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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与医学服务中心暨医药科技公司戴天岩
第二，利用政策和临床技术优势，拿来患者。大医院的资金积累，主要是靠抢夺基层医院的患者资源，并不是靠科研力量。比如一个xx脑热病人，作为病人选择优质医疗是合理的，但作为大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争夺xx脑热病人就不合理，搞得三级医疗网建设乏力，缺少内需的驱动，特别是社乡医疗机构沦落到倒闭和缺医少药的地步。所以，医改政策强调要医疗公益化、加大社乡投入、双向转诊制、三级医疗的科研基础等，当然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利用临床学术推广的优势，拿来外资企业（国际制药公司）的科研实验室或科研设备或课题，行不行？这里我不做太多的表态，以免引起太多的外资企业的歧义。因为财力的悬殊，外资制药企业，出手很大方，捐助医院实验室，捐助医院设备，捐助专项科研基金或活动等等，外资制药企业得到了什么？它们要谋求的就是学术推广和媒体公关的地位，卫生部部长在各类会议三令五声强调：发扬国产药，抑制外资高药价。但是发改委的定价、医院的临床用药都挡不住“实惠”（也可以说是重磅“糖衣炮弹”）。任何的利益所谓无偿“拿来主义”背后，我们就得接受一系列的潜规则和义务。中国的科研，还得依靠中国政策支持并且依靠医院自身的财力支撑才能够完成。
长期的“拿来主义”，导致三级医院头重脚轻，本来三级医院是以科教研为中心，但现在是以临床医疗为中心，客观地说，是以诊疗普通病患者为中心，医生每6分钟诊疗一个患者流水作业根本不希奇了，在这样的环境，医疗专家怎么产生呢，我不知道。专家留给科研的时间少了，毕竟每天承担了80%的时间诊治普通病患者（医生几乎是全负荷，很疲劳了），还得带本硕学生，还有20%的时间（一般是周六日都用上了）参加走穴技术推广教育，专家之所谓成为专家，多是因为走穴技术推广教育的成功，全国的医生均是大串联，参加各种继续医学教育活动，专家医生也忙个奔走不停，还能有几个专家潜心钻研和留在科研实验室里搞科研。想一想，时间不容许，环境背景不容许，功利驱动也不容许。
长期的“拿来主义”，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转化整合医学乏力。基础医学中的很多成功科研、成熟技术，是可以在临床应用的，但是临床医学上都没有应用，我们得反思两个问题：一、医院的疾病诊疗，特别是分子检验实验室，我们能够应用多少项？现在很多疾病诊疗不出问题来，就让中医科去“望闻问切”，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医院的中心实验室（或科研平台）是一个公共科研服务资源，应该满足临床医学针对患者的各类分子检测检验需要，这对疾病诊断是有利的，中国的分子检验几十项，国外的有几千项，究竟是临床对科研实验室应用不起来，还是临床大夫对科研没有兴趣？根本问题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脱节的问题，这属于转化整合医学的范畴，也是一个螺旋式促进发展的问题，不是单一依靠哪一方就能够完成的。我们需要不需要弥补这个差距？我们怎么弥补这个差距？二、科研实验室，对医院究竟是临床还是基础的问题。大多数医院不具备科研人员或基础医学的科研人员，就比较亲睐于B超、CT之类的设备，简单啊，容易操作啊！中国的很多医院对分子医学的科研要么兴趣不大，要么还是停留在医院要赚快钱的历史高度上，客观地说，“十个医生九个商人”，医生追求的不是科研和医技提高，而是怎么经营和赚钱。二级医院搞个临床应用为主的分子实验室（含临检）也许就是高科技和科研行为了，而且又有多少医院又能够长期坚持科研和把科研进行到底呢？再换句话说，基础医学生，大多远离了医院，就业也远不如临床医学生抢手，失业也大有人在，与中国的医院大量缺少临床应用实验室科研人员、技术人员相比，主要还是在管理层院长的思维导向出了问题。只要带有一点点科研色彩或者稍微费点力气解决的问题（如分子检验等），都不是太热衷。诊疗患者，一者是诊断，二者是xx。不是现在传言很多误诊率高吗？我认为，不能xx怪医生，医生都很用心费力了，医院的所有诊断医疗设备能用基本都用上了（为了确诊病情，大xx也没有办法），但还是有很多诊断不出来，只能靠经验主义或主观臆断了，客观地说，医生不能准确诊断病情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医生诊断项目（包括大量的分子诊断项目）根本就没有，医生是无米下锅；（二）另外，就只要靠医生的经验来判断了，经验主义是最有用，但比起实验和仪器定量也是最没有用的。
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三级医院围绕科研而开展的工作，如兴建各类科研实验室，如高精尖的生物芯片实验室、生物芯片科研平台、生物芯片等解决方案等，实验室是我们开展科研的先决条件，有了实验室和专家技术人员就能够围绕临床去开发xx、疫苗、诊断试剂、临床技术和方法等，这是一个方向。就中国的三级医院的科研实验室建设的实际情况看，不建议一哄而上，而是应该围绕医院的专科、重点病种方向去建立实验室，鉴于三级医院处于中国医改过程的长期转型阶段，很难甩开临床，建议科研实验室（生物医学、生物芯片实验室、生物芯片科研平台等）建设应该按照医院的资源去合理规划、整合原有的实验室资源或设备，避免实验仪器的重复采购，集成为一个中心实验室（科研公共服务平台），实验室的建立应该通过国家的认证，不是自封的实验室。实验室应该能够满足六成临床需要（临床产品输入，直接在临床上使用，产生收益）和四成科研需要（能围绕长期科研课题开展科研公关和医药研发工作）。建议实验室建立，可以由第三方机构承担，如国家发改委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科技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xxxx实验室、有条件的大学等。承担实验室的建设单位，目标不以实验室的建设完成为达标，而是能够就医院专科、重点病种科研提供长期的科研技术服务，在科研服务中，通用生化技术输出、基础医学科研技术解决方案是重点，实验室设备输出是次重点，医院能从单一依赖临床科研逐步转向和基础医学结合，进而形成自己的科研特色和产学研优势。
三级医疗网（主要是县二甲医院）的医学实验室建设，考虑到科研基础的薄弱，就应该xx依赖第三方机构来建设，建设的目标是临床生化产品的临床应用，比如：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肿瘤标记物检测等，实验室的目标90%都是满足临床的直接需要，10%为了科研的需要。实验室的临床产品主要还是采用“拿来主义”，即建设一个生物及生物芯片实验室后，主要还是满足各类生化、生物芯片产品在临床上的直接使用，不建议做医药研发工作，主要还是现有产品的临床应用和直接使用。这是和三级医院明显不同的地方。
中国的医疗转化整合上不去，不应该责难任何一方，有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也与大多数医院院长的惯性思维有关。对于医院而言，科研上不去，主要还是因为基础医学和科研技术水平跟不上，这是事实，如果要解决科研基础薄弱的问题，就要不但在能力和条件具备的医院普及建立科研实验室（生物及生物芯片实验室等），重点是要有相关的科研机构（如发改委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大学等）介入，提供科研技术的长期服务和支持，形成产学研联盟，是一个重要思路。在医院科研的过程中，需要形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三方科研机构”合作的框架，医院的科研服务单靠医院自身难以解决，在卫生政策制订和科研合作灵活性方面，卫生厅局应该给予医院（二级以上医院）一定的自主权，也要在科研经费申请和科研项目立项上给予{zd0}的支持，这才能使中国整体的基础和临床科研上一个新台阶，也能够使得中国疾病防控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换句话说，中国医疗科研能否上去？不在内而在外联也！
科研实验室，不但能针对传染病防治和疾病综防综治，也能把很多科研院所的xx技术转化到医疗临床应用中去，如果不能深入做好专业领域的临床应用，就很难把理论和基础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产品和服务，医院需要技术的输入，很多生化（生物芯片）技术也需要输出到医药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产业的价值，也才能真正达到服务于患者的目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H1N1发生流行前，就能够做出全流感快检芯片或其他快检解决手段或xx，今天的流感防控起码不至于这么被动，作为医药卫生行业，我们如何才能先决和预知做好科研准备？如果在大多数的二级以上医院都具备一定的生化科研和xx条件，能做到收治H1N1患者，防控的压力会减轻很多。如果很多三级医院都具备生化产品研究研发能力，通过短期集中课题公关，特别是在检测检验试剂、灭活疫苗、xx研发方面，都能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医院的科研合作，特别是生化及生物芯片实验室建设方面，在医疗领域必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明天！（生化及芯片实验室建设、生物芯片科研合作、生物芯片技术合作、生物芯片等设备采购、技术转让与交流、芯片投融资服务，请联系：生命科学与医学服务中心暨医药科技公司，戴天岩 主任、总经理，手机：13051069337，E-mail:davad311@126.com，msn:davad311@hotmail.com,qq:104974415。）
