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洪迪 

    “背上药箱去行医，脱下鞋子还劳动”，这是对当年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赤脚医生们跋山涉水、走村串巷，为乡亲们救死扶伤，医治病痛，用一种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广大农村群众的健康，温暖着几代乡村人的心，成为珍藏在人们心底的美好记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赤脚医生们走村串巷，为乡亲们提供医疗服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赤脚医生的故事还被搬上电影荧幕，图为影片《春苗》招贴画。

    “为解决农民看病难，‘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赤脚医生”诞生于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广大农村条件差、xx贫乏、医疗器械紧缺，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农民们一旦患病xx依靠县卫生院，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xx。为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1965年，xxx同志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应时而生。
    龙湾籍医学教授徐上浩说：“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创举，主要任务是降低农村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在乡村，选拔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或乡镇医院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赤脚医生属于‘半农半医’，还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赤脚下地干活。”
    采访中，笔者看到许多赤脚医生还保存着当年的培训手册——《赤脚医生手册》，书中收录了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病症(包括几年前令全世界为之恐慌的SARS)，而且给出简单有效的诊断与施治方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作为当时全国合作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主力军，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就是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曾从事11年赤脚医生工作的海滨街道沙南村姜其福，向笔者作了一番描述：“根据一个村配备1—2名医生计算，估计当时在龙湾区（永强、状蒲、海城片）至少就有300多名赤脚医生。60年代，他们身背药箱，手提开水瓶，送药到手，看服到肚；70年代，查治血吸虫病，与病人同吃同住，送药到口；80年代，预防接种、填卡证、上报传染病调查、改水改厕……农村的群防运动如各种虫病普查，四苗六病，疟病，造册上卡等，都有赤脚医生作出的贡献。”
   “赤脚医生”这个涵盖了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zd0}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在新中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建立、健全的。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赤脚医生有的已经去世，大多数花白头发了，他们依然扎根农村、服务农民。
“只要有病情，再迟我们也要背上药箱赶过去”
    金秋九月，我们采访了永中街道73岁的赤脚医生姜凤菊。三次拜访才找到姜医师，她温和慈善地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从医经历：“当赤脚医生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宁村所一位乡村医生。我18岁就担任村里保健员，19岁出嫁到永中镇南村，也担任妇女主任、保健员、农业技术员。先是当一段时间畜医，后来当赤脚医生。记得1965年12月，参加了当时永强区{dy}期赤脚医生培训班，30人，来自全区各个村，上课培训老师为永强医院的医生，地点在永中三小，培训一个月后即成为镇南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
    姜凤菊医生回忆，农忙季节，到田地里要随身携带保健箱，夏天带人丹、十滴水；冬备包扎、橡皮膏、止血药等。当时主要负责镇南和沧河两个自然村的14个生产队的群众医护工作。从北头桥到中央汇，经常巡回。每日雄鸡叫就起床忙碌了，忙到夜里十二点已成家常便饭。不管下雨还是下雪，夜里一旦有人肚疼头疼，就要赶过去，尤其半夜一二点钟，拿一盏手电筒，一个人走在寂静的乡村路上，心里还有点害怕。姜凤菊医生说：“当时对儿童保健也很重视，一年三次打预防针，预防乙脑、流感的出现，村民都说我打针不疼，排队的人数最多。还记得自己怀胎三个月时，有时累极了，想找个座位坐一坐都是xx。队里记分{yt}记2.5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