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22 07:21:00 来源: (广州)
尽管中国商人用他们的勤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的漠视,也带来了很多麻烦。一些中国企业老板由于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与当地雇员发生冲突,导致官司缠身,甚至引发民族冲突。 作者:马欢 黄昌成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走在当地{zd0}的市场中,恍惚间,你会以为自己是在中国传统的小商品集市,因为这里到处挂满了“Made in China”的鞋子和内衣。 正在修建的公路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工人们正肩并肩在工地上忙碌着,城市上空充斥着钢筋混凝土的味道。 城市另一端,一所职业学校刚刚建成,上百名当地学生坐在教室,学习如何和中国商人打交道。当地政府部门和医院的办公室里,来自中国企业的计算机专家们,正试图将这个国家带入21世纪的网络世界。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发现,非洲到处都充斥着中国的影子;也就是在这一夜之间,大批中国商人拥入。他们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商人一样,勤劳勇敢,生意也做得不错,却始终和当地有些隔阂,他们正试图给这片古老的黑色大陆,注入新的增长活力。 宝贵的处女地 采访中,他坚持要记者称呼他为“同总”。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他,放弃了在中央电视台网络中心的工作,来到了尼日利亚。 “当时由于有同学在尼日利亚做服装生意,可以有机会帮我办这边的签证。加上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办,我想去看,就先选择来这里边学语言,边创业。”“同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和很多在非洲的中国商人一样,{dy}次创业的他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当地市场需求不了解,走了不少弯路,甚至有“被人骗了好几万货物”的经历。尽管如此,他对这片土地仍然满怀希望。 “我对非洲市场很看好,虽然目前只经营服装,但未来想把它做强做好后再开展多项经营。”为了坚守这份生意,“同总”已经决定,春节不回家过年了。 许先生来非洲的时间要早得多。得力于四位兄弟的帮助,他在赞比亚的建筑生意正蒸蒸日上。据他介绍,1991年他刚来的时候,整个赞比亚只有300个中国人,而现在,“估计早就10倍不止了”。 如今,许先生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办公室里,还挂着xxx的画像和传统的中国日历。他正准备将生意扩大到邻近的安哥拉和刚果地区,还打算投资煤矿。“这是一片宝贵的处女地。”许先生感叹。 在旅非学者刘植荣看来,这些案例并不稀奇:“非洲号称世界上{zh1}一座金矿,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非洲做生意?官方也没有准确数字。目前,约有100万中国人在非洲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以建筑和商业居多。”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冲刷非洲海岸之时,来自中国的商人们,正推动非洲迸发出一波空前的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的买卖 “我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曾留意看了一下,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国援建的会议中心、妇幼医院、市政厅广场、多功能体育中心等项目。”这几年经常出访喀麦隆的刘植荣感叹道,“而这仅仅是非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我们对非洲各国的援助规模可见一斑。” 早在2006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国家主席xxx宣布了对非务实合作八项政策措施,使中国对非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八项措施包括: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xx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为非洲培训培养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高级农业技术专家等。而据统计,自北京中非合作论坛结束以后的3年中,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就达9次之多,访问的国家达到25个之多。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的外交支出为230亿元,其中108亿元用于对外援助,援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中非关系进一步得到稳固。 “ 中国政府援助非洲的项目主要由国有企业实施。”据刘植荣介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世界银行、非洲银行等国际银行的投资项目中很有竞争力,因为中国企业会用欧美国家三分之一的价格投标,在非洲公开招标的建设项目,只要听说有中国人参与,欧美国家的企业几乎就不参与投标。在塞内加尔,针对一个污水处理项目招标,中国人的报价还不到法国人的三分之一,气得法国人拽自己的头发。 2008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攀升至1070亿美元,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非洲{dy}大贸易伙伴—这一数字较10年前整整增长了10倍。而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与发展的资助,也已增长至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构的xx旗鼓相当的水平。 “中国制造”无处不在 政府的资助,让商人们看到了投资的希望。“中国不仅把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大陆看作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视为一个投资机遇。”有专家认为。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冒险家不远万里来到了这片大陆,寻找机遇和财富。 “中国人在非洲开办企业,是受当地政府鼓励的。因为开办企业要雇工,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再有就是纳税。”刘植荣说。 刘植荣还记得2009年5月12日在喀麦隆的经历:“那时,我与喀麦隆政府官员Samba先生坐在车子里穿过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我指着街道两边的商店自豪地对他说:‘你看,商店里有80%的商品是中国制造。’”这些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在非洲比其他产品有着更加有利的地位。 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最多的就是服装、小家电、五金和摩托车。相较西方人的谨慎,中国商人更愿意进入一些规模小而灵活的领域,xx中心、饭馆、小裁缝铺、药店,所有能迅速赚钱的他们都干。 与之相应,相比西方投资者那自大的“多管闲事”和“过度操劳”,中国商人的低调行事,似乎更能得到当地居民以及官员们的青睐。 安哥拉经济学家何塞·凯拉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在当地更受欢迎,就在于他们并没有西方那种自我主义和高高在上的态度。“对于他们(西方人)来说,我们只能倾听,不能发言。”他说道。相对而言,对非洲人来说,中国商人既不会多管闲事,也更加平易近人。 为满足中国商人的需求,非洲各国政府建了很多免税区,中国的投资者和实业家可以在这些区域享受免税待遇。 种种利好因素下,即使是在去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率大幅降至人口增长率以下的时候,中国商人仍然没有降低对非洲的投资热情。 “非洲之路”依然遥远 尽管“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企业在非洲技术含量并不高,产品虽然价格便宜,但也顶着质量不佳的坏名声。 在非洲坦桑尼亚做志愿者的小玮至今还记得当地人对“Made in China”的评价:“在坦桑尼亚,人们经常会说‘Chino’一词(当地斯瓦西里语,指代中国制造的产品),泛指价格很便宜,但是质量实在不行的产品。有时会说,哎呀,我又买了一个‘Chino’,过两天又要换了。” 刘植荣也记得当年和非洲当地的官员交谈时,对方曾经反问过:“为什么不见有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在非洲跑呢?”刘植荣透露,在非洲,即使是中国企业,很多也不用国产汽车,而是选择日本的丰田和三菱。“原因很简单,国产汽车质量不过关。”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商人用他们的勤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的漠视,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据了解,一些中国企业老板由于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与当地雇员发生冲突,导致官司缠身,甚至引发民族冲突。 塞内加尔作家兼新闻记者盖伊(Adama Gaye)的《龙与鸵鸟》一书中,也记述了他多年来观察到的中国人与当地的文化隔阂:
“ 中国人不同当地人融合,他们生活在非洲的那种格局有点像种族隔离。他们只同同族人交往,如果实在必要,才同当地人接触,比如要做生意的时候。中国商人大多能说几句蹩脚的英语或法语,能够应付出售商品就足矣。中国人从不嫁娶当地人,这也说明他们对非洲民俗和文化没有很大兴趣。” “我想呼吁所有在非洲的中国人,一定要尊重非洲人民的传统文化,尊重非洲人民的宗教信仰,尊重非洲当地的法律法规。否则,我们在非洲的利益不会长久,因为这是个感情的问题,一旦非洲人民对中国形成了一个观念,他们就要xx华人和华货了。”刘植荣告诫道。 而目前,中国商人的“非洲之路”,仍然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