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诸葛亮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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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读《三国演义》，总觉得有两个诸葛亮的面影在眼前晃动，驱之不去，双双徘徊。诸葛亮是活在国民大众中的家喻户晓的文学典型，他早已成了“共名”。毛宗冈很有艺术鉴赏眼力，他把诸葛亮与关羽和曹操并称为《三国演义》的“三绝”。作为“共名”，曹操成了“奸”的化身，关羽成了“义”的化身，而诸葛亮呢，经常的说法是“智”的化身，诸如“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莫做事后诸葛亮”之类，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共名的。但诸葛亮往往又是另一个意义的“共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诸葛一生惟谨慎”、等等——他又是“忠”地化身。到底是“智”还是“忠”？毛宗冈倒未给予认定：“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是的，“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二者都能在演义的形象描绘中找到根据。那么，是否可以说“智”和“忠”是人物形象的两个侧面呢？当然可以，但又不xx是。不然本文就无从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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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是二而一，又是一而二的。他既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又是忠贞和智慧的迭影。一个智慧的诸葛亮，一个忠贞的诸葛亮；一个喜剧的诸葛亮，一个悲剧的诸葛亮；一个轻松，一个凝重；前半部偏于喜剧，后半部偏于悲剧；民间的艺术的诸葛亮多偏于喜剧，士大夫的历史的的诸葛亮多偏于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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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出茅庐，诸葛亮以他的博望烧屯和白河用水亮了相。新野弹丸之地，三千新练之兵，让二十万曹兵落花流水，他以自己的天才指挥使关张折服，证明了刘备的确是“如鱼得水”，证明了智慧的不可战胜。接着奉命使吴，联孙抗曹，“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赤壁大战的重头戏的导演和主角，似乎不是周瑜，而是诸葛亮。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到星坛祭风和智算华容，包括其余波的三气周瑜和柴桑吊丧，尽管是曲折艰险惊心动魄，但他却是轻松愉快、神机妙算、指挥若定、一路顺风、所向披靡，处处表现得比周瑜——更不要说曹操了——高明得多。赤壁大战，基本上完成了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的塑造。其后的一切，诸如拓三郡、取巴蜀、定汉中、南征北伐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不过其补充使其更为丰满罢了。“智”的诸葛亮，神机妙算，轻松幽默，是超人，是喜剧人物。形象的刻画中，更多艺术虚构，口头传说和下层艺人贡献的成分较多。因而形象鲜活生动，拙稚天真。诸葛亮初见魏延，即喝令推出斩首，理由是魏脑后生有反骨，久后必反云云。这纯粹是“小说家言”——刘备逃亡的最困难时期，在荆州冒险斩关夺门以迎接；攻取长沙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黄忠、杀韩玄，忠心耿耿，贡献巨大，不破格重赏反而以“推出斩首”作见面礼，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于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说话”或杂剧xx的叙事逻辑，犹如今天的戏说，为了噱头和强化艺术效果，这类艺术假定是得到读者和观众的认可的。“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诸葛亮自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段时间是刘备集团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在艺术家笔下，诸葛亮却表现得最为轻松自如，最富喜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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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半部的诸葛亮则是忠贞执着谋国宗臣的化身。汉魏之际，簒弑频仍，不光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将忠诚和信义的道德假面撕得粉碎，即使江东孙氏政权，几十年间，君臣骨肉之间的猜忌攘夺乃至残杀也接连不断，唯独偏居一州的蜀汉政权，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稳定，高扬着正义与合法的旗帜，这xx是诸葛亮的人格魅力造成的奇迹。“受托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而且还矢志北伐，执着于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夙愿，知其不可而为之，“鞠躬尽瘁”，直到“死而后已”，这时的诸葛亮，不再像前期那样潇洒而轻松，指挥若定，更多的是谨慎而凝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同样是执法，“智算华容”赦免关羽是做人情，轻松愉快，皆大欢喜；而“挥泪斩马谡”则期期不敢废法，追思先帝且自贬三等，结果是“大小三军，无不流涕”。悲剧笔法取代喜剧笔法，艺术的诸葛亮让位给历史的诸葛亮。这种变化，不xx是人物自身处境和性格的演变使然，不能排除艺术形象形成的历史以及塑造的方法等因素。七擒孟获和陇上装神与后半部整个风格不够协调即其表现，前者笔法有似《西游》，毛宗冈曲为之辩，一面说它不像《西游》“诞而不经”，一面又说它“《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后者损害了小说艺术结构体系的完整：孔明既会“缩地法”，唱“空城计”时何不用之？二者的运用与“借东风”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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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是小说为我们塑造的另一个xx典型，他是“义”或者说是“忠义”的化身。在这一人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两重“忠义”标准的浸润与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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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诸葛亮不同，艺术的关羽与历史上的关羽差别更大。说到《三国演义》的局限，人们一下子就会想到“正统观念”，它是以刘备为代表的，关羽所“忠”的当然也是这个“正统”之“义”，不然的话，自宋以后，历代统治者也不会对他那样逐步升级地大加封赠了。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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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的“义”其实经不起“正统”的认真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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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接受中的关羽，给人印象最深、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他的“降汉不降曹”的一段故事。“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这里的“义”绝非正统的“忠义”，它是“儒”与“侠”交融的产物。“众人待我，众人报之；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新恩虽厚，旧谊难忘”，关羽的心目中那里有什么“汉室”与“正统”，他要“酬”的不过是“兄长”与“曹丞相”而已。“义释华容”的是非在《三国》的解读中向有争议。是的，因酬私谊而卖放头号国贼，毫无原则，关云长白渎《春秋》了，何“大义“之有！与此相关的是后来的“雪弟恨先主兴兵”，刘备的一意孤行倾国伐吴往往也受到人们批评，而且，“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此举对蜀汉的事业还铸成千古遗恨。其实，二者乃解读《三国》的大关结：没有“义释华容”，关羽就不成其为关羽；同样，没有“伐吴雪恨”，人们也永远不会原谅刘备——这正是“三国”精神的精髓之所在。赵云是伐吴的旗帜鲜明的反对派：“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的回答是：“朕不为弟xx，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忠于桃园结义誓言，刘先主的回答掷地有声。是的，“子龙有古大臣之风”，诸葛亮无疑更是正确的，他们的立场是汉室正统和蜀汉政权的根本利益。但刘先主不同，他非得忠于桃园结义不可，广大读者所期望于他的也是这样。徐渭就说过：“先主，英君也，为侯xx，宁失其国而不悔。”“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三国演义》开宗明义{dy}章，桃园精神是这部稗官小说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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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结义无君”，它的“义”绝不等同于封建时代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正统的“义”。当然，它们相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是也，有似于“水浒”的“替天行道”，而刘备，在小说中则是“仁君”的化身，这一点也是它能够存在的前提。其次，它是正统的“义”的宽泛化。“义者，宜也”，统治者总是把“忠”放在{dy}位，谁都期望自己的统治传之万世。然而自古无不亡之国，“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相情愿没有用，改朝换代仍是家常便饭。故而每当群雄逐鹿之际，“忠”就必须与“义”结合，内涵就模糊起来了。在《三国演义》中，董承、伏完、吉平忠于汉室是“义”；沮授、王威、张任、王经忠于一家一姓——不论其“主公”如何——也是“义”；张辽、文聘、严颜等先是不屈，后来“择主而事”建功立业也是“义”……真是，成则为王败则贼，行而宜也之谓义了。在封建的道德范畴中，“义”有着很大的宽泛性和模糊性。关云长式的“忠义”的解读，就占了这个便宜。再次，桃园之义是“侠”化的产物。重然诺，酬知己，轻生死，它与荆軻、聂政们一脉相承。{zh1}，关羽的“义”还带有“水浒气”。宋元之后，下层社会发展市民社会崛起，他们对儒与侠的“义”加以浸润改造，作为自己的旗帜和联系内部的纽带，江湖好汉、绿林英雄、行帮、从黑社会到农民起义，甚至民国年间的西北军，他们都爱打这个旗号，有的迳奉祀关羽，标榜桃园。这一切，“三国”的桃园结义精神，正是其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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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的“义”，是封建社会后期市民社会崛起下层社会对主流意识浸润的产物，同时，它也是统治阶级有意无意对之加以利用的结果。对于关羽的奉祀超过孔子，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这样解释：“愚以为侯之所以致人于此者有二：君子见其大……众庶见其小……”他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浸润利用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关羽的形象也是二而一复是一而二的。小民心目中的关羽与士大夫是大异其趣的。毛宗冈时代的关羽已经被抬到吓人的高度：“武圣”、“大帝”和“帝君”，已经超凡脱俗为圣为神仰之弥高不可平视了，所以，即使在小说中也尽量为关羽避讳，以“公”称之，往往出自敌人之口也曰“云长”，似很不合理，以致今人不得不频频为之“校理”。其实就“三国”的文本而论，关羽的形象远不够“超凡入圣”。他的“降汉不降曹”固为圣者所不屑，就是他的骄矜自负、不顾大局也远不够“高大xx”而及乎“圣”。蜀汉的半壁江上托付给他，诸葛亮郑重其事交代他“南和孙权，北拒曹操”八字方针，这实际上是“基本国策”，然而他始终未能很好贯彻执行，最终也因之误国害己，丧失荆州，身首异处，遂使诸葛亮为刘备制订的“隆中决策”也成为泡影。孙权主动联姻，拒之则可，何须如此粗暴。要求入川与马超比试，诸葛亮写信给他戴高帽，他美滋滋地“自绰其髯”“将书遍示宾客”；后来又因黄忠而拒受汉中王的“五虎将”之封，公开宣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卒同伍”，这些都表现得器识屑小，不识大体。说起来，这类描写都是有损于这位圣人的“光辉形象“的，但小说为什么还要这么写呢？对此，论者往往从小说“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角度去解释，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至少很不够。只有联系到这部小说的特殊的成书过程才好理解。一方面，作为历史演义，在大的走向上它必须符合历史，不好随意改变关羽失荆州走麦城的结局；更主要的，我们必须看到，靠着通俗文艺塑造出来的关羽的形象，是下层大众认可的圣人，与士大夫心目中的高大xx、超凡脱俗的“圣”是大异其趣的。正如近日市民大众之追星，“星”是大众的情人，身上寄托着此时此地大众的情趣，即使是男盗女娼，也可成为炒作的本钱，也不妨其为“星”。故关羽之为“圣”，也带有“星”的成分——它是封建社会后期市民众庶的“义星“，正是下层民众和主流文化的共同操作，才使我们的“武圣人”成为这个样子。比起杂剧和平话中的关羽，毛宗冈批评《三国演义》时，则是拼命地将他往正统方面拉，往往不惜牵强附会，曲为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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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高儒《百川书志》用四句话来概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或者说创作的过程的特点：“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词，通好尚”。正是这样，它以通俗文艺为基础，又依傍历史，在审美倾向上要兼顾上层社会和下层众庶的好尚，在情节上要考虑它所演义的这段历史的完整性，因此，在创作过程中难免融和、糅合乃至拼组。这样一部世代积累型历史演义小说，它的思想倾向、人物塑造、艺术结构甚至文体风格等方面，都留下了特殊的创作成书过程的明显的痕迹，而“两个诸葛亮”及“两重忠义”现象，不过为其突出表现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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