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南迁奔爹去

   1959年，鞍钢向伟大{lx}xxx家乡——湖南的湘潭钢铁厂支援一批建设者，我爹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政策是，家属户口不仅可随职工迁移，并且子女够条件的可入厂就业。爹考虑到家里上有79岁高龄的我爷爷，下有我们姊妹五个（大哥在鞍钢冶金工业运输学校读书不在家中），靠妈一个人照料太困难了，便决定举家南迁。

   俗话说：“穷搬家，富挪茔（坟）”。穷人搬家实属无奈之举，而且罈罈罐罐会越搬越少，因此也会越搬越穷的。自从决定搬家，大人们便开始张罗着卖家里的东西，由于着急走，几乎给钱就卖，甚至求人来买。房子一时卖不掉，就暂借给了生产队使用。离开家乡那天，我也记不得是坐什麽车，怎麽走的了，只知道在火车上吃的盒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至今再也没有品尝到那样的味道了。火车到北京是五一节的前{yt}，利用换车的空档，一家人游览了故宫，在长安街，我{dy}次看到象家乡“鳖盖虫”样的小轿车穿梭往来，吓得都不敢过马路。姐姐和我们哥仨还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二寸的黑白合影，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从这张合影中可以看到，在炎炎烈日下，我们四个人站成一排，我上身穿了件“撅腚棉袄”（瘦小的棉袄），棉裤的裤脚还露着棉花。这就是五十年前的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我{dy}次来到首都北京时穿的“新”衣，也是那时的真实记录。在逛故宫时我还遇到了一件事儿，至今令我难以忘怀。那就是，在一个卖糖块的摊位前，有一个牌子上写着：自己交钱拿糖，2分钱一块。我见无人看管，便放了2分钱多拿了一块糖，窃喜。后来才知道，那时是五八年“大跃进”刚过，宣传共产主义来到了，人们觉悟已“极大提高”，摊位无需看管。殊不知，那只不过是“上层建筑”的主观臆断罢了。在北京我们蹲了一宿票房子之后，便又登上了南去的火车。当我们一家七口从长沙火车站下车时，爹早已等在那里，见我们到了非常高兴，随即领我们去吃饭。在饭店，八个人刚好一桌。那顿饭吃得我是“沟满壕平”，肚子溜圆。其中有一个菜“最香”，是用一个很大的泥盆装的，爹告诉我那个菜叫“大杂烩”。难怪我至今还记得它，你想，一个农村来的穷孩子，{dy}回吃馆子，居然吃到了上面漂着一层油的菜，能轻易忘掉吗？ 到湖南当晚九点钟左右，我们就住进了位于湘潭四神庙的“新家”，爹忙着给我们烧水。听说用家乡的土烧水喝能适应当地的水土，我们从家走时特地带了一包黄土，爹把它倒进水里一起烧，给大家每人分了一碗泥开水喝，然后才安排睡觉。天亮醒来一看，那是一座刚刚搭起来的茅草房，墙上还没来得及抹泥，屋顶盖的是稻草。为了写这篇回忆，昨天我问姐姐才知道，我们原来分得的房子，在我们到来之前，被我那善良的爹借给了别人。但是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有了新家，走进了全新的生活。但是，万事开头难，更何况我们已经卖掉了所有的家当，已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了。八张嘴仅靠我爹每月四十几块钱工资来养活，其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