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时有鲜花


筚路蓝缕时有鲜花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黄晓光行长自述教育背景和职业发展之路

“不论在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坚持做，有{yt}，冷不丁你发现自己已经在别人前面了。“

我是在1980年参加高考的，此前在一家生产外贸商品的工厂里做工，制作裘皮大衣上的皮草毛。我中学毕业的时代，还没有考大学的机会。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但是规定必须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去报名。我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领导不肯放人。捱到1980年春，我再次恳求领导：“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如果考不上我就不考了。”适逢厂里正要给表现好的前1%的工人加工资，领导明确地告诉我：“如果你去考大学，这个机会就轮不到你了。” “那我还是得去试试，”我说。领导最终答应了我的请求，但附加条件是：一不能请假，二要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因此，我的整个高考复习基本是在公共汽车上完成的。由于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外贸系统的工厂，加上有规定只能报考系统内的大学，于是，上海外贸学院便成了我{wy}的选择。1980年7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外贸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在华设立奖学金，我有幸考取了这一奖学金，去荷兰商业大学读MBA。1988年年底返回上海外贸学院任教。

作为新毕业的MBA，总是跃跃欲试地想在真实的商业领域里验证自己所学到的技能。不久，我辞职去了美资庄臣公司。八十年代末外商投资很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鎔基亲自带团招商引资，庄臣投资了6000万美元，是当时金额{zd0}的一笔外资引入。

加入庄臣后，我被安排到每个部门都实践一段时间，就像现在的管理助理一样。先在市场部，学习做品牌管理，内容包括怎样做广告，做计划，以及做市场推广、定位和研究。之后转到销售部，在那里我学会了怎样做渠道和分销。{zh1}一站是到计划财务部，学习做财务预测。在这些部门实践过后，我开始负责做商业整体运作资料，内容涉及营销预测，市场分析，销售业绩，生产计划和资金安排，以备总经理开月度例会之用。后来工厂越做越大；而我，已经熟悉了公司的整体运作，开始渴求更大的挑战。

在庄臣工作了一年多后的{yt}，我在从青岛回来的机场遇见了一位叫陈桂花的朋友，她在荷兰银行工作。适逢荷兰银行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经她推荐，我进入了荷兰银行。尽管当时我对银行知识毫无了解，但是敢于尝试新的东西。进入荷兰银行后，老板把在外滩筹建上海分行的任务交给了我。从选址、装修，到招聘、培训新员工，所有的基础工作我全部承担下来。渐渐在银行工作中得到乐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上海的两座跨江大桥南浦、杨浦相继起建，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如电厂也开始动工。荷兰银行积极投身了这股经济建设大潮。有我参与的由荷兰银行和浦发银行共同发放的外高桥电厂xx，是“解放后{dy}个由外资银行牵头的银团xx”，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参加了签字仪式。在以后的几年里，我陆续参与了一些有影响力的项目的谈判，例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的西太平洋炼油厂项目。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荷兰银行被评为{zj0}在华外资银行。

完成了诸多项目后，荷兰银行给了我去香港培训的机会，我{dy}次亲身体会到，上海和香港的金融市场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怎么着手呢？受惠于我先前做过老师的经历，我很快就找到了合适途径。那时，香港银行工会学校课程设置齐全，在香港银行界享有很高声誉，以致参加过培训的人都会在名片上特别注明一条：“通过香港银行工会培训”。我买齐了所有科目的培训教材，那套书非常昂贵，几乎相当于我在香港的七、八个月的津贴。买下书后，常常彻夜啃读，xx节假日都不肯休息。遇上有问题时就请教别人，然后在工作中体会消化，不知不觉中就长进了。受训结束返回上海亲友都嘲笑我：“从香港公派回来的人都会带上几大件，而你怎么买了一捆书？”事实上，在那一个时间段，我积累了比别人更多的知识，在专业知识方面猛长一截，工作中也感觉比过去自信很多。

在荷兰银行工作了四年多后，我得到了一个去阿姆斯特丹做银团xx的机会。但是在我已经填好了所有的表格后，新换来一个老板，了解到分行的运营状况后，他说：“黄，你不能走，你走了分行的业务就怕难维持，你得再留一年，帮我建立起一支队伍。”于是，我又留下来，帮上海分行做好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工作，建立起一支业务团队。一年后，也就是1996年，我获得了去新加坡分行工作的机会。

人生总是充满了机缘巧合。1988年，在新加坡的一个餐厅里，我偶然遇见了在上海分行工作时的顶头上司，荷兰银行的中国区总裁Bob McCormack先生。他来自于花旗，那时又回到花旗担任新加坡区域总裁。分手时，他叮嘱我给他打电话。我没打，可能那只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两星期后他让秘书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质问我为什么没打电话给他，然后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放下电话，赶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们先不谈。桌上是两张去上海的来回机票，你周六去上海，xx天再回来。到上海见花旗中国区总裁John .Beeman先生。回来后我们再谈！”这样，我来到了上海，在花旗故办公地联谊大厦里，见到了已经在花旗工作了三十多年的John.Beeman老先生，他是一个有经验的银行家。他花了三个小时与我谈花旗在中国的计划。那时候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听完后，我问了一个问题：“您认为在当前，在亚洲已陷入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宏图大略还能实现么？”老先生看着我，很真诚地说：“银行的战略，贵在坚持。花旗的战略是基于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制定的，是早已定好的。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新兴市场，很多事情是要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做起来。不论在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坚持做，突然有{yt}，发现自己已经在别人前面了。”他接着说：“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我做！”老先生的真诚打动了我。事实上，当时我已决定加盟花旗，不过我还是很有礼貌地回答： “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新加坡，我马上打电话告诉给Bob，他约我第二天吃午饭。我们去了Raffles Hotel,新加坡最早的一个饭店，古色古香。可是，人生中发生的事情总像是电影情节。就在我们坐定后，我当时的上司，荷兰银行新加坡区域总裁也来用餐，就坐在我旁边的餐桌。他看到我很惊异，我说我以前的上司请我吃饭。同是新加坡银行界的名人，他们此前也见过面。于是打过招呼，各自用餐。

一回到办公室，我的上司就推开门进来，问：“晓光，你是不是要走？”我很诧异于他的直觉，他接着说：“刚才和你吃饭的是谁？那个人很忙，不会在没用的事情上花时间的。”我解释说只是叙叙旧，他瞪着眼睛，扔下了一句“I don't believe that!”就走了。

显然，我必须马上作决定，事实上我要做的只是如何说服我太太，她那时在新加坡有不错的工作。经过商量，我们达成了一致：中国是个新兴的市场，尽管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强大的经济发展势头已经有所显现。人生就是这样，要敢于承担风险，看准了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