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勘中国烟花三角地企业库|免费b2b网站

撰文：黄茂军摄影：杨勇

在东经113.30～114.26、北纬27. 36～28.09之间，分布着中国的4个小城市，它们隶属中部两省的4个地级市，分别是湖南长沙的浏阳市、株州的醴陵市、江西萍乡的上栗县、宜春的万载县，从地图上看，后3座城市基本处在一条自西南向东北延伸的斜线上，它们和最北端的浏阳市，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三角地带，为世界烟花产业最为密集的区域。

据2009年11月“首届海峡两岸烟花爆竹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会”上披露的统计数字，2008年全国烟花爆竹产业产值已超过200亿元，出口达到5.2亿美元，这个数值是世界烟花市场的95%，而在这95%中，中国烟花三角地所占份额逾80%。每年的12月至来年的2月间（也就是圣诞节和春节期间）是烟花行业的销售旺季，有业内人士估算，80%左右的烟花爆竹产品，在年关的这三个月之内完成销售与消费。

在这样的时间探路这个三角地带，应该是合适的。

上栗篇：唐人李畋

上栗国际大酒店门前有条路，叫“李畋大道”。

在烟花三角地，“李畋”是个妇孺皆知的名字，浏阳、醴陵和上栗尤其，那里的人民坚信，就是这个1300多年前的唐朝人发明了爆竹，他们称李畋为“爆竹老爷”，为他塑像，建祠堂，在他生日的那天祭祀他，而且，和中国很多把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混为一谈的地方一样，每座城市都在固执地引经据典，证明自己才是李畋的故里。

幸好这种争执仅仅只存在于方圆几公里的范围。

在“百度·知道”中键入“李畋是哪里人”，你会有60条的收获，但归纳一下，其实只有三种答案：江南西道袁州府上栗麻石人氏，醴陵市富里镇麻石村人，家居浏阳大瑶东风界……所谓上栗麻石、醴陵富里麻石，其实是同一个地方，麻石这条小街，至今还是两省共同管辖，街北为赣，街南属湘，湖南的小媳妇，端着饭碗就过江西的娘家夹菜吃。

至于浏阳大瑶东风界，距麻石街不到10公里。

在1300年的时间长河中，它们实际是同一个空间。

李畋故居

冬雨笼罩下的麻石街凌乱且肮脏。

我注意到头前引路的陈道友在湿滑的泥路上步态有些踉跄，这位68岁的老人显然有些亢奋，对每一位遇到的乡党他都要介绍说：这是北京来的记者，来采访爆竹老爷的事——陈道友的家，与李畋的故居隔壁，从上栗县金山镇供销社退休后，陈道友就一直义务充当着“李畋故居”的守门人、讲解员甚至研究者的角色，我在麻石街期间，他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姿态领着我到处转。

“这是吴头，这是楚尾。”

陈道友在一座青石拱桥上左右比划，这座据说在基石上刻有“吴楚桥”字样的小桥，距陈道友家不到100米。为了具象湘赣两地边民的和谐，陈道友甚至找来一位湖南邻居和他分立“吴楚桥”的两端握手言谈，让我们拍摄。他告诉我，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来拍麻石街时，导演就是这样让他做的。

和浏阳、醴陵两地的李畋遗迹相比，上栗的“李畋故居”最为寒酸。

这座据说正在建设中的“李畋公园”，目前除了“李畋故居”之外，就是一座与故居相通的“龙王庙”和对面的“古戏台”，三栋建筑呈品字型排列，中间的空地，成为麻石街的一块公地，采访期间，我们甚至在这块空地上遇到过近百位村民围在一起，组成一个临时xx，见有生人来访，乡民们避之不及，纷纷作鸟兽散。

这让陈道友感到很不自在。

严格地说，“李畋故居”其实只有半扇山墙，里面供奉的李畋塑像和牌位表明，这半栋建筑应该只是文献记载中的“佑圣观”，而非李畋日常起居的“老屋”。据《萍乡地方志》记录：明洪武三年（公元1307年），上栗人民在“佑圣观”设立爆竹祖师神位，每年四月十八日，到“佑圣观”祭祀李畋。

这已经是李畋死后400多年的哀荣了。

但陈道友却坚持故居就是老屋，“李畋在这里生，在这里死”，他的根据就是屋后有一座南竹山，李畋当年就是用南竹山的竹子，发明了最早的爆竹。为了证明这点，陈道友小心翼翼地从自己家里端出一尊木雕李畋坐像。据说这尊神像一直供奉在“佑圣观”中，抗日战争期间，这尊神像流落到一位叫柳才福的花炮匠手里，直到2004年正月，上栗要修李畋公园，柳才福的儿子柳耀坤才把“李畋像”贡献出来。

“爆竹老爷手里端着的不就是竹筒吗？”

那的确是竹筒，但应该不是南竹山上的竹子。南竹山的竹子以孟宗竹为主，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毛竹”，不仅修长，而且粗壮；而李畋坐像所执的竹筒却是细细长长的一段，应该为篁竹所裁——传说当年猎户李畋将火药塞进竹筒里点燃引爆，祛瘴辟邪，他甚至成功地以此治好唐太宗李世民的怪病，而被皇帝敕封“爆竹始祖”。

最重要的是，他将这一技术造福乡里，润泽万民。

回到唐朝

2003年的{yt}，一本《李氏族谱》在距麻石街24公里的上栗县桐木镇被发现。在这本据说“一翻就烂”的族谱中，关于李畋有这样的文字：居江南道袁州府萍北麻石街北人世生于唐武德四年四月十八日太宗时应榜召入长安以百枚爆竹进京齐响生擒山魈敕封为李畋先师赏银千两以爆竹为业造福万民也。

我在麻石街“李畋故居”处，看到了这一记载的影印件。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

对于当时的秦王李世民而言，这一年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五月破王世充，七月杀窦建德，为刚刚开国的李唐王朝剪除了两个最危险的劲敌；九月，唐高祖以秦王功大、前代职官均不足以赏赐为由，为李世民专设“天策上将”一职，位在王公之上，增邑两万户，并开天策府，设置官属。

好运似乎意犹未尽，继续为秦王锦上添花。

这年秋天，李世民最喜爱的王妃长孙氏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已经是秦王得到的第五个丫头了，按说不足以让日理万机的他有“为人父”的新鲜与兴奋。但《唐史》记载，秦王不仅视若珍宝，取名丽质，更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诏封年仅7岁的李丽质为长乐郡公主，食邑三千户。

可惜的是这位长乐公主并不长寿。

公元643年，刚刚22岁的李丽质暴卒，悲恸的唐太宗把这个最喜欢的女儿葬在了自己的昭陵。当年长乐公主出嫁时，李世民准备按长公主嫁妆的倍数为她置办妆奁，为魏征所劝谏；安葬长乐公主时，李世民再也不肯屈服于礼制，以墓道中三道石门的高规格，来表达一位父亲对爱女的疼爱与宠爱。

这个时候，与长乐公主同龄的李畋，已经在他的家乡发明了爆竹。

采访期间，我注意到当地出版了不少关于李畋的书，因此着力搜罗了一些，发现多为演义——按那些小说的描写，李畋属于那种不好好种地的农民，成天架鹰走狗、挖药打猎，这种明显被美化、被拔高的生活，成为李畋发明爆竹的前提——究竟是贞观多少年李畋揭皇榜进京，应该是无史料可查了，迄今为止，记录李畋被唐太宗敕封一事的，除那份宗谱外，我再没查阅到第二份。

如果按照那些小说的说法，李畋是在他24岁那年携100个爆竹进京的，这应该是贞观十九年发生的事儿。

可贞观十九年太宗绝大多数时间不在长安。

这年的正月初七，玄奘历经17年的时间从西域取经回到长安时，太宗在洛阳，只能预令西京留守房玄龄迎待；二月，玄奘赴洛阳谒见太宗，太宗劝玄奘还俗未果，乃命撰《西域记》并居弘福寺译经；三月，太宗自定州北上，亲征高丽，直到九月班师。按照那个时候的行军速度，回到长安，恐已是隆冬。

李畋携爆竹揭皇榜，应该xx于传说。

中国式制造

从地理的角度审视李畋这个历史原点，应该是契合的。

在浏阳、醴陵、上栗、万载四城中，上栗居中，由此辐射西至醴陵，北到浏阳，东为万载，xx的罗霄山脉矗立在这个区域的西部和南部，其余脉如章鱼的触须，深入到这个三角地的腹部，构成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这些地理要素，不仅契合了李畋这个历史原点的存在，更为花炮技术的绵延，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要素。

这种供应是必须的。

比如黏土。你很难相信，无论是鞭炮还是烟花，都有一道“打泥底”的工序，那些火药的添加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里既有经济成本的考量，更有安全性的设计需求，一支华丽的烟花中，80%的重量来自江南丘陵的红壤。

还有就是对纸张的大量需求。

按照民间的传说，爆竹老爷李畋很快就认识到把火药装进竹筒里的不经济，他在去世之前，成功地找到了竹筒的替代品：纸筒。这个发明如此地重要，以至于纸张的耗费，占到了整个花炮制造成本的47%。江南丘陵丛生的茅草和山竹，为造纸业提供了充沛的原材料。

当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广泛的劳动力。

有必要强调的是，传统产业对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的依恋与依赖，除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分母之外，更主要的是家庭作坊这种生产方式，几乎把家庭中所有年龄段的成员，都动员起来进入各自能胜任的工序。

在一个难得的阳光充沛的冬日，我们第二次来到麻石街。

陈道友面有难色地要求我们不要抽烟，因为“到处都是晒引的”。我们这才注意到，麻石街很多人家的门前空地上，立着一个个线轴一样的木架子，这些线轴上缠绕着的灰黑色的线，全为裹满火药的引信，“一点点火星都会点燃来”，这真是一个让我们心惊肉跳的形容，尤其是看见一些孩子从引信阵嬉闹穿行……

在李畋故居的一个阁楼上，陈道友将一些原始的工具一件件搬出来，从卷爆竹筒的“扯凳”到制作引信的“引耙子”，陈道友一边讲解，一边示范。据说，现在要搜集这些工具并不很难，麻石街的很多家庭作坊尽管现在已经逐步用上机器了，但那些“土家伙”并没有全部扔掉，毕竟那些工具“几年前还在使用”。

这些工具中的一些，甚至在《天工开物》中就已经有记载。

我们不得不对祖先的聪明才智肃然起敬，那些发明往往简单而有效，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制造”，我曾经用“中国厨房”来形容这样的生产——简陋，原始，烟熏火燎甚至遍地狼藉，你很难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却烹调出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其实中国很多的家庭作坊都是这样的“中国厨房”：凌乱，不讲究，尘土飞扬，工具原始却有效。

原始有效的工具，降低了生产的准入门槛，使家庭作坊得以普及。

而更为有效的是工序设计的细密。

麻石街的一户居民为我们展示了“扯凳”的使用，将一张沾有糨糊的纸，摆放在一块木头的弧型凹槽内，然后拉动另一块凸版，两秒钟，一只爆竹筒就完成了。这位居民告诉我们，他们家4岁的孩子，都能胜任这样的工作。类似这样的工序，在整个鞭炮的生产过程中，居然有72道之多。

据说这都是拜爆竹老爷李畋所赐。

万载篇：烟花少年

2010年12月22日，农历冬至，万载。

万载花炮商会的会长曾小刚告诉我，当地人有冬至进补的习俗，“我们去吃狗肉吧！”这时，一位男孩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叫曾鸣，曾小刚说：“我儿子，刚从英国回来。”我恭维“曾会长后继有人”，脑子里却本能地蹦出一个词：富二代。

席间，曾鸣坐在两个女人中间。

年长的那位一直在说曾鸣晒黑了，曾小刚解释说，12月5日是泰国国王的82寿辰，香港荣声集团承接了泰王寿诞的焰火晚会业务，“我让他跟着见见世面。”饭后，我找了个机会问曾鸣，在泰国王宫放焰火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这个孩子回答说：没什么，有点累人，但挺好玩的。

10天后，当我再次遇到曾小刚时，他告诉我，曾鸣去香港了，到荣声学燃放。（补充说明一下，荣声燃放，在花炮业有头牌地位。）

曾鸣帮助我找到了进入万载烟花业的一个切入点，按照原定的计划，我应该从采访他父亲开始——曾小刚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也就10年的时间，这位曾经的政府官员起步很高，入行即从贸易着手，现在已是万载烟花业的领军人物——但曾鸣的“富二代”标签和“海归”背景让我更有感觉。

一

万载曾经为烟花的存在左右为难。

2001年12月30日，万载黄茅镇一家名为“攀达”的礼花弹厂发生爆炸，14条生命在蘑菇云中悲惨地逝去，殒命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为女性。事故发生后几天，我和当时《经济观察报》记者章敬平一起，奔赴万载采写了《万载悖论》和《江西退出之痛》等报道。

我们当时报道说：

花炮之于万载、上栗等花炮大县，其支柱地位怎么比喻都不为过。

查阅万载政府网站，一段简短的文字透露出丰富的信息含量：全县拥有大小花炮厂家300多家，厂房面积50多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花炮品种达3000多个，1999年花炮产量完成208万件，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税收达5080多万元。

枯燥的文字，一经熟悉万载县情者的解读，立即变得生动起来：万载县每4个半人中就有1个是做烟花鞭炮的；每1．5 元的工资，就有1元是靠烟花鞭炮发放的。

一位陈姓基层官员说，烟花鞭炮对万载而言，说好听一点就是血液，文教、卫生、基建等政府绝大多数的财政支出，离开烟花鞭炮便没法运转。说难听一点就是xx，明明知道“吸食”多了，会中毒会上瘾，但戒不掉。

那次事故，让当时江西的主政者痛下决心，坚持要用两年的时间，xx彻底退出“火药桶”经济。

现在回头看，当年的这个决定下得有些急了，决策层在考量民生的生命权时，可能没想到这个决策会威胁到地方经济的命脉，8年后的万载人，用“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这样的比喻，来评价当时的决定。曾小刚回忆说，当年他不得不将刚刚建起的花炮厂改成养猪场，通过卖猪崽来偿还银行的xx，“厂里近300工人全部下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跑到浏阳打工。”

这显然不是几个工人流失的问题。

那一年，曾鸣14岁，正在万载的一所中学读初中，这位少年当时应该没有想到，8年后自己会投身这个高危行业。尽管曾小刚再三强调尊重儿子的意愿，“不强求他一定要接我的班”——他甚至透露荣声已经计划在一年之后，会派曾鸣到德国工作——但就目前的态势而言，曾鸣接班，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二

上栗、万载等江西产地的烟花行业，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渐成燎原”。

不仅中国，其实全世界很多城市或乡镇都会让某一种产业种群性地附着，比如我在赣西一带游走的同时，距离万载不远的上高、高安和丰城等地，就正在形成一个中国建筑陶瓷的新的三角地——这样的现象是很能吸引人眼球的：几年前还是一片贫瘠的红壤丘陵，突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空间维，在时间维上同样体现。

比如景德镇。

景德镇的周边没有形成一个陶瓷产业“金三角”，但它在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都在陶瓷业孜孜不倦，我们习惯将地理理解为空间概念，而将时间概念命名为历史，其实二者之间为一个共同体——我在读李畋的演义时，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尽管是“往事越千年”，但类似种种一触摸到“李氏宗谱”中的文字记载，立刻就能幻化、立体甚至生动起来，我甚至可以看到非常具体的方位、气象与物候。

这很玄吗？

景德镇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时间概念？

我在《许知远在景德镇》一文中，写了我们在一个排挡吃饭时翻拣古瓷片的一幕，那既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触摸。久居此间的人，可能容易将时间简化为眼前，所以少思古的幽情，多当下的焦虑，间或会有一些未来的憧憬，也常常被现实的棒喝而脚踏实地。

这其实很无趣。

湘赣烟花三角地这个传统产业区的国际地位，类似景德镇。据说在世界各地燃放的烟花，95%是中国制造，而这95%的中国制造中，又有80%是来自这块三角地区域，所以这块区域也产生了很多的富翁。这些通过烟花的制造与销售富裕起来的家庭，有点类似景德镇那些通过画瓷器富裕起来的大师，不同的是，他们的钱要来得更为战战兢兢。

可这并不影响他们将烟花的衣钵薪火相传。

我认为，类似的传承，是一种产业在某一地区种群性附着的因与果——因为能挣钱，所以有继承；因为有继承，所以能发展——这应该是商业地理中一条重要的逻辑链。我们在过去的报道中，可能更多会关注到政府对一方经济的引导与扶持，而少有关注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

三

这种传承在黄宝峰看来简直就是一种宿命。

2001年，黄宝峰29岁，在北海市政府任职。几年前，他从哈工大毕业后，一杆子从北扎到南，“大海的那种诱惑实在是让人难以阻挡。”攀达事故发生后，黄宝峰{dy}时间从互联网上获知这一噩耗，他的父亲黄文华先生，当时就在距攀达公司不到30公里处的潭埠镇担任一家花炮厂的厂长。

没多久，黄文华就到北海来与儿子汇合。

“因为当时江西不让搞了，我知道广西对这个产业还比较扶持，所以就想过去寻找点机会。”2009年12月23日，黄文华在潭埠镇华泰烟花他的办公室回忆说，搞了一辈子的烟花生产，临到再坚持几年就退休的时候却失了业，这让他心生不甘。当时他正在研发一种能吐放色彩的xxx——几年前，他偶尔得到了一本日本人写的书，书中有彩烟的制作工艺记载，“不详细，但是很受启发。”

“我不是彩烟的发明人，而是首倡者。”

黄文华的这点声明，显然是对彩天科技主页上对他的介绍进行修正，在那上面，黄文华的头像被设计成一个LOGO，并且有“彩烟发明人”的文字标注。其实，对于在彩烟制造领域已经获得7项国家专利的彩天科技而言，强化自己的业界地位未必不是一种应该肯定的手段，考虑到这间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并且70%的员工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你会觉得黄文华的声明很可爱，也很OUT。

彩天科技的董事长就是黄宝峰。

2003年，黄宝峰辞去北海市政府的公职，回到家乡创业，和黄文华不同的是，他的公司并不急于涉足制造业。按照彩天员工的说法，黄宝峰是位很有煽动性的理想主义者，他到处挖人，充当一个猎头的角色。2007年春节，万载人龙辉武从德国回来过年，被黄宝峰拉住喝茶——龙辉武现在的正式身份是彩天科技的总经理。

龙辉武说，更多的时候，宝峰更像一个布道者。

彩天有一个概念，把彩烟命名为“日景烟花”。这是一个挺能吸引眼球的提法。千百年来，烟花只在夜空中绽放，白天的庆典，只能通过放飞气球和鸽子来渲染气氛，现在，这份遗憾由彩天来弥补了。有业内人士评论说：烟花，烟花，99%的企业在做花，只有彩天在做烟，这是典型的蓝海。

彩天的公司精神，与万载的城市气质严重不搭。

和中国很多县城一样，万载备受所谓“城市化进程”的蛊惑。簇新的马路很宽，但却泥泞，因为人行道上还没来得及铺设地砖；沿街的建筑物都被要求亮化，却非常民俗地五彩斑斓；城中一宝塔，据说是唐塔，却不可救药地被装修一新；准四星级的酒店按五星级的标准配置布草，电梯间却永远都有人在吞云吐雾……

据说有风投公司为彩天开出的{dy}张xx，就是希望公司搬家。

这是黄宝峰始料未及的。

四

彩天在万载是一异数，但并非惟一。

当陈仕梅端起茶杯以茶代酒祝我圣诞快乐时，我才反应过来这天是12月25日。类似的细节在这位据说是“万载{dy}女掌门”身上还有很多，比如她的公司很安静，洗手间很干净，没有异味，她不大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一些异域风格的包装纸，墙上有整整一面的照片，似乎是信手贴上去的，而另一面墙则是美国地图，全美的、佛罗里达的和旧金山的……

陈仕梅解释说：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来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些案头——2006年，陈仕梅从父亲手里接过金峰花炮的帅印时刚满30岁，那之前她一直辅佐父亲负责美洲市场的开拓，金峰花炮是万载{zd0}的外贸企业，这间公司在美国有自己的分公司，负责人仍是陈仕梅，每隔一段时间，陈仕梅都要飞过去处理一些相关事务，巡视市场。

“你在差异巨大的两个地方飞来飞去，困惑吗？有没有从天堂到什么的感觉？”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对于烟花制造而言，万载就是天堂。”

“为什么？”

“因为产业链完整，而且，我的人脉在这里。”

采访期间，我有一次和陈仕梅在“迪欧”坐，龙辉武走了过来，拥抱陈仕梅，喊她“姐姐”，原来俩人的父亲是异父同母的兄弟，他们操着万载方言亲热地闲聊，xx置我这个外人于不顾，我只好开玩笑地抗议说：你们这是G8密谋吗？别忘了当下可是G2时代。

老实说，我对类似的场面非常敏感。

这些“富二代”或者“海归”在他们出生的时候、甚至童年乃至少年时代，父辈还在治富的道路上奔走，巨大的机会与财富似乎一夜之间訇然中开，从寒门到豪门，并非传说中的关山重重，而是如此快捷与便利，这是当下中国社会上演的最令人激动与神往的童话，中国制造与中国机会，其实就在这几年。

这在烟花制造业尤其明显。

在烟花三角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豪华的门楼正在修建，几乎每一家突飞猛进的烟花企业都更像富人的山庄，但不管规模如何庞大，工厂建设的基本元素依然是手工作坊，在那些丘陵的每一道皱摺里，都藏着一间工棚，为了让万一出现的爆炸不至于出现糟糕的连环与群爆，有的讲究的企业，每三个工棚甚至只有一位工人在作业。

支撑日益膨胀的烟花市场的生产方式，原始而有效。

这些原产于中国贫瘠丘陵的产品，市场却每每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有统计数据显示，在200亿的市场份额中，来自发达国家和富裕地区的订单占了九成。

这一残酷的事实，是陈仕梅们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往来无碍的惟一理由。

晒引信

浏阳篇：资本诱惑

魏平先生显然是忘我了。

他手舞足蹈地在我们面前口若悬河，这让一次常规的采访变得更像观摩一场表演，你得承认魏平先生感染力的巨大，尚处在想象中的那场橘子洲头的焰火晚会，被这位德阳汉子用川普描摹得美仑美奂，甚至活灵活现。

魏平坚信，上市公司“浏阳花炮”最终会为他的疯狂设计xx。

2009年{zh1}的几天，魏平从华盛烟花西南区总裁的职位，调到浏阳总部。

2009年6月29日，华盛烟花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市名称：浏阳花炮。股票代码：FWK。该公司是湖南省{dy}家在多交所上市的公司，也是湖南省{dy}家在北美上市的公司——其实，早在2001年8月28日，“浏阳花炮”就已经在上交所上市，股票代码：600599。吊诡的是，2008年8月22日，“浏阳花炮”宣布更名为“熊猫烟花”，股票代码不变。

这才有10个月后，华盛烟花以“浏阳花炮”的名头在多交所上市。

魏平说：“浏阳花炮”，名头多好，他们居然不要，看不懂！

功夫熊猫

魏平说的“他们”，叫广州攀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攀达”）。

攀达，英文“PANDA”（熊猫）的中文谐音。在烟花业中，没有人不知道广州攀达、熊猫烟花和浏阳花炮之间的纠葛与演义，关于它们的报道，一直在中国{zj1}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中持续，2008年、2009年尤其热烈。

2008年8月，“浏阳花炮”不仅更名为“熊猫烟花”，更是把更名时间挑在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之间，“熊猫烟花”因为是这两场仪式的主要烟花供应商和燃放者而名声鹊起；至于2009年的“熊猫烟花”，投资中国A股市场的股民，无法不对它8、9月间的强势表现记忆深刻。

广州攀达的创始人叫赵伟平，他还有一位合伙人叫赵卫成，是他的同胞兄弟。

2001年12月30日，万载的攀达事故就发生在这俩兄弟旗下的工厂，弟弟因此锒铛入狱，而哥哥却幸免。这次我在万载期间，曾经和赵卫成取得过联系，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现在失业了，到处晃悠。”而万载的业内人士均证实，8年前发生过爆炸的攀达公司，依然是熊猫烟花的一个生产基地，具体负责的正是那位自称失业的赵卫成。至于赵伟平，万载的人说在浏阳，浏阳的人说在广州，广州的人说在北京，北京的人说在伦敦……

俩兄弟都有点神。

考虑到他们执掌的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只有根据那些已经正式刊发的报道，来还原一下广州攀达在资本市场的长袖善舞。

2009年9月4日，《新京报》在“熊猫烟花大股东套现630万股”的大标题下，披露了广州攀达的资本运作过程。

上交所网站前日（9月2日）披露了熊猫烟花（600599）出现两笔合计金额高达1.23亿元的大宗交易，合计股数630万股，正好为其大股东广州攀达集团所持解禁股股份，但未见上市公司公告。

“2日晚间已经把全部的解禁股卖完了。”广州攀达集团董事长赵伟平昨日（9月3日）下午向记者证实此事。

大股东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占到总股本的5%却并未出现公告，赵伟平昨日（9月3日）对此解释说，“公司已经将公告递交到上交所。”谈到减持原因，其称“大股东有投资项目需要钱”。此前他曾表示，在广州建五星级酒店需要资金。

据熊猫烟花公告披露数据计算，2008年12月17日至2009年9月2日，广州攀达累计减持1259.9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9%。减持后，广州攀达仍持有上市公司5341.6万股，占总股本42.39%，仍为控股股东。

这篇报道还附有“相关”栏目，对攀达当年入主“浏阳花炮”做一回顾：“2005年，为抵偿欠款，熊猫烟花前身浏阳花炮两股东将所持的浏阳花炮10.71%的股权抵偿给广州攀达。2006年广州攀达通过拍卖、交易从浏阳市财政局获得4567万股国家股变成大股东。广州攀达共持有57.69%股权，控股总成本约1.5亿元。”

{zh1}，《新京报》的这组报道援引《证券时报》的消息，得出结论称：“广州攀达累计减持股票套现已过2亿元，意味着已收回投资并提取了5000多万的收益。”

东信集结

早上7：30，东信烟花集团的董事长钟自奇准时拨通了我的电话。

他是来接我的。

按照计划，我们要赶到24公里外的沿溪镇去，那里既是钟自奇的老家，更是东信的生产基地。钟自奇说：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处理。我赶紧说：你忙你的，你只要让我跟着你就可以了。接下来的事态证明，我这个笨策略是多么的幸运与正确，因为这{yt}钟自奇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受两位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的审计访谈。

“你们准备上市吗？”

“正在做上市辅导。”

“计划在哪个交易所上市？”

“深市。”

“聘请了哪家券商？”

“招商银行。”

在等待德勤的过程中，钟自奇建议我去看看东信的生产基地，我表示非常愿意，他于是喊司机——原来整个东信占地3800余亩，十几家工厂的1600多栋建筑分布在沿溪、三口两个乡镇，这些企业涉及烟花制造的全部环节，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只转了其中的两家，就已经快到中午了。

东信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晚会的主要焰火供货商和燃放队。

东信燃放公司一位叫唐向阳的经理夸耀说，他们是中国燃放技术{zj1}实力的公司。据其介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东信负责了整个龙形水系上的焰火燃放，这是整场焰火晚会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因为有3．5公里长的空间跨度，需要多台燃放设备同步，程序编排复杂不说，更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着严苛的要求。“5号至8号燃放点就在‘鸟巢’的东北、东南两个出口附近，最近的距离不到60米，参加表演的所有演职人员都从这两个口出入，所以不能有半点的闪失。”

类似唐向阳的说法，钟自奇在接受德勤的审计访谈时也多次强调。

东信有一份五年发展规划，钟自奇提供给德勤审计时我也看了一眼。内销、外销、燃放、其他（包括造纸、包装、印刷、造硝、原辅材料贸易等）四大块，块块盘子都很大，后三项任务非常接近，而内销项则是外销的倍数。

总体来说，这是个齐头并进的计划，感觉四处开花，用力均匀。

这种感觉和东信的股份构成非常类似。钟自奇在四兄弟中行大，东信的股份构成是：三个弟弟和钟自奇夫人每人12%，余下的52%全部是钟自奇的。据说东信的管理层分工也是如此，每位股东各领一块，董事长统管全局。

那天傍晚时分，我见到了钟氏四兄弟中的另两位。

暮色苍茫中，就在东信总厂的院子里，老大、老三和老四并肩而立，交流着{yt}的工作问题和解决办法，老大保持着{jd1}的xx与严肃，两位兄弟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只看着哥哥……这样的场景据说是经常性的，“他们兄弟很和谐，”钟自奇的司机告诉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不知道这样的和谐，在狼奔虎突的资本市场会遭遇到怎样的冲击与震荡。

浏阳，浏阳

2009年的{zh1}{yt}，浏阳市委、市政府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商议的主题就一个，全力以赴扶持东信成功上市——如果东信能如期在三年之内上市，那么浏阳将拥有3家上市公司，而迄今为止，其他烟花产区还没有一家。xx一点，浏阳成为中国烟花三角地的核心产区，就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有必要说说浏阳这座城市。

这次采访，我有意识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入浏阳，一是长沙方向，一是上栗方向。两个方向居然都要穿越漫长的隧道才能进入浏阳，上栗方向是天马山隧道，全长500米，而长沙方向的蕉溪岭隧道群更夸张，居然近4000米之遥。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隧道的开凿，浏阳会闭塞成什么样？

浏阳人现在到外面招商，散发的材料上一定少不了“距省会长沙60公里，距黄花国际机场40公里”的交通便利强调，但这一现实其实只有13年多一点的历史，在1996年蕉溪岭隧道群交付使用之前，长沙人视浏阳为咫尺天涯，长沙俚语中，至今还有人说“睡觉”是“发浏阳梦”，那意思是梦很长，就像到浏阳一样漫长。

现在，在烟花三角地中，浏阳是距省会城市和国际机场最近的城市。

对于严重依赖外贸出口的烟花业而言，这是成为中心最关键的一点。

每天早上，浏阳花炮市场边巨大的停车场马达轰鸣，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型卡车司机们各自忙碌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这些超长、超高和超宽的货车，在为浏阳运输繁荣的同时，也带来隐患——网上一直有浏阳人在呼吁政府，禁止那些运输花炮的重型卡车从蕉溪岭隧道通行，他们有理由担心那些只顾着多拉快跑的卡车司机，某{yt}会莽撞地将浏阳人的宝贝隧道撞塌，炸塌。

政府面对这样的请愿，只有苦笑的份儿。

他们问：你不让他从这走，你让他往哪儿走？

为了安全起见，政府把烟花制造企业纷纷往山里赶，可这些企业上了山后才发现，要把制造好的产品运下山是如此的艰难。浏阳有个国际性的NGO总部，叫国际烟花协会，该组织的秘书长刘东辉先生最近几年忙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下奔走，打通烟花物流这一卡脖子环节。我采访刘东辉时，注意到他当时的办公桌上有一份关于疏通烟花物流的调查报告，于是索文拜读。

刘东辉警告说：如果流通管理部门直接采用“一关了事”的办法对烟花爆竹采取运输关闭、停运措施，不排除将有部分人会铤而走险，采用违规违法的方式运输烟花爆竹，这些运输都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容易导致更多爆炸等安全事故出现——这就像2001年攀达事故后的江西，一宣布要退出火药筒经济，湘赣边界的湖南一侧就立马红火。

“很多时候，政策资本比货币资本更能兴风作浪，立竿见影。”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