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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期云南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以云南省博物馆藏商号“洪盛祥”的两部账册为个案* [转贴 2010-02-27 05: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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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期云南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以云南省博物馆藏商号“洪盛祥”的两部账册为个案

 

吴晓亮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650091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此电子文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提供,与出版的刊物可能略有出入。

 

 

内容提要       20世纪前期,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云南与其毗邻的缅、印、越等英、法殖民地有许多商贸往来。其市场一方面表现出中国步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云南不同于内地市场的地域特色。云南省博物馆藏的“洪盛祥”商号的“榆栈洪盛祥各路往来底簿” 和“仰光洪盛祥各项零星开费底第三册”两部账册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洪盛祥  云南与世界  经济互动

 

一、洪盛祥及其两部账册的基本情况

 

一般人认为,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一个民族聚居且封闭、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实际上,这种认识不够客观。因为很早以前,云南在贝币使用、青铜器形、佛教流布等经济文化等方面就体现出其开放并与世界交往的特点。从市场的角度看,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活跃程度远未被大众所认识。自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日益加剧,中国沿海被迫通商开埠,先后被划为各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这种备受凌辱的剧痛中发生xx,开始了艰难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在中国西南边疆,伴随英法殖民国家对中南半岛各国的侵略及其对云南的渗透和扩张,自1889~1905年蒙自、思茅、河口、腾越和昆明五口开关通商后,云南日益卷入世界市场体系。

“洪盛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一个xx商号。1888年,董绍洪在“洪兴照”“洪兴福”两个商号的基础上创办了“洪盛祥”,并以当时的腾越(今云南腾冲)为总部所在地。其先后在永昌(今云南保山)、下关(今云南大理)、昆明、嘉定、重庆、广州、上海、香港,以及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和地区,如缅甸的仰光、瓦城、腊戌、八莫,如印度的加尔各达、噶伦堡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今天,云南省博物馆藏的“榆栈洪盛祥各路往来底簿”(1907年~1908年)和“仰光洪盛祥各项零星开费底第三册”(1936年)两部账册各自的记录,为后人展现了近代云南经济与世界互动的历史片段。

现仅就笔者的初步了解对两部账册作一介绍:  

1、“榆栈洪盛祥各路往来底簿”,是洪盛祥大理分号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部分账目延至宣统元年(1909))商业往来的原始记录。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原始账簿”。全文皆墨迹手书,封面虽然有文曰“此本记玖拾柒扁(壳不在内)”,但帐册内实际有128页记事。每页分上下两栏,上栏记日期、来款,下栏记日期、所取物货名目和数量(实际为售出的货物)以及银两。具体又记往来商号、商家或个体业主的名称、业务往来的日期、品种、数量和资金等等;涉及近80个商号和商家,70余个个人;涉及丽江、喜洲、鹤庆、宾川、永昌、大同等地区。货币主要以“银××两”、“铜钱××文”记,记录银两金额皆采用苏州码。

从账册记录看,有直接业务往来的商号、商铺有:(宾川)炳泰号、宝裕号、宝兴祥、秉义号、彩春园、从德堂、长发祥、德顺号、德兴祥、德和祥、德美号、德昌和、福庆店、(鞋铺)福顺号、福春店、福春和、福春源、福裕和、福盛号、福和翔、富春斋、富有号、復和号、(丽江)丰和昌、聚源号、建昌和、金轮号、高陞记、(喜洲)復泰兴、(喜洲)和美号、(喜洲)美盛号、(喜洲)美兴号、美盛源、(皮匠)和义号、和春号、鸿盛号、鸿庆源、鸿兴号、鸿泰兴、利济和、茂兴号、仁顺祥、谦泰号、乾元号、荣茂昌、三元号、三茂和、双盛号、泰祥号、天德堂、天福祥、天济祥、天宝当、同兴和、同庆和、万顺号、新华记、熊大顺店、义兴祥、兴顺祥、源盛祥、异香园、永益斋、永庆昌、永兴隆(鼓楼外鞋帽铺)、永兴福、裕昌和、永源裕、裕昌和、元昌和、正兴号、正兴和、芝兰轩、珍茂号、致美号、致中堂等70余家。

其经营业务是批发兼零售,涉及的传统商品有鞋靴、础石、棉毡、火锅、神曲、广针、墨、首饰、天平品珠(平)、二仙品珠、玉镯、铜钮、药(老龙品蓝、xxx)、盐菜、鱼肚、大虾、荔枝等。与近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如花标布、锦花布、追鹿布、白底版布、洋布(分有鸡、鸭、象、虎、钟、人、水渍、破吔等号),有宽剪绒、呢(有灰呢、油绿呢等)、哔叽等毛料,有绫绸、锦缎(有人担、色竹等号)、南缎等;还有纺织品的原材料如白洋纱、干纱;还有一些进口货物如洋伞、洋油、洋虫药、洋头绳、洋火、洋烟;还有膏子(xx)等等。

2、“仰光洪盛祥各项零星开费底第三册”,是一部采用“日记”方式记录缅甸仰光洪盛祥分号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至12月间的63 “零星开支”的原始账册。虽说是“零星开支”,但事实是该账册上既有仰光洪盛祥商号的日常消费,又兼有商号的商务经营。

该帐册中除了日常生活的必要支出如米、炭、柴、煤等,还有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各项支出最为重要的是,该账册中有“公司售磺来款”“公司各开费”“大锡费”“棉花费”“丝费”等记录,说明其超出了日常生活“零星开支”记账的范畴,具有商贸业务记账的特点。

该账册涉及有缅甸、印度等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有中国东南地区的申(今宁波)、宁(今南京)、常(今常州)等地;其所经营的商品有石璜、大锡、棉花、丝、猪毛等,反映出这个商号不仅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市场相关,也与遥远西方殖民国家对世界原料市场的需求相关。该帐册资金记录仍然使用苏州码,结算货币为印缅卢比。

两本账册是我们了解经济全球化早期云南与世界经济互动的一个窗口。


该账册涉及各商号、商家近80个,在各商号或商家的名号前或其后,有的注明了所经营的项目如“(皮匠)和义号”、有的注明该商号所处的地理方位如“源盛祥(住鼓楼外)”;与之交往的个体户也有70多,直接注明姓名如“马春茂”“赵兴乔”等。这些商号与个体都与洪盛祥有业务往来。

在业务往来方面,每个商号、商家或个人名下都具体标明日期和资金往来的数额;但有的商号或商家及个人名下未注明商品品名和数额,似说明双方只存在一种银钱xx关系。

该账册有文字显示出若干商号的账目是由上一年延续下来的,如有的注明××三十三年由三十二年××号“移来”,或曰欠“文银”××钱两,或曰钱两已清等等。

在有的商号或商家名号下或有记账数字,疑是某种代号或有某种含义,如马春茂名字的右侧,仅标注有数字67、赵兴乔名下标有数字68、源盛祥标注“住鼓楼外”并有数字69等(见照片2011),其含义还有待探讨。

 

该账册目录共62项,但在62目“所得税”之后还有“丝费”,故记录总有63项。

二、从“榆栈册”看晚清云南商业与世界经济

 

(一)纺织品交易为大宗说明其与中国市场、世界市场的同步

晚清云南的商贸状况在“榆栈册”中有明显反映,即在洪盛祥诸多商业活动中,资金流动快、交换规模大的商品非纺织品莫属,有国产绸缎、棉布和进口的洋布、哔叽一类。在其大约508批次的销售记录中,有190批次都是这一类生意,占交易批次的37.4%。而且,凡是与洪盛祥发生交易量大、频率高、交易金额多的商户,一定是从事纺织品交易的人。

以下仅举数例以说明:

1、以“喜洲復泰号”为例。它从光绪三十三年6月至三十四年12月,共投入购货资金345.45两。其中绸、缎、罗、棉布、哔叽总开支320.7两,占购货总资金的92.8%。该商号购货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即光绪三十三年购买的都是国产布,至光绪三十四年时购买的哔叽和各色洋布亦即洋货占据{jd1}多数。

2、以“丽江人丰和昌”为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至次年十月,共投入购货资金401.28两,其中纺织品占其交易的大宗,总购绸布31疋,交易银两303.6两,占其交易总额的75.66%。其进货频率较高,仅三十四年的56月,每月分别进货2~3次。

3、以“鸿盛号”为例。鸿盛号是一家向洪盛祥提供鞋子和靴子的商家,但其投入的购货资金总计299.46两,全部用于购买缎、绒、呢、纱等。

4、以回族商人马保山为例。他有时为洪盛祥提供马或骡子,但每次交易一定会购买成批的棉、毛、丝等纺织品,显然是一个颇具实力的个体商。据统计,他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七月间,投入336.88两购买了80疋各类纺织品,除去30疋红棉毡、国产丝织品5疋和7疋土布外,洋布、哔叽、羊绒等进口纺织品共38疋,购买进口纺织品的资金合计180.25两,占交易总金额的53%,显然,进口货是其{sx}。

5、以“喜洲和美号”为例。它全年投入购买物货资金总计493.26两,其中购买纺织品的资金共计442.86两,占购买资金总额的89.78%。由于其记载相对完整,所以从它与洪盛祥的交易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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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统计,光绪三十四年正月至七月间和美号共投入购货资金191.1两,在上述表格中反映出和美号购买绸、布、呢、绒等29疋,交易额为147.7两,占购货总资金的77.3%。而且,和美号用于购买进口纺织品的资金高于购买国产纺织品,占购买纺织品资金的51.8%。在这个表格中,还可以看出国产棉布的平均价格低于进口货。此外,这一时期购买国货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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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统计,在光绪三十四六月至次年宣统元年三月间,和美号与洪盛祥的纺织品交易频繁,几乎月月有记录,有时甚至一个月内有4次交易。

据表1-2,和美号“取”(即购也)走绸布呢等共计39疋,交易额为295.16两,占和美号与洪盛祥总交易额302.16两的97.7%。而且,此期间进口洋布、哔叽共计21疋,数量较前期的13疋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和美号”所购进口纺织品的疋量多,占纺织品交易总量的53.8%,但购货资金总量却低于所购国货资金,仅为纺织品交易总金额的38.98%。

为何各个商号或商家进口纺织品的疋量在增加?为何和美号所购进口纺织品数量增加而资金投入却减少了呢?这些变化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有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棉布已经成为经常占据中国进口洋货{dy}位的商品”,而“榆栈册”的销售纪录显示,进口洋布的价格优势使之成为云南棉布市场中国货的劲敌,洋货成交量在逐渐扩大,说明进口纺织品对对云南市场的进一步渗透。

在与“和美号” 的交易记账和表1-1、表1-2显示,光绪三十三年下半年至三十四年上半年间洋布的销售价格每疋平均为4.8两,但至三十四年六月以后价格下降,每疋的平均价格为3.57两,低于国产布1.23两。由此引发了购买的疋量由前期的13疋增长至21疋。尽管后期投入购买洋货的资金比重不及前期,但对以山地为主、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云南商人而言,货物批次量的增长数,其意义可能比资金投入的增长更能说明问题,即以不多的开支可得到更多的收益。

在洪盛祥与“復泰号”的商业往来记录,我们看到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和十一月有两次交易共6个品名记录,其中五个绸布交易记录中只有一次哔叽交易,也仅有这一次为洋货。但至三十四年的四月至十月,则有十五次交易28个品名记录,其中,购买洋布8次(22疋),哔叽3次(3疋)。仅购买洋货品名的交易记录从上半期的16%上升到下半期的39%;购买洋货的资金从上半期的9两上升到下半期的120.6两,占同期交易总资金(498.25两)的24.20%

 “丰和昌”是一家经营较xx布绸的商号。其交易记录在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前后有明显差别:此前多是购买国产绸缎,进口宽剪绒的记录仅有1条;此后洋布、哔叽的购买量明显增加,共有6条记录,支出126.77两,占同期购买纺织品资金173.62两的73%。

上述所举例以及两个表格所透露的信息是,洋布的价格优势推动了洋布在云南销量的增加。据《贸易报告》言,“价格方面的经济毕竟是中国买主首先考虑的问题,哪怕是几分钱甚至几文钱之差”,更何况云南洪盛祥账册中所反映的有一两上下之差价呢! “榆栈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与中国市场的同步,与世界市场的同步。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4页。

(二)云南棉货市场的区域特色

从上述所引资料看,在中国西南边陲小城里的“榆栈洪盛祥”作为经营棉、毛、丝等纺织品为主的商号,特别是其进口纺织品的经营活动体现了云南与中国、与世界棉货市场的关系。但是,晚清云南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仍然有差异。

晚清云南的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很好的观测点。近代以来,云南棉货贸易中棉纱进口量长期占据{jd1}优势。即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棉布已经成为进口中国{dy}位的洋货时,棉纱在云南进口货中仍然高居{dy}。据文献记载,棉纱、匹头、棉花在云南外贸进口大宗物货中占居{dy}位。其中,“惟棉纱占入口货之xx”。 有数据表明,在1890~1914年短短的20余年间,棉纱进口由1889~1894年的128668担到1910~1914年的532651担,增长四倍多,其棉纱进口量的增长显而易见。而且,在1910年时,棉纱进口值占全省进口总值的56.37%,此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绝大部分年份中,棉纱进口值所占全省进口总值大多在45%以上;191219191921年皆超过60%1921年是进口值{zg}年份,占全省进口总值的64.05%。与棉纱相比较,棉布进口量则是渐次增加,逐渐成为位居第二的进口大宗商品。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历年进口货值均在10万两以上”,但“从年代分布看,20世纪20年代以前,进口棉布所占比值较低,大体保持在2%左右”,远远低于棉纱的进口。又据20世纪初的一则史料记载,当时云南大理“运输入境货以洋纱、木棉、丝、茶、药材为大宗”,在这里,棉纱排在地方市场入境货的xx,从一个侧面证实棉纱进口在云南市场上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相当的时间内,云南外贸市场与中国外贸市场有所不同,棉纱一直占据{dy}位。即使在20世纪初中国外贸市场上棉布进口已经居于{dy}位的时候,云南商埠的棉布进口量仍然极为有限。

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棉纺和棉织技术发展水平差异;二是英国殖民地扩展到中南半岛;三是云南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知道,西方殖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早于中国,而棉纺织业的发展就是其重要标志。以{lx1}于西方国家的英国棉纺织业而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在纺纱、织布两大工序上,“已经完成了发动、传动和加工上的革命性创造发明”,这是英国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但由于英国的机械棉织业技术发展滞后于机械棉纺业技术的发展,所以,英国棉纱销华量及其增长速度必然会超过棉布。这就是说,当西方殖民国家在棉织技术无法超越棉纺技术时,其棉布销华量会低于棉纱;棉纱与棉布销华的时间也会存在时间差。

据学者研究,英国“机器织工迟至1835年才超过手工织工人数”,其机械化既然在英国本土还不能xx排斥手织工人时,“它当然没有力量把棉纱布远涉重洋地送到中国市场来战胜手工棉纺织业”。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棉纱的大量出口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技术是生产力,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市场的发展,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口中国的棉纱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市场上“棉布已经成为经常占据中国进口洋货{dy}位的商品”,其中,美国棉布在中国市场上较英国占据更多市场份额。据学者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进口的粗斜纹布中,美国生产的将近60%,而粗市布中,美国生产的占有85%的{jd1}优势。尽管如此,在云南外贸排行榜上仍然以棉纱为xx。

棉纱进口量一直高居云南进口货榜首与云南地理环境、地处西南边疆、毗邻英法殖民地及其殖民势力向云南的扩张有关。英国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考察中国后说,“中国西部经济的一个特殊现象,是这个地区不合适种植棉花,这也是英国制造业的一个巨大希望所在”。云南不产棉这一地理环境局限以及云南棉纺织业落后的客观事实,使得向云南倾销棉纱、棉布等不惟是英国的巨大希望所在,也是西方各殖民国的巨大希望所在。但英国棉纺与棉织技术水平的差异,很可能就是云南棉纱和棉布进口不平衡、云南进口xx货物与中国市场进口xx货物有明显不同、英美棉布在华销售市场份额不同的一个原因。而云南毗邻英属殖民地缅甸、印度的地缘因素,又使棉纱在云南进口量{dy}成为必然的结果。

再者,洪盛祥的前身是洪兴福,它长期经营滇缅间棉货进口和生丝、土特产出口的业务,在缅甸八莫、瓦城等地皆有分号。在其发展期间,其长期境外贸易的活动区域也主要在英属缅甸。由此推测,尽管中国市场上美、日等国棉布销售走俏,但因洪盛祥与英属滇缅的业务关系,其所经销的当是以英国棉布为主。

能否说,云南棉货市场的区域特色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技术发展水平、产品价格优势有密切联系。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著,黄立思译《扁舟过三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三、从“仰光册”看20世纪30年代的云南与南亚东南亚

 

如果说前所述“榆栈册”表明了世界经济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和国际市场在中国的拓展,那么,“仰光册”则表现出云南商人在南亚东南亚市场的融合与拓展。“仰光洪盛祥各项零星开费底第三册”记录有仰光商号的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又有商号的业务经营,特别是其中“公司售磺来款”“公司各开费”“大锡费”“棉花费”“丝费”等记录是我们考察云南商人与世界经济环境的窗口。

(一)洪盛祥经销中国产品,但结算方式融入了国际货币圈

仰光洪盛祥的商业往来的记账使用的全是印缅卢比,以××盾、××母为记。有资料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滇缅贸易、滇藏贸易常使用这种货币,每年从云南腾冲再次流出的印缅卢比不下80万枚,云南人称之为“小洋”。其银辅币有半卢比“hai”,4安那“qian”和2安那“mu”等。“hai”、“qian”、“mu”都是滇缅傣人对其的称呼。仰光洪盛祥使用印缅卢比结算,国内“小洋”流通,是英国殖民势力在南亚东南亚地区影响的结果。“仰光册”使用印缅卢比反映出其与东南亚市场融合的一面。

(二)石璜在仰光的营销

1、石璜是仰光洪盛祥拓展海外市场的主打产品。在“仰光册”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公司售磺来款”和“公司各开费”的部分,那是洪盛祥以石璜的生产与运销开拓境外市场的真实写照。

账册中所言“磺”或“大磺”即石璜,也写作石黄,是“雄黄”的一种。由于石璜的成分为硫化砒,其含砒之量有时高达60%,可以作为颜料、药用、砒素制造,在医药、建筑和工业上用途广泛,是云南省一种重要的矿物质,在今云南省思茅、保山、大理皆有矿藏。据载,光绪年间石璜的经营是商办官销,产销有限。1909年,官府撤销石璜局,改为商办商销。洪盛祥抓住机遇,在以往对印缅等国商业贸易的基础上,试销大磺一举成功,于1910年成立了“洪盛祥石璜有限公司”。该公司首先垄断了全部产品的外销权,在1919年又垄断了当时下关风仪6个硐厂的石璜开采权。因其有德国人的技术支持,产量大增,工人由1919年以前的100余人1928年时已经增加到600~700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千驮增加到三、四万驮;出口也由二、三千驮增至二万余驮。从“洪盛祥石璜有限公司”成立直到1939年云南省政府将石璜矿收归国有之间,洪盛祥的石璜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地,利润丰厚。20世纪2030年代调查,风仪年产石璜约千吨,在厂价值30/每吨。但远销至英属瓦城后,其利润增长至280/每吨。后又销往西贡、香港,其价值远非昔日可比。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仰光洪盛祥就成为石璜销售境外诸国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仅在“仰光册”的“电费”一项中记录仰光分号拍发各地电报43份,其中,发往腾冲的电报17份,占40%,说明腾冲依然作为公司总部指导全盘。其他的电报分别拍往永(今云南保山)、申(今浙江宁波)、硔、街、戞、瓦(即瓦城,今天缅甸的曼德勒)、印(印度)等地,可以感受到仰光洪盛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济往来。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若一定以电报形式沟通信息,那非重要业务莫属。

“仰光册”的“公司售磺来款” 记录了洪盛祥经销石璜鼎盛时期的历史片段,它是仰光洪盛祥{wy}的入账款项记录。在“公司售磺来款”名目下有民国三十五年元月至十二月共47笔销售大磺的来款记录,每笔皆以“×月×日售大磺×包 来洋×盾×母”记。1936年时,洪盛祥收到并销售大磺共计365包,合银元13496盾及若干母;平均价格为36.98/包。

在该帐册的63个目录中,“公司售磺来款”这项记录显示,洪盛祥每月销售石璜45次,其销售量最多的月份是3月,共有57包,占销售总量的17.5%;其次为2月和11月,分别为47包,各占12.88%。销售量最少的是45两个月,两月相加的销售资金不及2%。依据当地自然条件,其销售量的高低也许与以当地的干湿季节有一定的关系。参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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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盛祥对当地人力资源的吸纳。在“公司各开费”涉及104单,共支出约11 279盾,涉及人力搬运、车船运输、租赁仓库码头和桥费、购买包装袋、电报费等诸多费用,现将单项支出占总支出4%以上项目列出,以便分析。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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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表格中,“人力搬运”指支付“水脚”“苦力”“小工”等费用支出最多,累计高达5860.45盾,占所有支出的51.96%。其中,又以“水脚费”支出{zg},从该年度经营的七单业务记账所反映出的情况是,每一单到货,必产生高额的“水脚费”,低者一次开支154盾(见1224日帐),{zg}的一次可达到1180盾(见512日帐)。“水脚”应当是在码头上的装卸苦力,是石璜运到仰光后将货物搬运上岸,并大批送往仓库的劳动力(从记录看,进入货栈的是小批量石璜,搬运劳力以“进栈小工”“进栈苦力”称之)。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开支,应当能吸纳一定的当地人力资源。在该帐册中,无法判断其使用劳动力的数量,暂以其支付{zd1}的、每次记录“进栈苦力”支出费用11盾作为1个劳力的基本费用,再与上述的{zg}和{zd1}支出相除,推测其使用最少的一次“水脚”不低于14人次,多约110人次。

还有一笔较大的开支是购买包装袋的费用。据记录,1936年洪盛祥共购买“口袋” 3300 只,支出616盾,占总支出的5.46%。这3300只口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石璜进入仰光后还需包装或改装后才能出货,这也是需要大量劳力的。以一人扛一包计算,需要劳力3300人次。

这两项支出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洪盛祥在经销石璜这种重货过程中对当地劳力市场的需求和吸纳。

3、洪盛祥经营方式的多样化。自1910年成立 “洪盛祥石璜有限公司”后,洪盛祥从一个传统单一的商号向产销一体的企业转型。石璜除在云南本土使用,还远销南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仰光册”与“榆栈册”明显不同的是,其业务经销多以“公司售磺来款”“公司各开费”“办事处”等名之,经销过程中经纪人和代销商发挥重要作用。“仰光册”中支付经纪人或兼代销商费用的记录,主要是苏某(帐中有时称老苏,有时称苏)的费用,共计3161.1盾,占总支出的22.75%。该人能量很大,在仰光洪盛祥的石璜销售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支付给他的费用看,他有时是代销商,主要靠销售提成;有时又是经纪人的角色,只提取佣金。洪盛祥贮藏石璜的仓库也由他负责租赁,他经手的货仓租用费,全年为600盾,占总开支的4.3%。这种代销商与经纪人的存在,说明洪盛祥商业经营更加成熟。

在“公司各开费”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开支如货物进港后所需的“驳船”“艇”“派司”“车”等车船运输费,还有需交付当地的“桥租”“门桥船直”、“租码头捐”等费,还有自身业务所需的“开拍印电”“开拍嘎电”等。所有开支涵盖了进入仰光的每一单石璜的经销程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字后面的场景:石璜自云南出口经由海运抵达仰光港口,需用驳船运至码头,再由若干“水脚”“苦力”搬运上岸运上岸,或入仓库货栈存储,或分销各地,说明石璜在当地的销售和转销就是仰光洪盛祥最重要的业务。

(三)南亚东南亚对石璜的需求

石璜之所以在南亚东南亚国家有良好的市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即南亚东南亚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处于北回归线两侧,像中南半岛国家则多在北回归线以南,多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因此气候炎热、潮湿,当地蚊虫较多,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石璜以其特有成分及具有防虫、防潮的功能可以很快进入市场。

19世纪中期,杜文秀在滇西建立了回民起义政权,为了粉碎清廷的经济封锁,杜文秀非常重视滇缅贸易,鼓励当地人民开采石磺,收购后向缅甸统一出口。与此同时,又从缅甸大量购进棉花。石璜与棉花是当时云南与缅甸市场互相交往的重要商品之一。而在缅甸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酷热潮湿,蚊蝇多,石磺特有杀虫、xx作用使之成为缅甸居家的必备之物,可作为墙体材料和涂料。石璜在建筑业中所能发挥的实际功效,成为广大民众日常生活“居住环境”得以改善的重要条件。由此,石璜在南亚东南亚地区拥有良好而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在石璜由官方控制时期,其产量和销量是有限的。

1910年官方撤销了“石璜局”,产销全由商人做主。洪盛祥商号作为长期与缅甸等国有着商业往来的基础和经验,谙熟缅甸等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他们抓住晚清政府改官办商销为商办商销的机遇,充分利用企业运作模式,将生产与销售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需要相结合,将具有防虫、防潮功效的石璜不失时机的大大推向南亚东南亚市场。这一举措不仅适应了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和市场需求,也成就了企业自身的辉煌。

 

 

综而言之,“榆栈册”和“仰光册”两部账册真实记录了洪盛祥自晚清以来的变化:洪盛祥从早期一个较为单一的商号向产销一体的近代化企业转型;其经营区域由国内省境为主转向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其经销商品由洋货渐次增加转向积极出口本土石璜以适应海外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洪盛祥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前期云南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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