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刘庆邦先生的文章写出了一个勤奋、坚忍而又充满定力的劳动者——王安忆。如此缓步徐行的创作，通常体现在长篇作品上——也包括大型的壁画，大规模的雕塑，需要漫长时日的刺绣……等等。只有知道自己要走得很远的人，才会如此沉着。当初，作家柳青写《创业史》，每天只写三百字。再早些，钱锺书先生写《围城》，也是每天三百字。正如本文所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这是不必强求的。但在一切求快，凡事惟恐慢半拍的网络时代，回望一下这样从容勤劳的写作状态，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王安忆说：“我写作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勤奋的劳动。”希望这话不至引起误解。无论是王安忆、刘庆邦，还是钱锺书、柳青，他们都有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有文学才华和创作经验，并且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没有这些，而只是一味勤奋，那还是难以成功的。

　　至少在两个笔记本的{dy}页，我都工工整整抄下了王安忆的同一段话。我把这段话视为王安忆写作的秘诀：“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悬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在她的描述里，我仿佛看到了她伏案写作的身影。后来我在她的一个对话中得到证实。王安忆说：“我写作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勤奋的劳动。”

　　200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七次作代会期间，我和王安忆住在同一个饭店，我到她住的房间找她说话，告辞时，她问我晚上回家不回，要是回家的话，给她捎点稿纸来。她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写东西了，找点稿纸挺难的。我说会上人来人往的这么乱，你难道还要写东西吗？她说给报纸写一点短稿。我说正好我带来着稿纸。我当即跑到楼上，把一本稿纸拿下来，分给她一多半。一本稿纸是一百页，一页有三百个方格，我分给她六七十页，足够她在会议期间写东西了。时间是写作生活的{zd0}依赖，时间的成本是每一个写作者不得不投入的最昂贵的成本。王安忆就是这样抓住时间的。和安忆相比，我就不行。我带了稿纸到会上，也准备写点东西，结果只是做做样子，在会议期间，我一个字都没写。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作家朋友，我又要和人聊天，又要喝酒，喝了酒还要打牌，一打打到凌晨两三点，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写东西！我缺乏必要的定力。而安忆几乎每天都在写作，{yt}都不停止。她写了长的写短的，写了小说写散文、杂文随笔。她不让自己的手空下来，把每天写东西当成一种训练，不写，她会觉得手硬。她在家里写，在会议期间写，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说她在乘坐飞机时照样写东西。对一般旅客来说，在飞机上那么一个悬空的地方，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能看看报看看书就算不错了，可王安忆竟然也能写东西，足见她把时间的缰绳抓得多么紧。

　　有人把作家的创作看得很神秘，王安忆说不，她说作家也是普通人，作家的创作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劳动，日复一日的劳动，大量的劳动，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是一样的道理。她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在我看来，安忆铺展在面前的稿纸就是一块土地，每一个汉字都是一粒种子，她把挑选出来的合适的种子一粒接一粒种到土里去，从春种到夏，从夏种到秋。种子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

　　王安忆自称是一个文学劳动者，同时，她又说她是一个写作的匠人，她的劳动是匠人式的劳动。因为对作品的评论有雕琢和匠气的说法，作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匠人，但王安忆勇于承认。她认为艺术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千万不要觉得工匠有贬低的意思。让一个只会种地的农民在板箱上作画，他无论如何都画不成景。请来一个画匠呢，他可以把喜鹊闹梅画得栩栩如生。王安忆也掌握了一门技术，她的技术是写作的技术，从技术层面上讲，王安忆的劳动和所有匠人的劳动是对应的。这是{dy}点。第二点，一个石匠要把一块石头变成一盘磨，不可能靠突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工。我读王安忆的小说就是这样的感觉，她的叙述如同xx我们往一座风景秀美的山峰攀登，不急不缓，不慌不忙，不跳跃，不疲倦，不气喘，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上攀。第三点，匠人的劳动是有构思的劳动，在动手之前就有了规划。王安忆写每篇小说，事先也有规划。除了小说的结构，甚至连一篇小说要写多长，大致写多少个字，她几乎都心中有数。第四点，匠人的劳动是缜密的、讲究逻辑的劳动。安忆说：“生活的逻辑是很强大严密的，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的演进。逻辑是很重要的，做起来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

　　但有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安忆她凭什么那么能吃苦？如果说我能吃点苦，这比较容易理解。我生在贫苦家庭，从小缺吃少穿，三年困难时期饿成了大头细脖子。长大成人后又种过地，打过石头，挖过煤，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如果我为写作的事叫苦，知道我底细的人一定会骂我烧包。而安忆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家里连保姆都有。应该说安忆从小的生活是优裕的，她至少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书看。就算她到安徽农村插过一段时间队，她母亲还给她寄钱，那也算不上吃苦吧。可安忆后来表现出来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让我佩服。1993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写作，让我帮她租一间房子。那房子不算旧，居住所需却是缺东少西。没有椅子，我从我的办公室给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没有窗帘，我把办公室的窗帘取下来，给她的窗子挂上。房间里有一只暖瓶，却没有瓶塞。我和她去商店问了好几个营业员，都没有买到瓶塞。她只好另买了一只暖瓶。我和妻子给她送去了锅碗瓢盆勺，还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买了一些方便面，她的写作生活就开始了。屋里没有电视机，写作之余，她只能看看书，或到街上买一张隔天的《新民晚报》看看。屋里没有电话，那时移动电话尚未普及，她几乎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安忆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为了减少聚会，专心写作，她没有主动和朋友联系。她像是在“自讨苦吃”，她说她就是想尝试一下独处的写作方式，看看这种写作方式的效果如何。她写啊写啊，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中午，我偶尔给她送去一盒盒饭，她很快就把饭吃完了，吃完饭再接着写。她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就这样，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写完了两部中篇小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安忆的习惯是在一个大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作，在笔记本上写完了，再用方格纸抄下来，一边抄，一边润色。抄下来的稿子其实是她的第二稿。她写作不怎么熬夜，一般都是在上午写作。她觉得上午是她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也是她才思最敏捷的时候。在整个上午，她又觉得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这个时间段创作状态{zh0}。她还有一个习惯，可能是她特有的，也极少为人所知。她写作时，习惯在旁边放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句子。在北京创作中篇小说《香港的情与爱》期间，我见她写下的其中一句话是“香港是个大邂逅”，这句话在黑板上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王安忆这样热爱写作，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她不写会怎样？或者说不让她写了会怎样？2008年9月中旬，我按照多年前的约定，请刘恒和安忆两家一起去河南，看她很想看的少林寺和龙门石窟。我打电话时，她没在家，是她的先生李章接的电话。李章说：“安忆刚从外地回来，她该写东西了。”李章又说：“安忆跟你一样，不写东西不行。”我对李章说，我跟刘恒已经约好了，还是一块儿去吧。第二天我给安忆打电话，她到底还是放弃了河南之行。为了写作，王安忆放弃了很多活动。

　　我估计，王安忆每天给自己规定了写作任务，完成了任务，她就心情愉悦，看天天高，看云云淡，吃饭饭香，睡觉觉美。要是完不成任务呢，她会觉得很难受，诸事无心，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写作是王安忆的{dy}需要，也是她生命的根基，如果不让她写作，那是不可想象的。

　　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我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安忆的写作，没有涉及她的作品，没有具体评论她的任何一篇小说。一个高人评论一个低人的小说，一不小心就把低人评高了；而一个低人评论一个高人的小说呢，哪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评仍然达不到高人的高度。我曾对王安忆说，我怕我写你写不好。王安忆说：“没事的，你写好了。”又说，“每个人写别人，其实就是写自己。”如果我有些地方写得还可以，说明我对安忆理解了；如果写得不好，说明我理解得还不够，接着理解就是了。

看着这些前辈的对文字的态度,让我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