有一首《大刀进行曲》。于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啊———杀！”的吼声很快便响彻了大江南北。这首革命歌曲有时竟然还成了两派红卫兵“文斗”时相互攻击的武器。那时我还是大学里臂带红袖章的“革命小将”。由于历史知识的浅薄，虽然知道有中国军民的“长城抗战”这一说，但不清楚长城抗战的{dy}枪究竟是谁打响的。当时，我仅从“前面有英勇的子弟兵，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的歌词主观判断，这首《大刀进行曲》不用问，肯定应该是当年我们八路军的歌无疑。一直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认真翻阅了一些史料后，才知道这首耳熟能详一直被我认定的八路军歌曲，竟然是当年打响长城抗战{dy}枪西北军宋哲元属下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军歌！
    1933年1月1日，日寇轻取东三省后，骄横不可一世，开始重兵进攻山海关。1月3日，山海关失守。华北危急！3月4日，日军仅以128人的先头xx，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枉有数万兵在手，连东洋兵的面还没有见着便弃城仓皇逃窜。日军得陇望蜀，重兵很快压向了由古北口至喜峰口的长城一线。只要拿下长城一线，便扼住了华北的咽喉，北平便指日可得了。
　　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其嫡系xx在江西围剿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内”尚未“安”，蒋委员长无论如何是顾不上“攘外”的。但在全国抗日声浪日高的舆论压力下，为了遮人耳目，不得不急调西北军一部开赴长城一线御敌。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西北军本来就是后娘养的，加之其所属xx中，有不少当年“阎冯讨蒋”的前科，以蒋委员长的为人，对此等耿耿于怀之事，他是不会轻易忘怀的。所以当时西北军各部的装备极差。仓促开往长城一线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不是有编无兵，有兵无枪；就是有兵无饷，有枪无弹。所谓有枪，也是除极少量的“三八大盖”外，其余的都是连子弹都早已停止生产的老毛瑟枪、汉阳造和自己造的土枪。真正具备战斗力的武器，充其量是每人背上的大片刀一把，腰中的手榴弹六枚。
　　长城抗战打响了。这是一场冷刀对热炮极不对称的不同时代兵器的交锋，更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长城脚下，在宋哲元将军“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怒吼声中，29军的将士们挥舞大刀，以血肉之躯护卫着象征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精神的万里长城，护卫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尊严。
　　残酷的肉搏战中，喜峰口阵地几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杀至红眼处，身上已两处负伤裹着厚厚绷带的29军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这位有着一米八零魁梧身躯的山东曹州（菏泽）汉子，亲率由所属各团精心挑选的500名壮士，个个手提三尺大刀，腰缠6颗手榴弹，在“你要还是个裤裆里吊着蛋的中国爷儿们，今夜跟我赵某人去日营走一遭！”这一声不是命令而胜似命令的低沉狮吼中，500名壮士如猛虎下山，雪夜勇踏敌营。睡梦中的鬼子兵猝不及防，乱成一团。尽管东洋鬼子们的钢盔下戴了一块护脖子的“屁帘儿”，但仍难抵赵登禹们锋利的大刀。阵地上杀声震天，铿锵荡谷，血浸雪地，鬼哭狼嚎。东洋武士道和中国功夫较量的结果，500余颗鬼子的头被砍瓜切菜般地祭了29军的红飘带大刀。而赵登禹回营后盘点自己手下的弟兄，也仅仅带回了不足20名！一位浑身多处负伤回营的17岁小兵哭骂道：“我操小鬼子他姥姥！妈那个x的，我说我们怎么干不过狗日的小鬼子们———他们都是洋枪洋炮真家伙，我们凭的就是一把大片刀外加一腔热血！”
　　燕山肃立，滦河呜咽。长城不倒，英雄不朽！
　　喜峰口一役，缴获日军坦克11辆，装甲车六辆，毙敌5000余人，日本朝野上下震惊。日本各大报刊登载这一惨败消息时，无不同声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未有之侮辱。”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中将的电报中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大刀杀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和威风。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为中国军人吐气。”国民革命元老何香凝赋诗《大刀赞》：“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伏如猛虎进如猱，十步之内敌休逃。利用所长弃所短，步人后尘岂俊髦。警尔扶桑木履儿，再来刀下情不饶。”于是，便有了时居上海的一位文艺爱好者麦新（孙培元）激情谱写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这首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歌。
　　喜峰口长城默沉于潘家口水库库底已近30年。我不知道75年前长城抗战中那些血溅长城、以身殉国的29军的将士们，在抗战胜利63年后的今天，是已在千顷碧波下的长城脚下含笑九泉，还是仍在挥舞大刀与阴魂不散的日本鬼子在水下继续捉对厮杀？
　　壮哉———赵登禹将军不朽！
　　敬礼———二十九军的弟兄浩气长存！
　　　
　　（注：赵登禹1937年7月率部参加北京南苑抗战时，不幸身负重伤，以身殉国，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

三
　　据民间传说，喜峰口———实为“喜逢口”是也。这一带远古乃荒漠之地。某朝某代，一位耄耋老父远涉千里，寻找塞外戍边多年不归的独子。父子在此相逢，喜极，泣笑相拥而死，双双葬于松亭关旁的龙头山上。至今山上的一双土丘仍存。元代大学士许有任曾有诗记述此事。诗曰：“……长成与国远负戈，一去不返当如何……白头郎罢与影俱，岂惮山川千万里。天叫此地喜相逢，父曰从天坠吾子……”于是此处便有了后来的“喜逢口”之称谓。至于昔日的喜“逢”口变成今天的喜“峰”口，则是明代修筑长城后，因此处地势险要，在此设关派重兵驻守以后的事了。
　　据史料载：今喜峰口一带，辽国设“滦河县”，辖今迁西北部及长城外库区一带。现当地居民的远祖，大都是辽代时的移民。辽国攻占今迁安、迁西一带后，把从中原安喜县（今定州一带）俘获的百姓安置在此，仍定名为“安喜县”。金灭辽，其疆域已扩至南抵淮河。为了避免与原定州安喜县重名，于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下诏，将安喜县更名为“迁安县”。意为此处居民原迁自安喜县，以此为记；又意为外民迁至此地，要安分为民，安居乐业。
　　他们的祖先万万没有想到，时过800余年后，几十代人子承父业历尽艰辛建造的美好家园，将因修建潘家口水库而葬身水底；他们的子孙后代面临的是又一次别无选择、无可奈何的移民迁徙。
　　修建潘家口水库，除在施工期间百余名工程兵战士的牺牲，国家花掉工程款十几亿元，其他代价{zd0}的莫过于库区群众的搬迁了。据相关资料显示，设计库容为29.3亿立方米的潘家口水库蓄水后，淹没面积达74平方公里，涉及承德、唐山两市四县近50个村庄。其中仅一个人口20余万的宽城县，搬迁即达23000余人，超过了全县人口的10%！
　　搬迁无商量———水库毫无商量地淹没了世代居住的房屋和赖以生存的土地，生路已绝，不迁奈何？补偿有标准———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当年许多移民是发扬“龙江”精神，几乎是无偿搬迁的。一直到1999年，潘家口水库库区二次搬迁移民个人领到手的补助款也仅仅不过一万元。这在当今大城市还不够买一平方米的住宅。就是这区区一万元，其中还包了拆迁、运输、临时房租、建房、生活补贴等多项费用。
    实际上，移民搬迁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世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乡土情结也许是世界上独有的。他们终日站在山坡下的水边，眼巴巴地望着水库的水面天天在上升，他们沉重的脚步随着水面的上升在半步半步地后移———昨天，他们在河滩亲手开垦的稻田没有了；今天，他们山脚下那年年果实累累的果园没有了；明天，他们砌在山坡上的猪圈羊舍没有了；后天，他们世代居住的房屋没有了；再后天，连祖宗的坟茔也没有了……于是他们会面对这一汪无情水号啕大哭，空荡的山谷回声一片……
　　他们在官员或新闻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会满脸含笑说着不久前刚刚学会的“顾全大局”的话，回头却把一把鼻涕和泪悄悄地抹在了门板上。在他们搬迁的行装里，祖辈生活在滦河边的人，要捡上几颗河卵石塞入行囊，而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又往往冒“毁坏历史文物”之大不韪，趁夜色偷偷搬上一块重达25斤重的长城古砖。老年人在反复叮嘱自己的儿女们：等我哪{yt}客死他乡，你们一定要把这块砖或河卵石埋在我身边。这样，我就会魂归故土，回到咱们的长城下，回到咱们的滦河边……
　　尽管各级政府已尽了{zd0}的努力，尽管接受安置移民的地区也作出了巨大牺牲，尽管绝大多数迁入地的生活生产条件并不比原居住地差，有的甚至好得多，但几年后还是有一些搬迁户又悄悄地潜回了原居住地四面已被水隔离的孤岛山头上。他们宁可铺地盖天，也愿意喝一口滦河的水，听一听浓郁的乡音。他们总觉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有个狗窝。他们在迁入地所遇到的习俗差异的困扰，感受到的当地一些人因接收移民人均耕地减少而飞来的白眼和泼来的冷漠，是少有人知的。他们在口口声声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当地村民的照顾帮助的背后，是家中有女被逼必嫁当地人———否则，你就甭想在当地站住脚；有男却很难在当地讨到老婆———因为你是外乡人……
　　当我向在县里任职的朋友问及当年库民搬迁工作的难度时，他欲言又止，只是给我讲了一件小事：不要再说当年吧———宽城县自潘家口水库开工建设的那天起，就设立了水库移民迁建办公室。一直到2002年县级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压缩编制，这个办公室不仅没有敢压缩掉，反而增加到23个正式编制。目前在县直已属于人数多得数得着的大单位，而且至今他们还是终日忙得不可开交，移民上访不断……
　　夜色渐浓。大半圆的上弦月不知何时已挪上了西山顶。清爽的夜风已把我的酒吹醒了大半。我心中默默地想：潘家口水库建成蓄水了；45万千瓦的水电机组也早已并网发电了；滦河下游的千年水患解除了；坝外100万亩农田的灌溉条件改善了；引滦入津的明渠暗道通水了……当大城市里的人们告别水管断流和水质苦涩烦恼的时候，当大股的清水毫不吝啬地洒向街头草坪花坛美化城市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些背井离乡的水库移民？是否还记得今天燕山深处终年为守护青山、送出绿水而默默奉献的人们?难道不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2008年7月于廊坊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